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
河套人使用的石器只经过简单的捶击法加工，体积极小，主要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同时期生存的动物有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等45种，多数已绝种。
“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人，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晚期智人。“河套人”文化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380多件，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
河套人
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又名无定河或者红柳河）河岸砂层中发现古人类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左上侧门齿一枚。齿的大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1956年在该区域又发现顶骨化石一块和股骨一段。
“河套人”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素河流域(今乌审旗河南乡境内)。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以来，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宁夏灵武水洞沟、陕西靖边小桥畔一带，发现了古人类的额骨、顶骨、枕骨、单个门齿、下颌骨、椎骨等化石。经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了这是三万五千年以前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化石的科学结论。
“河套人”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对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和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特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掀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帷幕。同时，“河套人”作为具有丰厚积淀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沿革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学依据，为进一步弘扬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发现过程编辑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遗址，是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办人桑志华（Emile Licent）20世纪20年代发现“河套人”的地方。[2]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介绍，法国人在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是较早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亚洲地区未发现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加之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无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志的早期古人类活动行踪，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河套人”的发现，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此后，“北京人”“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
杨泽蒙说，继发现“河套人”之后，中国科学家多次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考古和地质考察已发现至少10个较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约40公里的范围内。
生存年代编辑
随着专家对鄂尔多斯“河套人”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河套人”生存年代的认识渐趋一致。董光荣，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他和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专家伊功明等，依据地层沉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并采用同位素热释光方法和同位素光释光方法，确定“河套人”生存的年代。据杨泽蒙介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一直认为“河套人”生存于距今3．5万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玉木冰期）中某一暖期。如今，随着专家对新的测年研究结果的确认，“河套人”生存年代提前。 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学者路易斯·利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发现了一种命名为能人的化石人类，通过对能人、智人及现代人骨骼特征的综合分析，他认为能人是智人及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据杨泽蒙介绍，从解剖学上看，已发现的“河套人”化石的体质特征形态比尼安德特（人类进化阶段的早期智人代表）类型的人类化石更为接近现代人，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古人类学中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多地区进化学与出自非洲学说之间的对立，人类化石是直接证据。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从何起源这一难题有望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中所特有的东西文化交流特性，也将有一个答案。
新的争论
2007年01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发布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原本在人类进化史上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这个结论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3]
而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
“河套人”年代争论已久
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介绍，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超过5万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串起来。对“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黄慰文说：“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他认为，过去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称，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万-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认为，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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