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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中富贵气象的书写

作者:刘福元


 
摘要:《红楼梦》之所以能写出一派富贵气象,除了因为作者确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生活外,还基于他高超的文学创造力。首先,在题材上,《红楼梦》更侧重对诗、礼的挖掘,突出文化意蕴。其次,小说通过时间维度拓展,隐约呈现出过去的贾府,并通过空间维度延展,将贾府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描写。再次,秉承写实手法,写富贵气象而历历在目;通过场面描写,突显贾府气派;通过其他人眼睛观照贾府,产生落差,使贾府富贵气象跃然纸上。
关键词:《红楼梦》;富贵气象;诗礼文化;时空拓展;写作手法



《红楼梦》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说贾家“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来自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七、十八回,写贾政等人走进稻香村,“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言外之意即是:除了特地打造“清幽气象”的稻香村,其他地方都是富贵逼人的。待元春正式进园,书中也有一句总括:“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

那么,《红楼梦》是怎样打造这样一派富贵气象的呢?以往人们探讨这个问题,多从作者生平、家世入手。如“作者自云”,他确曾经历过“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富贵风流生活:历史上曹家一度显赫,三代四人主政江宁织造。只不过,在雍正朝,因骚扰驿站等罪名被抄家(实际是亏空),举家迁往北京。雪芹晚年结庐西山,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生活。作者经历为《红楼梦》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但艺术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怎么把自己早年的富贵景象文学地再现出来,则需要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才能。



题材的深度挖掘

古人关于富贵气象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晏殊。欧阳修《归田录》载:“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1]吴处厚《青箱杂记》载:“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2]对此,鲁迅先生的解读最为精辟:“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3]为什么“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是“真会写富贵景象”呢?对比可以发现,“老觉”二句突出“金”“玉”等物质财物与身体享受,“笙歌”二句则重在展示雍容闲雅的生活状态与富有诗意的情思氛围。腰缠万贯、积玉堆金固然富裕、显贵,但还说不上“气象”,倒更像暴发户。只有在审美情趣、精神生活也达到很高的境界,才可谓富贵气象。

曹雪芹之所以写出了一派富贵气象,正在于他不仅着眼于经济和政治这些物质层面的描写,还写出了贾府的精神生活、文化氛围。在《红楼梦》之前,描写富贵的白话小说,首推《金瓶梅》;但《金瓶梅》写了“富贵”,却丝毫不见“气象”,只是一个暴发户从升到灭的过程。原因就在这里。《红楼梦》侧重精神生活、文化氛围的描写,体现在题材上,主要是对礼与诗的强调与刻画。

(一)礼教文化

贾府作为“诗礼簪缨之族”,处处体现着礼法、规矩。

小说第五十三回,用了偌大篇幅写贾府祭宗祠的盛况。何人主祭、何人陪祭、何人献爵、何人献帛,什么人能在正堂里、什么人在仪门外,祭品先传给谁、再传给谁,如何安放、如何退出,都有讲究。下拜行礼时,“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礼教的威严与庄重在此彰显得淋漓尽致。

大到家族祭祀,小到日常聚会之座次、饮食,也都有整套礼节。就写黛玉进府的第三回而言,便有几次提到座次,如黛玉拜见王夫人时,王夫人本坐在炕桌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就坐在了椅子上。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礼仪。晚上用餐时,“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三人年龄、辈分都比三春长,但不能上桌,脂批云:“大人家规矩立法”,这也是礼法,体现的是对小辈的爱护。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可见贾府中礼数要求之严。

阖府众人,下到丫鬟仆人,上到公子小姐,即便无法无天如宝玉,也是遵守礼节的,每日晨省昏定必不可免。读者印象最深的,当是宝玉经过父亲书房时,都要下马行礼——哪怕贾政并不在房中: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礼彰显着等级秩序,也体现着封建伦理道德。贾府如此严格的礼节规定,是一个百年望族不断完善、沉淀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前半部分虽然暗里问题丛生,但表面上还维持着知礼守节的样子;而五十四回往后,非但礼仪形同虚设,甚至出现了丫鬟婆子的公开较量、姨娘的无理取闹,以及仆人之间的拉帮结派、相互攻讦,礼法几乎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上,又可以说,守礼与否也是这个大家族兴衰的晴雨表。

(二)诗意氛围

《红楼梦》的女性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元、迎、探、惜,分别擅长琴、棋、书、画。贾母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如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贾母看到月至中天,突发奇想,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而且“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谁家玉笛暗飞声”(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笛在月明楼”(李煜《望江南》)“吹笛到天明”(陈与义《临江仙》),月下吹笛,本是诗画中常见的现象,贾母则把它搬到了现实中,雅而有致,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欣赏能力。

当然,《红楼梦》写的最多、最好、最精彩,也最能跟人物形象水乳交融的,还是诗。黛玉、宝钗、史湘云等人写诗水平都很高,小说也以很大的篇幅写了众人结社、作诗、联句的情形,表现她们丰富的精神世界。据统计,小说中包括诗词曲赋在内的各种韵文,总计255篇,除去匾额还有207篇,平均每回2篇以上。[4]数量是惊人的。

除了作诗、评诗、学诗,小说很多描写也都是诗意化的。如写大观园“花光柳影,鸟语溪声”(第二十五回),写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第二十六回),写交芒种节这日“绣带飘飖、花枝招展”(第二十七回),写宝玉病愈所见为“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第五十八回),都颇具诗情画意。再有凹晶馆联诗的景物描写:





虽是散文化语句,却是一种诗意化书写。清远明净,意境高华,没有一毫尘滓,跟黛玉、湘云的身份及联诗的雅兴都是十分吻合的,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与张孝祥的名句:“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念奴娇·过洞庭》),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仅写景如此,叙事也有诗化倾向。最经典的,要数读《西厢记》的片段:





读到“落花成阵”,便有落花飘飘而下,类似于舞台剧布景。亦真亦幻,物我两忘,一同沉浸在落英缤纷的意境中。至于黛玉葬花,就更是一种诗化行为了。

甚至,小说里的一些人物也是诗意化的,如林黛玉。林黛玉任情率性、孤高自许,与生俱来的病弱之躯、感伤气质使她每每多愁善感,并通过诗歌来倾诉。她的性格是纯粹诗化的,常常被“诗魔”缭绕:“无赖诗魔昏晓侵”(《咏菊》);为了写诗,她需锐意构思:“喃喃负手叩东篱”(《问菊》)。而她诗歌的内容,也是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学再现:“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质本洁来还洁去”,虽然不由自主、寄人篱下,但她仍保持着诗人的姿态、诗人的心灵。贾宝玉身上同样带有诗化倾向。如小说第五十八回,他由“绿叶成荫子满枝”,联想到岫烟择婿;由杏落枝空,联想到红颜易老,“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宝玉由眼前景,引起对生命的感发和忧思,完全是物我两忘,与造化合一。在世人看来不免有些“呆气”,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完全是诗化的。

《红楼梦》中的诗词创作活动与诗意叙述,使贾家这座敕造公府有了更多的灵动之感和生命活力,并散发着青春气息和优雅意蕴,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和审美品味,使它从众多的小说里脱颖而出。




时空维度的拓展

除了在题材上对诗、礼的侧重,曹雪芹在描写富贵气象时,还进行了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延展。

(一)时间上的拓展

小说所描写的贾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第十三回),从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中间经过代字辈、文字辈、玉字辈直到草字辈,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袭着爵位、享受钟鸣鼎食的生活。小说写的是“当代史”,却隐隐约约有一本“过去史”,这“过去史”又时不时地被人提及,若隐若现,却又真真切切。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讲接驾:





甲戌本这里有条批语:“一段闲谈中补出多少文章,真是费长房壶中天地也!”其实就是借赵嬷嬷之口,追述往日四大家族兴盛时的情形。真切生动,如在眼前。赵嬷嬷讲甄家接驾四次,实际就是历史上的曹家。这种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凸显了大家族的富贵气象,当真“比一部书还热闹”!

除了这等大事,还有一些小事,也容易勾起老一辈的回忆,如第二十九回张道士对“国公爷”的怀念、第三十八回贾母对枕霞阁的回忆。写的是当下,却又时不时地闪现一下往日风光,虽吉光片羽,却弥补珍贵。这种描写,常带带有今昔对比的意味:





庚辰本批语:“犹云'可怜’,妙文!在别人视之,今古无比矣;若在荣府论,实不能比先矣。”在今夕对比中,流露出今日之衰,语言中有种淡淡的忧伤和无法自主的无奈。

往日的贾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贾母、王夫人等人提及,被赵嬷嬷、张道士、焦大等人感慨、唏嘘,这就为这个大家族增加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历史的烙印虽越来越淡,但古铜色的光芒中依稀折射着往日的光辉与荣耀。而人们之所以怀念历史,很多时候是因为对当下不满意,或者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这也是贾府众人喜欢回忆的深层心理机制。戚蓼生说:“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5],《红楼梦》中众人在回顾历史时,也同样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二)空间上的延展

富贵气象也体现为恢弘的气度、庞大的规模,即空间上的延展。

建筑方面,能直接体现出贾府的气派。在第二回中,贾雨村就说,宁荣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两府的花园各取出一部分,合在一起三里半大,就是偌大一座大观园了!室内名物、陈设的描写,也为富贵气象的营造增彩不少。仅以荣禧堂而言,就有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待漏随朝墨龙大画等,端庄大气,古朴而不失身份。匾额、对联的描写,如荣禧堂的“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以及贾氏宗祠的三幅对联,也为富贵气象的刻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红楼梦》人物众多,上到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下到管家嬷嬷、仆人丫鬟,旁及远房子孙,外到刘姥姥、柳湘莲、尤二姐、尤三姐等一众大小人物,加起来二三百人。小说又以贾府为中心,上勾下连,左右开弓,从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到皇帝贵妃、四王八公,都囊括笔下,织成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及至描写重要场面时,就全面展现了。如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就详细列出了四王八公的名单。这些人物未必都有“戏份”,有时往往是虚陪几个,不必当真,但他们的存在使得小说的空间延展了许多。

总而言之,小说写的是一家之事,但背后又有一幅恢弘的画卷,从而使贾家成为整个时代与社会的缩影,天上人间诸景皆备。



创作方法与技巧

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方面,曹雪芹为描绘出富贵气象,也是匠心独运。

(一)“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艺术特点时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6]曹雪芹在刻画贾府的富贵气象时,同样采取了这种“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方法。正是因为“写实”,曹雪芹笔下的贵族之家才更加真切可感,避免了概念化或夸张失实等缺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般人看来,富贵之家的陈设应该是金碧辉煌、灿然一新的,但曹雪芹偏不这样写。小说第三回,写贾政与王夫人正房的陈设:“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脂砚斋在这里有一段精彩批语: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小说连续用了三个“半旧”,因为即便是富贵之家,也不可能处处都是商彝周鼎、绣幕珠帘,且用久了,也都会有很多半旧家具与陈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林冠夫先生所指出的,书中写的荣宁两府是百年望族,不是新荣暴发之家,“在这样的古老公府中,半旧的铺设正恰如其分地写出了它的身份”,“家庭摆设如果是一色崭新,反而不够身份气派,不免被人看作是暴发户的俗气”。[7]那些未经历过富贵,或未能如实描写者,就会如脂砚斋所言,就像没见过皇帝的农户幻想皇帝的样子:“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曹雪芹经历过富贵生活,且在创作时坚持写实手法,因而能写出贵族之家的真实面貌。

正是秉着这种创作手法,《红楼梦》里少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夸张或概念化描写,如“胫骨变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璃琉”之类,而是用现实主义态度如实描写,从而呈现出一座赫赫扬扬的公府。

(二)场面描写

曹雪芹擅长场面描写,每每在重大场面描写中,突出贾府的气派与威严。

如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堂客算来亦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小轿,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十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三四里远”,波澜不惊的叙述,写出声势的浩大,写出了贾府的社会关系网。“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压地银山”形容满是穿孝服者,非常生动形象,“数字道尽声势”(畸笏叟批语)。第十八回,元春省亲部分的一段写景,同样酣畅淋漓,气象不凡:





如此场面,纵使尽十二分气力,也难以描摹殆尽,连省亲的元妃都觉得“奢华过费”。此处便忽用叙事视角石头的口吻,讲了一番话:





笔法真可谓千奇百怪。赋这种文体最擅长铺陈,所以如此场景,不可不做赋,但即便做赋也不能形容得尽。这当然是作者的障眼法,但我们读了这段自我开解的话,对省亲场面的奢华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狡黠。诚如脂批所言:“如此繁华盛极花团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何笔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绝。”

(三)第三只眼看贾府

曹雪芹还擅长借助他人视角来描写贾府的富贵,基于身份背景的落差,产生极具冲击力的效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姥姥了。曹雪芹刻意安排这么个“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第六回)的小人物两进荣国府,就是为了通过底层人视角描写贾府。

如这一处描写:





通过刘姥姥强烈的“高原反应”,写出了荣府的富贵繁华。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还会产生陌生化效果,如读者津津乐道的刘姥姥第一次见自鸣钟的情节即是如此,“从刘姥姥心中意中幻拟出奇怪文字”(甲戌本批语)。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说了一段话:





要描述如此富丽堂皇的景象,刘姥姥的语言不免捉襟见肘,但她还是努力突破语言限制、尽可能去言说:“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连用四个“大”字,并用“威武”来形容整体感受,初读觉得不伦不类,显得又笨又拙,仔细品味,又是多么贴切!

刘姥姥另一种言说方式,就是通过类比、联想,用自己的生活去衡量、折算贾府的繁华。如第三十九回,她说:“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通过换算,有利于她也有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贾府的繁荣情况。

如实描写和场面描写都是正面描写,而通过刘姥姥的眼睛看贾府,则是侧面描写。曹雪芹通过正面、侧面相结合的方法,创造了一个立体、丰满、极具富贵气象的贾府。

总而言之,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一派富贵气象,除因他却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生活,还基于他高超的文学创造力。他的笔在描写《红楼梦》的富贵气象时,也在写这个大家族逐步走向覆灭的过程;他殚精竭虑地营造了一派富贵景象,又要亲手把它们葬送。败落、毁灭是必然的,而看着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走向消亡,这种毁灭带来的震撼更是惊心动魄的、发人深省的。所以,曹雪芹描写富贵气象,一方面是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另一方面,也带有反思的意味、批判的意味,这也就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增加了作品的厚重之感。


注释:
[1]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2] 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47页。
[3] 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
[4] 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5]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516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18页。
[7] 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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