小议“拟声字”

中国语言中有许多拟声字。如在诗经中所保留的“拟声字”：伐檀：坎坎伐檀兮的“坎坎”二字就是拟声字，是伐檀的声音。坎字的原意本来是会意的“视觉形象”凵：張口也。象形。凡凵之屬皆从凵。。易经中的坎卦也是以“坎”的视觉最初的“形象”来推演出“意义”的。 在诗经“伐檀”这首诗里，坎的“视觉”形象已经被扬弃了。坎字完全是作为“音符”来发生作用。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代人也有伐檀的“生产活动”，并在伐檀的生产活动中，凭着自己的听觉，和模仿力，扑捉到了“伐檀”的声音。但是，按逻辑推理，要能把“伐檀的坎坎之声”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且是用“权威的”，“通行”的“公认”的“约定成俗”的“文字符号”来记录下来，大概是过了很长的时间了。 

拟声字获得“文字”形象，肯定要比拟声的“智力行为”要晚得多。人类的发声器官和群居生活是语言发育的物质基础。但是要把拟声的“声音”赋予“书写”形象，并不是简单的事。这取决于书写符号的发育。因而在早期的语言发育过程中，群居的生活使拟声的“语音”成果保留在民间的语汇中。但是它们的“书写”符号要等到一个经济政治上都获得“权威”的文明，和专门的“文字精英集团”出现后才有可能。这有待于“书写符号”的出现，而且书写符号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本身的“义核”的携带功能，成为“音符”的载体，也就是“声音符”。

伐檀的“坎坎”之声还不是歌咏诗人的拟声，拟型，拟境，拟态，拟感受的唯一记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卷一”里提到了如下的例子：这些字都是视觉，听觉，感觉的“强名之”的“诗意审美”，都来自“诗经”：

1：“喈喈”逐黄鸟之声：这个喈喈（jie）是纯粹的谐音字，拟声，以口字旁来会“声从口出”的意思，可以是鸟口，也可以是人口。皆是声符,在这里没有意思，但是它不是单元素声音符号，它的原来的所携带的“义核”防止它成为纯粹的“音皮肤”。

2：“喓喓”学草虫之韵：诗人发现了“韵”，也就是发音时反复出现的声音，--要（ao）。这时，人类已经发现了声音，语音制造的“生理”限制。人类的发音器官不可能无止境地“创造”“音型”。音型的原件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人类用这个元件名指客观世界的种种对象和现象，逐步创造了“符号”。

3：“廬令”之“廬令令”，纯粹地拟声。

4：“大车”之“大车槛槛“，纯粹地拟声。

5：“伐木”之“伐木丁丁”，纯粹地拟声。

6：“鹿鸣”之“呦呦鹿鸣”，纯粹地拟声。

7：“车攻”之“萧萧马鸣”，纯粹地拟声。

8：“灼灼”（zhuo)状桃花之鲜，此是视觉感受的传递。

9：“依依”尽杨柳之貌，杨柳依依是视觉形象，依依之态是拟已经存在于语言中的“流行语”。按说应写成“木衣”，但用“人衣”则是不是强调了杨柳依人的“诗境”呢？

10：“杲杲”为日出之容：杲杲是日在树上的“会意”字，有两个单元素构成：日，和木。是视觉处理的“文字”，不是“谐声字”，那么这个杲的发音是从哪来的呢，必然是已经存在于人民的口语中的。 杲字的视觉形象和“口语”语音“非逻辑”的锁扣，造成了杲字的“标音符号化”的可能性，但杲字不是单元素符号，它没有没能够成为“声符”的“最佳候选”。在这个“杲”字中，声音的“听觉”信息完全没有被携载和传达，需要说文解字的专家“许慎”来“切”，作“标音”的“工作”。 

11：“漉漉”拟雨雪之状：漉漉并不是下雨和下雪的声音的唯一“选择”。雨“哗哗”的下，是最“准确”的“拟声”。“悄悄”地下是“下雪”的感受传达，下雪似乎是无声的。 “漉漉”二字是指湿漉漉的“感觉”，倒是“谐声字”，用“三点水”的“义旁”来指示“雨雪”概念的“质地”，用“鹿”作为纯粹的“声符”来模拟“下雨和雪”的湿漉漉的感觉。从听觉上来考察，倒象是车马行走，压撵泥泞和冻土的“辘辘”之声音。 可谓通感的又一例吧。

这些都是“属彩附声”的诗意审美行为。钱钟书把这称为：象物之声（echoism)。他指出“稚童学语，呼狗“汪汪”。而狗叫不用口字边写成“口王”的并列字，肯定是因为“水王”的“汪”字，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流通”频率，就把水王的汪直接拿来指示口语中已存在的“wang，wang ”之声了。 

钱先生还引了：呼鸡喔喔（wo ),喔是谐声字，口字边加“屋”，其实拟鸡鸣的也可以写成“呜呜”，“唔唔”，“噁噁”，“嚄嚄”，也都未尝不可，但是用“屋”，还是携带了一点“视觉信息”，鸡在屋顶上叫吧。

青蛙的叫声“阁阁”，也有“呱呱”，汽车的声音“嘟嘟”，也都是拟声，不是“状态”，可以归入诗人的“通感”的表达。

钱钟书先生区别“巧言切状”和“象物之声”，指出这两者不可“同年而语”。 有完全拟声的诗一首，通篇拟声：

“鸠”：（新安文献志甲集卷五八，作者江天多）三禽言，第三首：

布布毂，哺哺雏，雨，苦！苦！去去乎？ 苦！吾苦！苦！吾顾吾姑。”

通篇依声，还寓意。此“禽言诗”正是靠谐音字的声音来入诗，但是选择的“鸟声”，还依然携带了“义”核，如“苦”，不尽是“音符”，还是“义符”，表达了感情的寓意。这正是汉字的三维“音，义，形”同体的特点才可以有此“妙语”。 

最初的书写符号是从岩刻，从宗教画符和占卜的记录中逐渐发育出来的。 这些书写符是“无声的”“啞符”。这些符号必须“非逻辑”地和当时的语言逐渐“扣合”。使“象形”符，和“指意”，“会意”符所“携带”的“声符”逐渐地独立出来，成为声符的“指认符”。有了相对独立的“声符”后，声符抛弃了自身所携带的“义核视觉形象”，仅仅起“语音”的指示作用，这样才能出现对“拟声”字的“符号记录”。字符才可能变成“有声”的，而这个“革命”是汉字走出困境，进入谐音字的关键。 

西方的“拼音”符号是充分发育的“标音”符，它已经彻底地扬弃了“视觉”信息，也就是“象形”的“形皮肤”，而成为纯粹的“音皮肤”，成为“单元素音素”皮肤。正是这种语音记录体系才使西方文字和中国文字的早期发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书写道路。但是“音，义，形”三合一的“中文书写符号”也自发地克服了自己的“有形，无声”的“困难”，逐渐地把“音皮肤”固定在“形义”符上，而使某些书写符号成了“语音”的单纯“载体”，这个扬弃“形符”中的“视觉信息”的“革命”使中文走出了“三维”载体的“混乱”，而以后起的“谐声字”为符号发育的“主要手段”，再加上汉字本身的“四声”的“辅助”识别功能，通过汉字书写符号进行交流的“混乱”得到了“矫正”。中国的古典文字的训诂学正是“应运而生”，完全是为了廓清“书写符号”的“载音，又载形”的双重指认带来的混乱而诞生的一门学问。  

无论是标音符号还是象形符号，一个书写符号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纯粹”，“单一”的“代表”性。它必须是只代表一个内核的符号。不管这个内核是“语音",还是“形符”，这个符号不能是“兼有”的。凡是兼有“标音”又有“象形”的符号都不能被称为“纯粹”的“指示符”，也就是说它还存在着“符号化”得不彻底，还有发生“歧义”的可能。

西方的标音符号就是字母。它完全扬弃了对象的任何“视觉信息”，而成为“语音”的指示符。它并不是以复合语音指示符来发生功能，而是以单一的“语音”指示功能来发挥作用的。 英语的26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音符（辅音或元音）的指示符。在这个指示符中，你看不到声音的“形状”，也看不到最初视觉所摄取的任何“象形”信息。

汉字的情况就不同了。 汉字的最初发育，和其它文字的发育过程都必然经历了‘视觉’交流的阶段。这就是岩石刻画，陶器刻画，竹帛，金石刻画的过程。这些刻画并不携带可以“听到”的“语音信息”，它携带的只是可以通过“视觉”破译的“义核信息”。从视觉入手描募客观是一切文明和文字发生的必然途径。这是因为最初的刻画是宗教仪式的记录，并不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符号。刻画之图，是图不是符，符是“单一”的，是“纯粹元素”的“指认”。而图则是复合元素的“指认”。通过视觉的处理渠道，人类只能获得视觉的二维的信息平面。这个图文的平面可以有许多信息，但是却不可能是由“固定”的“可以反复组合”的“符号单纯元素”来指认的。 视觉刻画的另一个致命短处就是它和语音的“完全”隔绝。在视觉图符的传达中我们不可能听到语音的传达。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没有声音的信息传递是不可长久的。没有语言的文明不可能存活，但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却可以存活。语言的便携力和传达广度远远超出了视觉信息的传递。因而许多文明都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依然活泼地存在着。汉字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语音和字形无法“一目了然”的符号。学习汉字的困难也在于这个复合“困境”。看到的不一定读出来。读出来的不一定“正确”。这是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劣势”，也是汉语的“难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