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最初对自然山水的认识，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先民们又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山川河流、风云雨雪等自然景物或自然现象产生了畏惧感和神秘感，因而他们对这些自然物加以神化并进行崇拜和祭祀。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在生产发展和哲学进步的基础上，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山水自然不再是可怖可惧的了，而是被广泛观赏、认识。不过这个时期的山水观又与社会的社会背景、宗教信仰、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人们对大自然生命力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敬畏。在这种山水观支配下，人们对山川河谷更多的是感到它的崇高和威力。同时，由于自然山水与民生经济的密切关系，人们对于自然山川更多地看到其有利于民生的一面。
总之，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山水，人们较早地从它身上发现的只是实际功利方面的“用”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善”的价值。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山水独立的美学价值才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魏晋士大夫对自然美的欣赏，已经突破了比附的框框而独立出来。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观念加到自然山水身上，而是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山水由自然崇拜、祭祀的对象转变为审美对象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及宗教、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政治上，社会动荡不安，士人为保全性命或抗议社会而隐遁田野，为自然美的发现提供了可能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汉末大乱，门阀士族们经常生活在既富贵又满怀忧患的氛围中，处在身不由已的政治斗争中。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名士们均以保全性命、向往山林为旨趣。正如《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是以世极违遭，而辞意夷泰。”《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这说明名士们身处纷乱政局，或言避政治、或饮酒、或游山水以避祸。《晋书·嵇康传》亦说：“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与之游。”竹林之游，自与躲避政治风险相关。
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门阀士族拥有社会特权，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平现象。寒门之士不但在仕途上受门第的限制，在社交中也同样如此，处处受到排斥、歧视。《晋书·光逸传》载：“辅之(胡母辅之)为太傅越从事中郎，荐逸于越，越以门寒而不召。越后因闲宴，责辅之无所举荐。辅之日：‘前举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举也。’”《晋书·霍原传》：“贵游子弟闻而重之(霍原)。欲于相交，以名微，不欲昼往，乃夜造焉。”为了反抗门阀士族的排挤，为了不与门阀士族的贪污腐化同流合污，为了从人生志向不得伸展的心理压抑中解脱出来，寒门之士多投身山林，与自然为伍。
不管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还是为了表示对现实黑暗社会不满，文人会走向山野、栖息园林，以谈玄、游玩等为其生活方式。这样，山水美有可能在其游览山水的过程中被发现。
二、经济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庄园制度的盛行，为门阀士族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山水美的发现提供了条件
三国时期，在江南立国的东吴就有许多士族大家，他们的经济势力非常强大，其庄园多已成为从事农业、畜牧和园林等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西晋时期，士族庄园在北方也有了非常快的发展，如石崇“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石崇在《思归引》中谈到他的这所“河阳别业”时说：“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可见他的这一庄园的规模是相当大的。石崇的好友潘岳在洛水边上也建有庄园别墅，他“筑室穿池”，精心营造。西晋灭亡后，北方来的士族凭借他们的政治优势，以及从北方带来的大量佃户、部曲、奴童和财富，四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掠取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士族们获得土地的方式，或者通过购买，或者通过巧取豪夺，或者从皇帝那里得到赐田，但是主要还是通过占山固泽手段来横暴地、大规模地掠取。东晋名将谢玄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县西南)建造的山墅，经几代人的经营，到了他的孙子谢灵运时又进一步修建，就更是非常不同凡响了。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对这一庄园“傍山带水，尽幽居之美”的种种特点作了细致的描写，详细记述了始宁一带的山岭溪涧、亭台楼宇、花草竹木、鸟兽虫鱼，盛赞故乡山水之美。
由此可见，士族庄园不仅仅为士人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还为游览提供了方便的场所。这一时期的士族文人，全都过着优游自在、奢华放纵的生活。他们与山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是观照与被观照的关系。士人以欣赏审美的态度游览山水，这样，山水之美便被发现了。因此，在这一时期，山水之美普遍为士人所认识。
三、思想上，在炽热的老庄玄风的吹熏下，魏晋南北朝士人追求心神的超然无累而沉浸于玄远的追慕之中。使山水自然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在魏晋士人的理解中，自然山水是通达老庄玄境的媒介，故而登山临水，唱咏玄虚，以自然山水作为转移情绪之手段和得“道”之所，而所要达到之精神境界则是一个“忘我”，也就是在寄身山水之际达到“体闲心虚，害马已去，世事都捐”的境界。因此，当时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投向山林草泽或庄园中的岩穴丘壑，去寻找他们超脱的生活，表现他们体玄适性的高远韵致与风流。
《晋书-羊祜传》记：“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晋书·郭文传》记：“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还有王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他们以追怀玄远的心境，逍遥自适于自然山水之间，对游览山水这一时代风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游，是东晋中期一次著名的山水群游活动，对其后晋宋之际的“山水热”起到了扇炽的作用。西晋的金谷之宴集以及后来的庐山之会也都是著名的集体游览山水活动。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的游山览水活动，都“是以 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静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而成为美的对象”。所以说，玄学中的庄学向魏晋士人生活中的渗透，不仅使人的自身成为美的对象，更使山水松竹等自然景物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
四、宗教对山水审美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山水自然美被发现的过程中，道教和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道教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为主旨，认为高山是神仙之所居，于是上山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道教理想的成仙修道环境，应该是白云缭绕、拔地通天、幽深僻静、脱俗超尘的名山大川。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魏晋以来的文士们醉心于求仙采药服食，而这些须深入名山大川，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自然山水，发现山水自然美。深入名山荒野求仙、采药，有时持续时间很长，在与人事隔绝、与俗世远离的环境中，求仙采药者无异于栖逸山林的逸士，在登山越岭、东张西望、瞻前顾后之际，游览山水即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如嵇康的《游仙诗》中说：“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郭璞的《游仙诗》：“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足以证明求仙采药实际上成为对山水佳境的寻访。
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十分兴盛。深入到整个社会。大多数寺院选址在自然景观优美、清幽寂静的山林之中。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有利于众僧超脱“红尘”，潜心修炼，以达到涅槃境界。尤其是禅宗僧徒，多住在山林之中。名山大川，成为僧人修行的理想去处。对于名士们而言，拜访名僧，与他们一起清谈老庄之学和佛理义谛，以及结伴造访名山胜水，也是一种优游赏玩的乐趣。这样，山水自然美便在名士们的游玩中被发现了。
五、优越的地理条件也是山水审美形成的原因之一
东晋王朝是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其辖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以南，所谓“半壁江山”。那里山重水复，气象万千，是山水诗创作的无比丰富的源泉。永嘉丧乱，以王谢大族为首的北方士族，被迫南迁，他们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在太湖流域与江南土著贵族争夺土地的矛盾，转而经营东土，以会稽为中心的浙东滨海地区，成了他们理想的栖身之地。那里山灵水秀，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正如谢灵运所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灵运因祖父之资，生业甚厚。奴童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里，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这些世家大族，由于失去了北方的大好河山，眼看无力挽回，精神上十分苦闷；而江南明媚的山水，正好成了他们寄托情志的理想之地。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与大自然朝夕相处之中，很自然地被江南山水那多姿多彩的无限丰富之美所迷醉，因而，也就在欣赏自然山水的过程中发现了山水自然美。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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