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再探讨：

形声字是汉字发育的途径之一。 东汉的汉字语言学家把汉字的“人造法”归为六种，其中形声法就是在象形，指事，会意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 象形，指事，会意都是从视觉渠道来“目”写的结果。把眼睛摄入的印象“视觉化”，就出现了“文和字”。 这个字的语音在象形阶段是无法“眼读出声”的。 在指事的阶段，这个“字”也是无法“眼读出声”的。在“会意”阶段，这个字也是无法“眼读出声”的。 所谓眼读的意思，就是看见就能读出声的。 那么以象形造字法造出的“字”的读音是怎么“传递”的呢？ 没有'视觉’记录音符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读法是如何确定的呢？本人认为是根据后人对前人的'韵书’的“反向研究”，并参考“方言”，和后来的“西方拼音法”，并人为的“硬性规定官方发音”来“整合普及”出来的。

战国时代是“諸侯力政，不統於王”的时代。“言語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中国，大概官话就是长安地区的“方言”。发音也是长安地区的“发音”。这是所有“经济，政治，文化，强势集团”的“霸权”。为秦始皇效劳的“宗教，文职”精英人员也就是“文字，语言委员会”的成员。 李斯就是“语言文字委员会委员长”。 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还作“倉頡篇”，拉“仓颉”神圣大旗，作文字语言统一大业的“虎皮”。不过孔夫子的“儒家”的教育体系很“霸道”，孔夫子弟子都是“语音，文字”专业户，他们都是儒家文字语言的“传人”。孔夫子书写“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许慎说他们都是用“古文”。左氏是'瞽人”， 他能言，不能写，他的“发音”是什么“方言”？ 许慎说“厥意可得而说也”。许慎的“可得而说”，是指“可言”，还是“可令人高兴而喜悦”？ （说和悦是同形异义，异声）他们可能操“山东方言”。他们的口音和长安的口音大概不一样。秦国很快就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的汉朝。他是操另一种方言的。“长江流域”的“楚，越，吴”方言在汉朝一定进入了“大融合”的“同化”过程。

文字的“同化”比较“语音”的同化容易。汉字的普及是可以容忍“语音”的“差异”的。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官方语音和文字”的“传递渠道”。有虞，夏，殷，周都有官学：庠，序，校，瞽宗，頖宫，辟雍，米（广加禀）都是贵族子弟学文化的地方。

汉朝时，文字“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但是“目读”还是很成问题。许慎说“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

译文：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

可知，能读书的人不多。这个给孝宣帝读仓颉的人，肯定是有口音的。这个人是“目读”仓颉篇的“语言大师”。但他是“孤证”。他目读“仓颉”的准确性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东汉的“说文解字一书，由许慎作。他是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他的口音可以在现今的河南话里听到。他的说文解字，主要是“单字视觉破译法”。汉初以来的文字研究有《仓颉》、《爱历》、《博学》三书合编为《仓颉篇》，共3300字。西汉末，扬雄的《训纂篇》共5340字，东汉贾鲂的《谤喜篇》共7380字。《说文解字》里面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比《谤喜篇》还多了1973字。 不论《尔雅》对于汉字的训诂，《方言》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或《释名》的音训，《切韵》、《广韵》的声韵，无一不在《说文解字》的范围之内（按： 许是视觉处理法）。

（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76b1f0100gxwv.html）

在许慎收集的9，353个字中，有形声字7，679个。这就意味着这7，679个字是可以直接“目读”的。（虽然读音不一定标准，不像现在网上的康熙字典，有一个“读音器”为你“示范”读音，让你可以直接“听”到“标音”。 ）另有1，674个字是重文。在北宋时期，徐铉等人作了校订。其中在校订中对原书的编排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包括：把原书十四篇各分上下，增加反切，增加注释，增加了一些见于古代典籍的文字——新附字。

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

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完全不同于“说文解字”。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汉字直接“目读”的难题而创作的。它为汉字的“语音视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唐初，已有人批评《切韵》分韵过细，不利使用，说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与当时的口语不尽相合。和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较，切韵并没有发育出单一对应“元音”和“辅音”的“音符”标记体系。一个元音（韵母)，或辅音（声母）不是只有一个“标记符”，而是有数个。这个人造'语音'标记符号体系还没有达到纯粹“音标”的“单一性”。作为符号，一符一音素的纯粹符号并没有“被人造出来”，用来“切韵”的“字符”，还不断造成“误读”。谐声字的声符的“多样化”使汉字的数量徒增,汉字有大量的“不流通”的字符。 

 汉语文字的音韵训诂学兴起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解决目读“字义”的“困境”。上文的“增加反切”，是到了宋朝，也就是说“依据的是宋朝人的语音”。“说文解字”有了“反切”语音标识，才使这部字书有了'声音’。《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原音韵》是专为戏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记录下活跃于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至于这个语音系统是否能代表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无疑是现代北方官话的源头，代表了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75.htm）

文字和语言都为“载义传递”而造。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语音载义”，一旦这些“语音”视觉化，这些已存在于民间口语，口音，语音，语言的“音义视觉化”，就是字符。这个“视觉化”的字符，是“象形视觉”。“象形视觉符”和它所指认的“义核”结婚，就成了“语音的视觉符”，实现了'义，音，形’三合一。这个三合一的视觉符也就自然成了“语音”符。所以“形声字”的出现，是人造书写符的更高级阶段的产物。偏旁化了的“单字”，因其已经实现了和语音的“结合”，就可以当音符来造形声字。就是“音符”的前身。 它们获得了“视觉外衣”后，就可以以“音符”“表音”的身份来造出“汉化”的“外来语--方言”。此时的“形声符”的“形义功能”已经“简约”为“偏旁”符的“属类”标记。这类“形声字”的“义符”已经不是绝对必要的。 形声字的“声符”使民间语言中存在的大量“语音义”得以实现“视觉化”--字符化。

许慎把人造文字的第三中方式成为“形声法”。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質和叫法，挑選可相比譬的聲符和義符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屬此例”。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的不可“目读”的困难得到的“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是也产生了新的“目读混乱”。这是因为做为“形声字”的“声符”字，并不是“专一”的音符，而是由数个“近异形字”来标识的。 也就是说，一个单音节的声符可以有数个“同音异体符”，在不同的汉字中表示同一个“单音节语音”。

例如“bi”音节是有数个“义”的“音义组合”。“bi ”可以代表：比，辟，必，币，彼，闭，等等。在用“辟”来做“声符”的字中，就可以因“bi”这个语音在具体“语境”中的“联系信息”加不同的“偏旁”。辟：与走相组合，构成“避”，因为这个“bi”义语音是在“逃避”的“语境”中使用的，而逃是要“足”的参与。壁也是“bi”义语音，但是这个“bi ”是用在“墙壁”的“语境”中，所以就用“土”--土墙来参与“字符组合”。“bi ”义语音，还可以音指“璧”。在这个“语境”中，Bi是“玉石”，所以就用“辟加玉”。辟是音符。它的原义被“扬弃”了。 

就单音节携义的汉字语音的特征，从单音，单字的角度来考察，一个“语音单音节”可以“携载”众多“不同的义”。这在单字造字方面就是“生产了”大量同音异义半异体字。例如“bi”还可以造成其它“同音异体，异义”字，如:“比”字作声符：毕，毙，庇（pi)妣，哔，跸，芘。（在这个比为声符的组合中，B 和 P 都出现在一起），因而这些“组合声符字”并不准确地“标记“声母：b 或 P”，这就是“声符”不纯粹，一音有多种“切字”的“缺陷”。

汉语的语音研究就是'音韵学’。古人的语言声音是不可能被今人“即时”听到的。 但是语言和语音的“稳定性，继承性，硬性传递”是我们还可以从今人的方言读音和古代的韵文诗歌的押韵韵脚来“研究”的。诗经的韵脚，形声字和谐声字都是汉语语音研究的依据，并是汉字最终发育成可以“目读”的以谐声字为主的书写文字的必要造字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