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8日，泰国曼谷，在冲突最前沿的红衫军抵抗者向远处的政府军投掷自制燃烧弹。
图文：钟锐钧
编辑：尤文虎
我再也不想当报道摄影师了，这个想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有了。
2008年7月，我和当时的同事S在北川拍完灾后的一些照片回到德阳。那阵我还单身。吃饭的时候，我对S说：“你看，其实回家也挺好的，有人等着你回去。”S看着我，淡淡地说：“我离婚了。”我无言以对，只能和他喝光杯中的啤酒。S比我入职早好几年，当时他用大画幅拍灾区，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
2013年，北川老县城，在地震过去5年后，北川职中的课室里面依旧是08年的模样。
后来S离职去了北京。2014年一次事件，媒体人们纷纷在各自的阵地发表评论。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如果天空总是黑暗，那就在黑夜中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曼德拉。
当时很多人误以为这话是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说的，实际上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主编季业写的。我在朋友圈中指出这句话出处有误，S的回复是：“我觉得你照片拍得还不错，原来你的人也就这样。”
我感到大为震惊，前辈竟然对我说这种说话。我接着说：“我只是告诉你事实而已。”S说：“这话是谁说的，有那么重要吗？”意思大概是，在这个事件面前，这段话是谁说的其实并没那么重要。我淡淡地回了一句：“我只是觉得，真相这事儿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2009年的春节，北川安置区，我为刘易林一家拍下这张全家福，爸爸刘明华在后排的右边，一旁的是新妈妈赵勤。原本以为这个家庭，在经历如此大灾大难之后应该可以安安稳稳。2015年8月31日，已经18岁的刘易林刚找到工作，几天前在入职培训团队建设的时候，有个手拖手过河的项目，不会游泳的刘易林被河水冲走了。
接下来的对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就是一些被指责没有新闻理想之类的说话，然后我将S拉黑。我至今没有后悔自己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忽略掉某件看似鸡毛蒜皮的事的真实性。我更讨厌的是，站在一个高度上向别人进行道德扫射，比如指责别人没有新闻理想这种说话。
别和我谈新闻理想，这是个连定义都模糊的东西，我的准则是：不要说谎，多观察，保持善意。
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当摄影记者。
高中的时候，因为对傻瓜机拍的照片不满意而开始研究光圈快门，就喜欢上摄影。我喜欢拍摄自己生活中的东西。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当摄影记者是我所知的“靠摄影吃饭”的唯一途径。然后，在我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一部《战地摄影师》的纪录片彻底击中了我。
“我要成为战地记者，”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要通过我的照片去让需要帮助的人发声。战地记者们也是我至今也特别尊敬的一群人。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这群人，并且在现场的第一天，就碰见了《战地摄影师》里面的主角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
2010年5月18日，泰国曼谷，偶遇战地摄影师James Nachtwey。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印出来，在2012年再次见面的时候送给他作为礼物。
那是5月18日，我刚到泰国红衫军与政府军冲突的现场，叮当（译名，Din Daeng）区，红衫军焚烧轮胎的浓烟遮盖天空。我在拍摄间隙躲到了一座天桥下，在我面前是一位头戴钢盔，身穿白衬衫牛仔裤的老记者。他的脸有点脏，但非常沉着，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纳切威。
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回过头来向我点头致意，我颤抖着声音问了一句：“您是纳切威先生吗？”他的手伸了过来，我整个人都发抖了。
我很想告诉他，是因为他我才成为的记者，但我始终没机会说出口。也好，对于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摄影师来说，这种话他听过无数遍了吧。
2011年9月28日，利比亚班加西，葬礼。
2010年到2011年，我去了数次重大的国外采访：泰国红衫军冲突，日本311地震，利比亚战争。导致有人说，钟锐钧是个战地记者。其实我非常非常怕这个头衔，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去过一两次地区冲突的摄影记者。开始我每次听到别人这么称呼我，我都要纠正回去，后来我觉得算了，自己清楚自己的事就好。
我们这一行的人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里，就是苦大仇深就是报道摄影的主要情绪。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东方早报》的常河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不上进，光顾着跑娱乐，拍明星肖像，很软，没干货。我一直都特别想反驳这一个观点。在我看来，摄影范畴如此之大，报道摄影只是其中一个分类；而是不是只有苦大仇深才有被报道的必要？或者说任何题材都要做到苦大仇深的样子编辑和读者才高兴？
不。况且，我拍的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有什么错？
2013年我参与了一个和中国罕见病基金会合作的题材，拍摄了两个罕见病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在深圳，我认识了患有结节性硬化病的妞妞（化名）。在接触到妞妞家庭之前，我满脑子都在构想画面，并且让自己代入到某种情绪之中：他们是患病家庭，一定很惨，他们的生活一定是暗淡无光的。
到现场后我发现我错了。
妞妞一家虽然住在深圳关外，住的环境的确不是非常好，家里采光不够，我必须开大ISO和使用大光圈拍照。然而和这种昏暗的居住环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家人对生活的态度非常积极。妞妞的父母并没有把女儿当成一个病人去看待，他们给了女儿很多的爱，妞妞每天都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有一次妞妞要到深圳市区看医生，一个来回公交加地铁，就有足足80个站，一家人并没把这当成是个长途跋涉，反而给女儿安排了除了看医生外的活动：去书城看书，中午去女儿喜欢的餐厅好好吃一顿……这个过程简直像是一次秋游。回来的路上他们一家三口在地铁里都睡着了，我拍下了这个画面。
妞妞（化名）的父母带孩子进城看病，回家的路上他们都睡着了，深圳，2013年8月9日。
从此我对自己该怎么拍报道有了质的改观：该是怎么样的就拍成怎么样，不应该是报道摄影师要做的吗？我一直认为报道摄影本身就不存在客观这一说，摄影师站位构图曝光选取瞬间，都是个人的选择。但如果连对事实本身的性质（我更愿意称之为味道）都忽略，是不是对事件本身就不够公允？
到了我拍摄结束离开的那天，我特地找妞妞告别，我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妞妞在妈妈怀里大哭。我也强忍着，打开车尾箱，拿出相机，拍了她哭的样子。离别总是不易，我在很多被采访对象身上都倾注了感情。
和妞妞的别离，2013年9月23日。
我不能在拍摄的时候控制自己，让自己少投入，抽离一点。再说了，如果能够控制，那还叫感情吗？我不怕和人打交道，身边有朋友说我是天生具备这种沟通能力的人。我进入到一个题材里面，就会情不自禁地和被摄对象产生牵绊。即使拍摄结束，我也会关注他们，虽然我几乎从来不在他们的朋友圈点赞或者留言。
然而，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也是受到伤害的人。
2012年5月9日下午，我正在一个酒店等待给谢霆锋做专访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位文字记者打给我的了，只记得他说：“钟锐钧，告诉你一个消息，刚刚娥姐跳楼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2012年1月15日，杨箕村，钉子户娥姐在自家房子前留影。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娥姐会当众跳楼自杀。
娥姐是我2012年初拍摄杨箕村钉子户专题时候那组报道的封面人物，她乐观的笑容感染了我和在场的编辑。世事难料，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不堪压力的她从自己房子的楼顶，当着记者和围观人群的面前跳下。
听到电话的我，脑袋“轰”的一声，丢下我的娱乐文字记者搭档，抓起机器就赶往杨箕村。现场的记忆现在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只记得村民的叫喊，娥姐儿子的哭声和现场的警察和警戒线。娥姐的笑容，却至今都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
2014年4月，大雨过后，下午的阳光射进拆迁中的冼村，犹如电影场景。
当大家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怎么用照片寻找真相，怎么用报道去帮助被采访对象时，我却怀疑起做这件事的意义来，到底我能否真正帮助到别人。每当我回想起娥姐，我都会问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我开始怀疑报道摄影的起点。我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瞬间，却没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我是个自私的人。我热爱摄影，如果我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当初想象的实际意义，那我为什么要进行下去呢？
还有件事一直让我无法释怀，是我没完成的失独者专题。我甚至不想再去回想我采访的失独者的故事，没有勇气，直接导致了我的采访胎死腹中。
几个画面和细节，犹如昨日。
笛儿妈妈（化名）和好几个失独者家庭，都搬离了自己所在的城市，来到了辽宁鲅鱼圈。逃离旧环境，到新的地方抱团取暖，是他们唯一的做法。在笛儿妈妈鲅鱼圈的家里，有一个角落，是一张椅子，正对着窗口，她的爱人，已经白了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发呆。
辽宁沈阳，失独者姜庆广独自坐在房间里，妻子不愿意出镜。很多失独者会选择躲起来，因为很怕别人提及自己的孩子。
田荣利和丈夫张明贵每年都会去三亚过年，三亚也是失独者们在过年时抱团取暖的地方。他们的儿子，在户外旅行的时候为了帮助队友，被河水冲走了。张明贵告诉我，失独者的团年饭桌上，他们说笑起来，笑着笑着就哭。2013年初，腊月28的晚上，夫妻俩在路边给儿子烧纸。田荣利一边烧纸一边哭，我静静蹲在一旁看他们，完全不知道从何安慰。三亚的新年，丝毫没有温暖可言。
亡子28岁的那年，秋荷叶说儿子应该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于是按照新房的样子，重新布置了儿子的房间，然而他们永远等不来他们的儿子。我来到这家人位于韶关的家里，拍下了秋荷叶静静坐在儿子房间里的一个画面：照片，骨灰盒，新床，和老去的母亲。
秋荷叶（化名）坐在自己儿子的房间里，广东韶关，2012年。
几乎每个家庭和我聊天的时候，都哭。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想说什么都无言。我发现，我问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对话，都会重新翻开这些人深藏的伤疤，甚至我的出现也是，因为我的年龄，和很多失独者死去的儿女相近。在2012年底到2013年中，我设法采访拍摄了十几个家庭，他们的眼中，没有希望，他们的生命，早已随着孩子一起走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活在地狱里，他们的痛，只有同命人能够理解。
现在回忆起这些细节，我只觉得极其对不起他们。我极其愧疚，我辜负了这些人。我撕开了他们的伤疤，却没勇气去面对这些故事，把故事整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次次被撕开。我变得怕死了，我也是个独生子。
2017年4月20日中午新收的一位肝癌晚期病人，当晚便去世了，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关怀室静静睡去。
和一位已经不在新闻媒体工作的朋友聊起这些事情。她说：记者就是个记录者，真的改变不了什么，是这些发生的事在改变我们。我无比同意她的说话。
我是个自私的人，跑了那么久的突发新闻，拍了那么多苦大仇深的故事，我觉得它们在侵蚀我。有一段时间我很不想拍照，只愿意在旅游的时候记录下旅途的东西，这也是我拍照的初衷和为数不多的放松方式。如果我所做的事情连我对摄影的兴趣也被消磨，那我为什么要继续呢？
俄罗斯，索洛维茨基群岛，白夜的风景，2015年6月29日。
在巴伦支海上眺望远处的冰山，挪威，2013年12月15日。
2012年到2014年间，我的脾气变得不好。幸运的是，我通过跑步、射箭等运动让自己好了起来。2015年的年底我开始健身，直到现在，运动让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要保护自己。命运总是如此残忍地对待每一个依靠它的人，我并不能改变我拍过的人的生命轨迹，多么无力。有些东西确实不是一个人想做就做得到的，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从2010年起我开始接触娱乐摄影，有一段时间时间我特别依赖娱乐：对于处于报道摄影里面的我，娱乐摄影真是一个极好的调剂。
演员王千源，2016年11月18日。
球星科比，2016年11月10日。
最近我在不断回想自己十年的记者生涯，都有哪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是我2013年采访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经历。我翻出了这组照片，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发出了一张合照。我的采访对象，其中一位非典后遗症患者吴如欣回复了一句：谢谢你！
小小的自我满足。虽然我不知道我的报道能够帮他们些什么，但能被采访对象记得，至少证明我出现过。我很想对吴如欣，对妞妞妈妈，对所有那些采访对象说，其实我一直有看你们的近况。普希金说，一切过去的都会成为美好，我觉得这是不全对的。身为摄影记者，我旁观或者经历了很多人的悲剧，这些悲剧依旧是悲剧，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它的性质。但必须承认的是，我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却组成了现在的我。不论是好是坏，每一个脚步都算数，这些经历就是我得到的最大财富。
非典后遗症患者，王立刚夫妇。夫妻在2003年的患上非典的时候妻子已经怀孕，后来被迫打掉孩子。现在夫妻俩都是残疾人。北京怀柔，2013年。
2013年春天，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
如果说，现在让我重新去找回之前采访过、拍摄过的人，我更愿意以朋友的身份去看看他们，而不是听到他们说：“你又来啦？这次又要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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