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再探讨:
形声字是汉字发育的途径之一。 东汉的汉字语言学家把汉字的“人造法”归为六种,其中形声法就是在象形,指事,会意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 象形,指事,会意都是从视觉渠道来“目”写的结果。把眼睛摄入的印象“视觉化”,就出现了“文和字”。 这个字的语音在象形阶段是无法“眼读出声”的。 在指事的阶段,这个“字”也是无法“眼读出声”的。在“会意”阶段,这个字也是无法“眼读出声”的。 所谓眼读的意思,就是看见就能读出声的。 那么以象形造字法造出的“字”的读音是怎么“传递”的呢? 没有'视觉’记录音符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读法是如何确定的呢?本人认为是根据后人对前人的'韵书’的“反向研究”,并参考“方言”,和后来的“西方拼音法”,并人为的“硬性规定官方发音”来“整合普及”出来的。
战国时代是“諸侯力政,不統於王”的时代。“言語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中国,大概官话就是长安地区的“方言”。发音也是长安地区的“发音”。这是所有“经济,政治,文化,强势集团”的“霸权”。为秦始皇效劳的“宗教,文职”精英人员也就是“文字,语言委员会”的成员。 李斯就是“语言文字委员会委员长”。 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还作“倉頡篇”,拉“仓颉”神圣大旗,作文字语言统一大业的“虎皮”。不过孔夫子的“儒家”的教育体系很“霸道”,孔夫子弟子都是“语音,文字”专业户,他们都是儒家文字语言的“传人”。孔夫子书写“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许慎说他们都是用“古文”。左氏是'瞽人”, 他能言,不能写,他的“发音”是什么“方言”? 许慎说“厥意可得而说也”。许慎的“可得而说”,是指“可言”,还是“可令人高兴而喜悦”? (说和悦是同形异义,异声)他们可能操“山东方言”。他们的口音和长安的口音大概不一样。秦国很快就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的汉朝。他是操另一种方言的。“长江流域”的“楚,越,吴”方言在汉朝一定进入了“大融合”的“同化”过程。
文字的“同化”比较“语音”的同化容易。汉字的普及是可以容忍“语音”的“差异”的。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官方语音和文字”的“传递渠道”。有虞,夏,殷,周都有官学:庠,序,校,瞽宗,頖宫,辟雍,米(广加禀)都是贵族子弟学文化的地方。
汉朝时,文字“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但是“目读”还是很成问题。许慎说“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
译文: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
可知,能读书的人不多。这个给孝宣帝读仓颉的人,肯定是有口音的。这个人是“目读”仓颉篇的“语言大师”。但他是“孤证”。他目读“仓颉”的准确性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东汉的“说文解字一书,由许慎作。他是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他的口音可以在现今的河南话里听到。他的说文解字,主要是“单字视觉破译法”。汉初以来的文字研究有《仓颉》、《爱历》、《博学》三书合编为《仓颉篇》,共3300字。西汉末,扬雄的《训纂篇》共5340字,东汉贾鲂的《谤喜篇》共7380字。《说文解字》里面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比《谤喜篇》还多了1973字。 不论《尔雅》对于汉字的训诂,《方言》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或《释名》的音训,《切韵》、《广韵》的声韵,无一不在《说文解字》的范围之内(按: 许是视觉处理法)。
(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76b1f0100gxwv.html)
在许慎收集的9,353个字中,有形声字7,679个。这就意味着这7,679个字是可以直接“目读”的。(虽然读音不一定标准,不像现在网上的康熙字典,有一个“读音器”为你“示范”读音,让你可以直接“听”到“标音”。 )另有1,674个字是重文。在北宋时期,徐铉等人作了校订。其中在校订中对原书的编排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包括:把原书十四篇各分上下,增加反切,增加注释,增加了一些见于古代典籍的文字——新附字。
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
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完全不同于“说文解字”。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汉字直接“目读”的难题而创作的。它为汉字的“语音视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唐初,已有人批评《切韵》分韵过细,不利使用,说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与当时的口语不尽相合。和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较,切韵并没有发育出单一对应“元音”和“辅音”的“音符”标记体系。一个元音(韵母),或辅音(声母)不是只有一个“标记符”,而是有数个。这个人造'语音'标记符号体系还没有达到纯粹“音标”的“单一性”。作为符号,一符一音素的纯粹符号并没有“被人造出来”,用来“切韵”的“字符”,还不断造成“误读”。谐声字的声符的“多样化”使汉字的数量徒增,汉字有大量的“不流通”的字符。
汉语文字的音韵训诂学兴起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解决目读“字义”的“困境”。上文的“增加反切”,是到了宋朝,也就是说“依据的是宋朝人的语音”。“说文解字”有了“反切”语音标识,才使这部字书有了'声音’。《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原音韵》是专为戏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记录下活跃于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至于这个语音系统是否能代表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无疑是现代北方官话的源头,代表了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75.htm)
文字和语言都为“载义传递”而造。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语音载义”,一旦这些“语音”视觉化,这些已存在于民间口语,口音,语音,语言的“音义视觉化”,就是字符。这个“视觉化”的字符,是“象形视觉”。“象形视觉符”和它所指认的“义核”结婚,就成了“语音的视觉符”,实现了'义,音,形’三合一。这个三合一的视觉符也就自然成了“语音”符。所以“形声字”的出现,是人造书写符的更高级阶段的产物。偏旁化了的“单字”,因其已经实现了和语音的“结合”,就可以当音符来造形声字。就是“音符”的前身。 它们获得了“视觉外衣”后,就可以以“音符”“表音”的身份来造出“汉化”的“外来语--方言”。此时的“形声符”的“形义功能”已经“简约”为“偏旁”符的“属类”标记。这类“形声字”的“义符”已经不是绝对必要的。 形声字的“声符”使民间语言中存在的大量“语音义”得以实现“视觉化”--字符化。
许慎把人造文字的第三中方式成为“形声法”。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質和叫法,挑選可相比譬的聲符和義符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屬此例”。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的不可“目读”的困难得到的“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是也产生了新的“目读混乱”。这是因为做为“形声字”的“声符”字,并不是“专一”的音符,而是由数个“近异形字”来标识的。 也就是说,一个单音节的声符可以有数个“同音异体符”,在不同的汉字中表示同一个“单音节语音”。
例如“bi”音节是有数个“义”的“音义组合”。“bi ”可以代表:比,辟,必,币,彼,闭,等等。在用“辟”来做“声符”的字中,就可以因“bi”这个语音在具体“语境”中的“联系信息”加不同的“偏旁”。辟:与走相组合,构成“避”,因为这个“bi”义语音是在“逃避”的“语境”中使用的,而逃是要“足”的参与。壁也是“bi”义语音,但是这个“bi ”是用在“墙壁”的“语境”中,所以就用“土”--土墙来参与“字符组合”。“bi ”义语音,还可以音指“璧”。在这个“语境”中,Bi是“玉石”,所以就用“辟加玉”。辟是音符。它的原义被“扬弃”了。
就单音节携义的汉字语音的特征,从单音,单字的角度来考察,一个“语音单音节”可以“携载”众多“不同的义”。这在单字造字方面就是“生产了”大量同音异义半异体字。例如“bi”还可以造成其它“同音异体,异义”字,如:“比”字作声符:毕,毙,庇(pi)妣,哔,跸,芘。(在这个比为声符的组合中,B 和 P 都出现在一起),因而这些“组合声符字”并不准确地“标记“声母:b 或 P”,这就是“声符”不纯粹,一音有多种“切字”的“缺陷”。
汉语的语音研究就是'音韵学’。古人的语言声音是不可能被今人“即时”听到的。 但是语言和语音的“稳定性,继承性,硬性传递”是我们还可以从今人的方言读音和古代的韵文诗歌的押韵韵脚来“研究”的。诗经的韵脚,形声字和谐声字都是汉语语音研究的依据,并是汉字最终发育成可以“目读”的以谐声字为主的书写文字的必要造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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