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源自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诞生于20世纪初。受城市美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Olmsted)的自然主义思想等影响，生态主义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其理论在后工业景观、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需要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的规划设计中被普遍应用。生态主义的出现推动了建筑、城市规划、艺术、地理、生物等多学科融合，共同审视与理解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艺术与生态、审美与科学这两种曾经被认为分属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对立领域，也在这一发展演变中拓宽了各自的范畴，模糊了各自的边界，使设计师能以尽量多的角度综合看待问题，进而促成人类、城市、自然之间稳固而平衡的系统[1]。几十年来，风景园林设计受生态主义思想影响所呈现出的形态是在不断变化的，伴随着一些新思想的出现、发展、融合，景观的审美范式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同时作用于景观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发展。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以及航空拍摄和测绘技术的进步，专家们开始更加注重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模式。1969年，伊恩·麦克哈格 (Ian McHarg)《设计结合自然》的出版，开创了风景园林生态设计的科学化时代。麦克哈格提出了一系列通过科学的手段对土地生态适应性进行分析与评估的方法，并提倡科学家与风景园林师协作，为生态规划设计提供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依据。其理论虽然使景观设计更具科学性，但因为过度强调景观设计过程中的生态功能和生态过程的展示，景观的艺术性在设计过程中被忽视，也因此带来景观线性化、单一化的倾向。
与麦克哈格同一时代的另一位生态主义大师约翰·西蒙兹 (John Simos)[2-3]则对生态主义思想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实践倾向。西蒙兹早年游历东方国家，深受东方传统哲学观念 “天人合一”的影响，认为其 “几乎全部风景园林规划的思想都来源于中国”。西蒙兹对于自然生态内涵的解读也包含了他的景观审美思想，即能在景观视觉特征上提供一种统一性和真实感，由此产生自然景观之美。看起来似乎回归了古典主义园林中均衡、秩序、一致等美学准则，但他同时强调了为人类聚居提供安全保障，为人们提供良好游憩、休闲体验的重要性，所呈现出来的浓厚的人文关怀为当时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规划设计潮流增添了人文主义色彩，而生态环境因为渗入了人文的关照才有了美学上的意义[4]。
美国佐治亚大学园林评论兼园林史学者凯瑟琳·哈维特 (Catherine Howett)[5]指出，20世纪后期景观美学来源于生态主义影响，她认为景观美学价值不应独立于生态价值之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态主义思想日臻成熟，生态规划设计理论研究也逐渐成为关注焦点。1996年，西蒙·范·迪·瑞恩 (Sim Van der Ryn)与斯图亚特·考恩 (Stuart Cowan)在合著的 《生态设计》一书中提出了生态设计原理，描述了一种新的规划设计途径，结合约翰·莱尔 (John Lyer)等提出的人类生态系统设计和再生设计原理等一系列设计理论，共同推动风景园林设计走向了可持续景观的发展道路。这种设计思想引导和管理景观环境良性发展，尽可能减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生态环境则作为审美对象可以给人一种生态平衡产生的秩序感、一种生命和谐的意境和生机盎然的环境氛围[6]。罗伯特·萨尔 (Robert Thayer)[7-8]认识到视觉美在生态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种运用 “视觉生态”的设计方法，认为人对于所处自然坏境和社会环境中最直观的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生态环境价值的判断，而这种感受来自于最有判断力的视觉。迈克尔·霍夫 (Michael Hough)[9]则对景观美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景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视觉美，提供视觉满足感，更是连接人与自然过程的桥梁，包含了更加广泛的情感联系与感受，与人类健康、福祉、安全等息息相关。景观的生态性以何种方式体现和传达给公众、并影响人们的审美意识成为了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社会学家保罗·戈比斯特 (Paul H.Gobster)[10]综合美学哲学、景观设计、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审美和生态的关系，总结出基于森林景观管理和结合景观审美与生态的生态美学理论。这意味着生态主义景观由单纯 “形象上的生态美”或 “功能性生态美”向二者融合的方向发展[4]。
近年来相关研究趋势呈现为回归关注景观美学本身，在生态学科的基础上发掘景观审美在可持续发展层面的意义。路易斯·莫伊戈 (Louise A.Mozingo)[11]认为生态思维是景观设计传统的核心部分，而生态学的设计意义和重要性则会削弱景观的专业性，由此提出了建立生态景观设计具有文化说服力的审美观，并对其哲学基础进行了重新评估。沃纳·诺尔 (Werner Nohl)[12]的研究指出，当今景观审美的现状包括风景美学品质的丧失，也包括多样性、自然性、地域特征等的缺失，意识到可持续景观作为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4种未来景观美学发展原型，即，传统文化景观、自发景观、城市工业景观和乡村功能景观。伊丽莎白·迈耶 (Elizabeth K.Meyer)[13]也呼吁在可持续景观设计中回归对于美学的讨论，提出可持续景观的美学宣言，景观可以超越生态学的作用，从社会及文化层面促成可持续文化价值的产生。
伴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生态主义语义不断拓宽和创新，一些其他生态相关理论学者的研究无疑为景观审美提供了很大启发，景观审美也在这些新领域新思想中焕发新生，在这些景观中生态价值的美学审美成为了学者探讨的热点。
生态智慧 (Ecosophy)是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耐斯 (Arne Naess)一生研究的集大成理念，包含了从科学向智慧的转换，即深层生态思想[14]。生态智慧应用在现实中对生活方式、经济、科技、政治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倡导生态圈内所有存在的实体、非实体的客观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平等，强化了生态学的人文内涵[15]，不仅要发掘生态环境中的美学价值，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也需要被赋予一定的重要性。
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Wilson)[16]在其著作 《亲生物性》中提出了亲生物性 (Biophilia)概念，认为人类有 “寻求与自然和其他生活形式联系的先天倾向”。与亲生物性相对应的是厌恶生物性，不同于亲生物性的天性本能，厌恶生物性多是通过生活经验后天习得的。在建筑与景观设计领域，亲生物性与厌恶生物性是一种将人与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可持续设计策略，是在心理学层面对人的自然景观偏好的解读，由此延伸出的亲生物设计 (Biophilic design)通常应用在康复景观和疗愈空间设计中。美国明尼苏达动物园儿童活动场地在单一互动的景观环境中展示了树木的多种潜在用途，木质景观构筑物可以用来攀爬、行走、触摸。团队在设计过程中认真对待自然环境，应用了亲生物性理论，而这种理念反过来会通过增加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培养儿童自然景观审美，增强儿童对于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调速阀式调速回路如图1所示，调速阀由差动减压阀和节流阀两部分组成[4]。当液压缸的负载力Fx发生变化时，如果调速阀前后的工作压差(P1-P3)处于它最小压差范围(一般为0.5～1MPa)内，减压阀无法感知压差的变化，此时减压弹簧不起作用，节流阀前后压差(P2-P3)的变化导致回路中流量发生改变，从而使执行元件的速度发生相应波动；如果调速阀前后的工作压差超过它的最小压差，它会不断调节自身弹簧的伸长量使流入节流阀的压力P2发生变化，保证节流阀前后的压差始终相等，以达到使执行元件的速度维持恒定的目的。
“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是罗伊·莫里森 (Roy Morrison)在1995年出版的 《生态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他[17]认为，建设生态民主是推动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的重要力量。生态民主将 “民主”这一含义从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人际关系拓展到人与世间万物，以及人与未来代际之间的关系，追求平等和包容、多元和系统、动态和开放[18]。在生态民主认知论的视角中，生态主义景观是可以实现这一愿景的有效途径，景观审美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人与景观空间的互动中将关怀和道义等人类道德力量赋予环境空间中，并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
生态民主与美学民主一方面是美学学科扩充自身研究范围的内容，同时也是公众审美偏好研究的理论依据，史蒂文·布拉萨 (Steven Bourassa)[19]指出，与其他艺术品不同，景观自身的公众性使其具有纳入大众意见作为评价的必要性，而且对公众审美偏好的认知有助于解释专家与公众观点的差异。在景观设计领域由设计主宰走向公众参与，以及生态设计走向日常生活的大趋势下，对于生态景观的公众审美偏好研究也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景观美学开始转向鼓励社会参与和互动交流的日常美学。
除了理论著作的成果，几十年来数十位风景园林师的景观设计实践也与生态主义思想相互促进，相应地，景观审美思想也在一次次的尝试中进行拓展与完善，共同探索前进的道路。生态设计实践开始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背景之下，受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对暴露出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引发出的人们对于自身行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反省。此外，景观公众性在不断被强调，大量的景观使用者审美偏好调查也体现了从理论研究走向应用实践的趋势。
随着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废弃地问题日益严重，恢复性设计作为生态主义思想中的一个设计倾向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易于维护、强健的植被群落，以及可以实现自我更新的功能性生态景观开始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通过大地艺术和生态技术实现的废弃地恢复性设计都体现了生态主义思想对人类活动所破坏的生态环境思考的影响，并从艺术的角度拓展了景观审美的内涵。
1982年，艺术家阿格尼斯·丹尼斯 (Agnes Denes)在曼哈顿炮台公园垃圾填埋场 (Battery Park landfill)种植和收获了8 093 m2小麦，用常见的农业景观更新环境，意在启发人们思考土地利用的优先问题[20]。位于美国波特兰市的丹拿清泉公园 (Tanner Spring Park)原址为一片清泉湿地，被铁路和工业所占据后逐渐废弃，在近30年的发展后成为一片年轻的综合性社区。德莱塞特尔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设计团队将场地和周边街道雨水收集净化形成公园的喷泉水景，恢复了原有湿地的生态功能，并从废弃铁轨中收集材料建造波浪形艺术墙。废弃材料的艺术新生表达了对片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尊重，生态景观恢复与人们日常审美需求在设计中得到了同等分量的重视。
公众参与的景观项目通常需要当地社区组织筹划资助，纳什维尔市民设计中心主导建设的滨河公园 (Nashville Riverfront Park)在2000年项目启动时与市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举办了为期8个月的会议，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滨河公园位于美国纳什维尔市中心，除满足人们日常放松休闲的需求，还为城市提供生态防洪功能。在对公园进行改造和扩建的规划中，纳什维尔市民设计中心聘请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Associates Inc.)为首席顾问，对公众游憩机会和水土环境质量等方面进行改善，提升后的滨河公园将使纳什维尔市重新拥有清澈河流，把自然还给它的人民。
在生态景观塑造中公众参与可以发挥双向作用。美国马萨诸塞州尼庞西特 (Neponset River)河流沿线的邻里复兴和河流恢复项目视当地居民为河流的潜在塑造者，对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进行了调查，最终提出了清除河底沉积物、恢复原有流量降低洪水风险、增强娱乐性和美学品质等目标。此外，还通过讲故事和非正式集会等方式提高居民对于河流的认识，这既满足了使用者的日常和审美需求，又唤醒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21]。
他人的现在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无形中会跟许多人发生联系。你待人冷漠，别人遭受了伤害，说不定他日后也会变得冷血，当大家都自私自利，你遇了事也就无人相帮；你待人热情，别人得到了温暖，他内心也会变得温热，你遇上急难，别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帮助你，我们出门在外就有了基本的安全感。
研究组患者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在生态主义思想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景观审美思想在多学科理论的渗透下从单纯对未被人工干扰的自然美的追求，到 “重科学，轻艺术”丢失了审美的主动性，再到重新呼唤景观的美学价值、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美学，经历了分疏、融合、回归和新生4个阶段，逐步从人本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全面、综合、系统的大局观。景观审美思想一直以来在景观理论家与实践者，以及其他领域学者的不懈探索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人文、科学、哲学内涵。
我是劳斯莱斯品牌的粉丝，确切地说是战后经典劳斯莱斯车型的粉丝。所以，当几年前听说这个品牌将会推出一款SUV时，我还是花了点时间让自己来接受这个现实。虽然最终我以劳斯莱斯曾在创始初期设计、生产过以银灵底盘为基础，具有一定越野能力的军用轮式车辆为理由，让自己与这则消息和解。但对于一辆车头会矗立欢庆女神的SUV，我的内心一直都持有一点点的保留态度。
在人们生态意识普遍高涨的现代社会，许多景观规划或景观设计作品乘着生态的大船遍地开花，却有部分被生态科学家们批判为 “对自然的严重破坏”“毫无生态可言”，固然生态主义景观经过了一个回归追求审美价值的阶段，但麦克哈格时代所奠定的科学化基础仍是生态景观设计中难以动摇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设计师的个人经验与审美倾向会极大地影响景观的语言表达，生态景观又经常涉及公共事务与大众资源的使用，其日常化倾向也使日常审美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生态景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仅是修复与改善生态环境，不能从单纯的是否发挥生态效能角度去看待，更重要的是建立大众对于我们与所处环境伦理关系的意识。掌握这其中的平衡是实践中需要攻克的难题，除了必备的专业素质、观念和专业能力，还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开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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