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0日，李总理在博鳌论坛宣布沪港通；2016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批准深港通实施方案。从沪港通到深港通，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入新的纪元，内陆与香港金融合作更加紧密，两地资本市场逐步迈入“共同市场”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从2015年的股市大动荡中走出来，重新启动新的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资本市场在市场结构、上市规则、监管法规等方面与内陆有很大不同，深港通将对两地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由于两地制度不同，深港通面临着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
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的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上，巴曙松教授以“互联互通推动‘共同市场’发展：从‘沪港通’到‘深港通’”为题剖析了这些问题。以下为讲座的精彩片段。
“深港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取消了交易的总额限制。同时，除了基本的资格要求之外，一个投资者如果开有三个交易所中间的任何一个交易账户，他就能相对便捷地去投资另外一个覆盖在“深港通”和“沪港通”范围内的交易所，这样就把三个交易所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平台的用处是什么？因为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进行资产国际配置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平台。中国居民的资产结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以房地产和银行储蓄为主导的资产结构。目前中国房地产的市值是什么样的水平？不同的口径测试、计算不一样。我找了几个不同的计算口径，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大概在270万亿元人民币。银行的居民可投资的资产大概在100万亿，而深圳、上海、香港三个证券交易所各自的市值，也不过分别为20、30万亿，加起来70万亿。面对这么一个资产总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居民按照其房地产总资产270万亿的10%的比例来做香港市场的配置，那就是27万亿，基本上可以把香港的市场买下来。银行的储蓄也是类似的一个局面，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年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中国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投资这两个数字做对比，中国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投资首次超过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企业正式进入国际资产的配置阶段。在国际资产配置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平台来进行整合、并购。上一次我请梁信军总裁来讲（编者注：复星集团CEO梁信军先生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第十一讲发表了题为“面向中产，受益中国以及亚洲的长期成长机会”的演讲），他就深切的意识到，在国际市场一个金融市场几个上市公司挂牌，可以发挥它在全球整合并购中的作用，金融机构也是这样的。
在“深港通”政策创新里，还有另外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除了取消总限之外，保险资金能够入市。在“沪港通”下，出于审慎的考虑，保险公司的资金当时是不能投“沪港通”的。在“深港通”的政策创新里面，保险资金是可以投“沪港通”和“深港通”的。保险资金多数是中长期资金，在资产低利率、负利率的环境下，保险资金挑战会很大。它要找到能匹配它的资金来源，它的成本和期限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保险公司讲究资产的配置，而中国的保险公司，过度集中在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单一的金融产品这种组合形势，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贬值，对它们就形成了比较大的挑战。目前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国际化非常差，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对海外投资限制是15%，而保险公司目前加总起来对外投资比例，去年的数字是2.02%。“沪港通”、“深港通”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保险公司发行针对“沪港通”投资的产品的监管要求看，保险监管部门不把这个产品计算到它对外投资的额度，就是说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发行产品投了“深港通”，都不占用它国际市场投资的额度限额。所以，中国的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这么一个高效率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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