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制度发展及特点

  赋税也就是税收，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预先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赋税即是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经济杠杆。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和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具有它自身的特点。

  一、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据《孟子·滕文公上》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贡、助、彻说的都是赋税制度，其税率为10%，即什一税。但贡、助、彻的具体内容如何，至今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贡”即根据土地的产出，按若干年收获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一种定额献纳制度。西周时君主还从助耕的公田上直接取得农产品，这是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税制度，这在古文献里叫“助”。对“彻”的看法分歧较多，。有将“彻”字作“通”字解，认为“彻”是春秋前通行的什一税;有的根据孟子“虽周亦助”的说法，认为“彻”就是助;有的根据孟子“野丸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说法，认为“彻”是一种国中行贡、郊外行助的贡助并行制度;有的根据朱熹“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的说法，认为“彻”是一种合作均收下的什一实物租税制度等。“赋”字，从贝从武，指君主为了军事需要，向臣属征发士卒、兵车、军需品等，最初的赋就是军赋。所以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滥觞。

  中国农民最早交纳田赋开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这可以说是我国赋税制度的正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剧烈变动，赋税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出现了“履亩而税”的新税法，即“初税亩”。“初税亩”是我国古代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征收田赋的开始。“初税亩”首创了按土地面积向土地的主人征税的新税制，从而开始了我国长达2600年按土地征税的历史。这样，军赋逐渐变成田赋，与“初税亩”一起，构成了“履亩而税”的内容。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结束了战国时赋税制度混乱 不一的局面。汉承秦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主要包括：①口赋，民年7～14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纳口赋20钱，后起征年龄和征收数目屡有变动;②算赋，民年15～65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纳算赋120钱，商贾与奴婢加倍;③成年男子一生中必须轮流到中央服役一年，称“正卒”，屯边一年，称“戍卒”，此外每年到本郡本县服役一个月，称“更卒”，如不服役，则可出钱雇人代役，称“更赋”④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200钱;⑤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63钱，称为献费。田租，汉高祖时定为十五税一，汉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此后到汉末一直是三十税一的税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广，加之战乱，人口变动大，难以征收人头税，在税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废除秦汉以来的算赋、口赋，实行租调制度。租指田租，调指户调，也就是户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实行租调制，“令收田租，亩粟4升;户绢2匹而绵2斤。曹魏时此法成为定制。西晋规定，丁男(16～60岁)课田50亩，丁女课田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课田25亩，课田50亩收租4斛，即每亩收租8升，丁女、次丁男以此类推。田租之外，交纳户调。丁男为户主的，每年纳绢3匹、绵3斤，妇女和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交纳。边远郡县交纳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西晋的赋税制度称为户调式。北魏的赋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也包括田租与户调。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规定一夫一妇的均田户，每年向国家交纳帛2匹、粟2石，以及绵麻等物。这样，户调制开始向租庸调制转变。

  二、我国赋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赋税制度历代都进行改革，其最主要的改革有四次：这就是唐朝的“租庸调”和“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唐中叶之前的“租庸调”，以丁为收税单位，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作租;随乡土所产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这种“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方法，把田租、力庸、户调三种赋税结合起来，而“输庸代役”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收，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有利于生产发展。第二次重大改革是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依据土地资产多少，按贫富决定等级。“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口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以夏、秋两季征收，故新税制称之为“两税法”。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比实物力役并重的“租庸调”是一个进步，表明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第三次重大改革是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改按户丁派役为按地丁和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摊到地亩里征收，这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无论田赋和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赋役，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作为交换货币在明中叶越来越重要。因此，“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史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条鞭法”上承唐两税法，下启清“摊丁入亩”制，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第四次重大改革是清朝康熙和雍正时期逐步实行的“摊丁入亩”。清初，土地兼并出现高潮，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徭赋税越来越集中到农民身上，造成贫苦农民丁徭负担加重，逃亡人口增多。为了不使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开始实行赋税改革，宣布以1711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概不增加丁银，即所谓“盛世滋生 人丁，永不加赋”。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按亩征收，即“摊丁入亩”。雍正时“摊丁入亩”在全国实行。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削弱，摆脱了国家对人身的奴役，在客观上有利于有丁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纵观四次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始终摆脱不了每次改革农民负担减轻，过一段时期就反弹的这种被称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三、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纳税主体多元化。丁、户、资产、土地均可作为纳税主体，但前期以丁、户为主，后期以资产、土地为主，唐朝两税法的实行是其转折点。

  纳税手段名目繁多。劳役、实物、货币三者常常同为某一朝代的纳税手段。前期以劳役、实物为主，后期以货币为主，唐朝两税法和明朝一条鞭法是其转折点。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比实物、力役并重的“租庸调”是一个进步，表明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而一条鞭法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

  赋税形式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因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而长期又实行重农轻商政策，所以赋税形式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从春秋战国到整个民国甚至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都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只有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生转变，终于取消了农民的赋税，工商税由辅助税成为主要税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