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二种常见形式，在《红楼梦》经典化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以经典化为历时线索，亦可察见《红楼梦》评点生发、演变的诸多细节。本文即拟由此观照角度，重点讨论批评形态演变与经典评点确立两个问题。
一、文评合离与批评形态之演变
小说评点包括文本中的眉批、夹批、侧批、旁批、总批、圈点等形式，在一些具体的讨论中，有时也会纳入序跋、读法、题辞等卷首或附录中的批评文字。评点与文本的关联，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即评点通常要作于小说文本之中，针对小说所叙而发。本文探讨评点与文本关系时，以批语(而非圈点)为主要着眼点。
现存《红楼梦》早期抄本① 中多有署名脂砚、畸笏等评者批语(后文统称“脂批”)，程乙本引言亦称“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巨卿赏鉴”。这些评点者见证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及早期传播过程。《红楼梦》的大规模流播当以程高本摆印为标志，但因其“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②。如此一来，程高本虽为《红楼梦》的后续传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祖本，却也造成了早期评点的接受间断。
程高本刊行后，在嘉庆年间快速掀起了《红楼梦》阅读、出版、续仿、改编的热潮。就评点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刊于东观阁本系统的批语③，其一律行间侧批的批评形式、简要提点性的批评内容，都显示出书商型评点的特征④。另可见嘉庆五年(1800)至六年(1801)，张汝执、菊圃于一程甲本所作手批。据张汝执批序，此乃其淑性陶情笔墨⑤ ，是比较典型的文人赏鉴式评点。以上两种批语，也皆能体现《红楼梦》流行初期，评点与文本较为紧密的结合形态。
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刊行了由其评点的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之后，翻刻、合刻王希廉评语的版本成为《红楼梦》评点本主流，东观阁评本系统则渐消歇。王评与文本之关系颇有可深究之处。
双清仙馆本为王希廉之自评自刊本，这决定了其评点与文本之关系，不完全同于东观阁等书商型评本的面貌：后者意在售书获利，将评点作为吸引读者的营销手段；前者则倾向于借书存评，更突出评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特点又因自刊传播的行为诉求，显比张汝执等单纯赏鉴、排遣性的评点更具自觉性与目的性。张竹坡曾自评自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其卷首《竹坡闲话》称：“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⑥这很能代表一批自评自刊者“以我为主”的批评、出版心态。当然，评点这种批评形式先天带有对读者、看官的导读属性，即便张竹坡在具体评语中亦免不了“与人批”，但自评自刊者欲着意宣扬己见的目的已十分清晰。自评自刊也是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当小说传播接受度较高时，自然会伴以批评的泛化，其间不乏有出版能力者将其评点梓行于世。与《红楼梦》经典化轨迹相近的《聊斋志异》，同样在道光年间出现了但明伦自评自刊的《聊斋志异新评》。
随着批评主体存评意识的增强，评点的个性与相对独立性会逐渐显现。评点之于文本的形式依附也会出现松动的空间，双清仙馆本的文评关系即较具代表性。
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王希廉的评点放弃了对小说文本的直接干预。小说史上一些经典评本，如金批《水浒》、毛批《三国》等，皆将文本改动与批评观念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王希廉亦曾注意到《红楼梦》中“脱漏纰缪及未惬人意处”⑦，但仅以“存疑”形式列出，而未专注于版本探考、文本修订。一般认为，王希廉所据“坊肆翻板”为《绣像红楼梦全传》⑧ ，但以双清仙馆本比勘《绣像红楼梦全传》亦有异文，其中多为刊印过程中对明显错误的随手改动，而未见版本依据。这种“微调”在王希廉评点中亦无反映，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文、评不对应的情况。比如第三回，诸版本多记贾母“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的与了黛玉”，双清仙馆本则作“将自己身边两个丫头名唤紫鹃鹦哥的与了黛玉”⑨ 。因小说后文未交代鹦哥改名“紫鹃”，又偶出“鹦哥”之名，双清仙馆本径将鹦哥、紫鹃作两人处理。但该回王希廉批语在提及出场人物时称：“带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纨及宁、荣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鬟，即点出袭人、鹦哥、王嬷、李嬷等人，末后带起薛宝钗家。”⑩ 此处仅提鹦哥，不提紫鹃，而紫鹃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无疑是胜过鹦哥的。后来洪秋蕃依据了双清仙馆本系统的文字，其批语称：“(贾母)将自己丫头名唤紫鹃、鹦哥者给与黛玉，黛玉何幸而得紫鹃，紫鹃何修而事黛玉。”⑪这里便突出了紫鹃。可以推断，王希廉应是先作有评点，后出版双清仙馆本时，仅将评点移入文本，而未再将批语与改动内容联系、对应。
认识到双清仙馆本移评入文的现象后，还可进一步观察其回末分评的批语成分。一般而言，回末批语多从整体立论，眉批、夹批、侧批等形式则更能深入文本细节。双清仙馆本正文内只有回末分评，而无其他批语形式。但其回末分评中存在不少微观视角的评点痕迹，集中表现为指出、复述原文内容，作针对性评论，很像是将文间的眉批、侧批等统一归入回末。有的甚至缺少原文提点，直接作评，如第四十九回一条分评称：“宝琴可以入画，即于此时伏笔。”⑫这里的“此时”，很难从本回的整体时间上去把握，而应具体到回内某个时间点的细节描写，即宝钗与湘云、香菱谈话时，“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⑬。此笔恰伏“宝琴可以入画”的正文，即第五十回众人“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看，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⑭。可见王希廉这条分评作为回内评要比回末评指代更清晰。或可认为，双清仙馆本移评入文时，对批语位置、形式亦有调整。试想，若王希廉原本手批皆作于回末，底本空间恐未亦必足够。当然，也有可能王希廉本就未将批语写于底本，即随文作批时便已文评分离。而无论何种情况，都可体现评点与文本形式上的疏离。
当文评分离现象逐渐普遍，并在小说批评史上积累了足够多的范本时，这种分离状态便有可能成为一些评点最为稳定的，甚至是唯一的传播形态。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洪秋蕃的评点。郑州大学图书馆与四川省图书馆所藏两个《读红楼梦随笔》抄本⑲皆有评无文，此书后增订为《红楼梦抉隐》或《红楼梦考证》出版时，同样未录正文。这种形态已非严格意义的评点本，但由于洪秋蕃是逐回逐条针对文间内容作评，其批语可以类似王希廉分评的形式置于回末，后来冯其庸先生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即采取了这种方式，故《红楼梦》评点研究中一般也会将洪秋蕃批语纳入考察范围。
洪秋蕃批语与小说文本能分能合，既可充为评点，也具有其书名中的“随笔”性质。这又可启发我们进一步返观清代随笔类评红著作，其中一部分或许也与评点存在潜在关联。比如，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是其乾隆乙卯(1795)新年三日内“粗览此书一过”的评红心得，以其时间紧迫，又称“此书无暇圈点也”⑳。但若细读其《红楼梦约评》，亦可发现评点思维痕迹。如称：“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詹光后再见，聘仁止此一见。”㉑ 这里“后”“止此”的位置提示，即体现出一种立足文本之内的批评视角，而非抽离统观。此类约评作为等文间评点，或亦比随笔更贴切、自然。
周春《红楼梦约评》无评点之“圈点”，而近评点之“评批”，这其实也是一些评红随笔、札记的共性特征。《红楼梦约评》只大体按照文本前后顺序排列批语，但未分回。徐凤仪《红楼梦偶得》、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张其信《红楼梦偶评》等，则进一步采取了分回简评的形式。它们都很接近洪秋蕃批语的面貌，将之处理成回末分评亦无不可。其中一些与文本细节关联密切的批语，甚至可以处理成夹批、侧批，或者眉批。张其信在《红楼梦偶评》中就曾直接表明：“此书本拟按回按部位评之眉间，以便参阅。”㉒其实，这些批语从批评思维、用语习惯来看，都是评点化的，只因脱文传播，才被视为不同形式。
还有一类评红之作虽亦条陈其论，但不局限于回目次序，而是兼顾整体视角与细节批评，形成了“总评”与“分评”散见叠出的面貌。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解盦居士《石头臆说》、愿为明镜室主人《读红楼梦杂记》、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许叶芬《红楼梦辨》、野鹤《读红楼札记》等。在小说评点本中，着眼全书的总评相对于回间、回末批语，与文本之关系更抽离一层，但这种层次感与评点家从局部到整体丰富批评视角的必要性相匹配，故而总评也是小说评点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只是，当评著中总评的比重增大时，随笔、札记的独立性会愈加突出，其与评点的可能联系便渐难察觉了。
总评性的内容，也会在批评重心、形式上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演变，进而表现出与传统评点相差较大的形态。就《红楼梦》批评而言，主要有三类：一为问答体，如涂瀛《红楼梦问答》、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卷下；一为人物论赞，如涂瀛《红楼梦论赞》、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辨》、冯家眚《七十二鸳鸯池馆红楼梦小品》、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卷上；一为主题论，如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红楼梦偶说》。但需要注意的是，涂瀛之《问答》《论赞》因长期被置于一些评本的卷首传播，故也常被视为一种泛化意义的评点。
当随笔、札记类评红之作在与评点的交叉地带中不断积累、变化时，其形式的独立性也在增强，因而具备了成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之可能。2018年黄霖先生编纂的《历代小说话》即将上文所列自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以来的评红著作尽皆收录，并称其有“小说话”之实，而尚无“小说话”之名㉓。1903年梁启超等新小说社社员编撰《小说丛话》时，始有意将“说话体”用于小说批评，后亦出现解弢《小说话》等代表性的小说话著作，但直至黄霖先生，才对小说话的批评形态有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㉔可见，“小说话”是一个带有集合性的批评概念，其间品类驳杂，渊源演变不可一概而论，《历代小说话》对评红论著的收录亦带有意义追认的性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笔、札记式的评红之作集中出现在乾隆后期至光绪中前期，构成了《历代小说话》中编的主体，其规模、体量足以为后来更为标准的小说话出现积累经验，奠定基础。从批评视野来看，梁启超、解弢等人的小说话评著，是基于传统整体性批评的又一次扩充，即不仅将批评范围由单部小说扩展及整个小说史，更惯于在古今、新旧、中西的观念与思维碰撞中审视小说。故而，从评点到评著，再到小说话，已难以用批语迁移的单纯视角做统一观摄，但我们仍不妨据“近评点之'评批’”一端，察见一些支离的影响线索。比如，解弢《小说话》谈“《红楼》宝玉受打，为一大关键”一段，即是从宝玉挨打的整回立论，带有鲜明的总评性质。解弢评后又称：“余于十四岁时，已见及此。”㉕则此评甚至不排除有其早年评批痕迹。
严格来看，清代随笔、札记类评红之作，并不是标准的评点，亦非有自觉“话体”批评意识的小说话，但它们无评点之“圈点”、而近评点之“评批”，无小说话之“名”、而具小说话之“实”的特点，又恰显出一种从评点到小说话的过渡形态，从而也具备了揭示小说批评形态演变的价值。
以上论及书商评点、文人评点、自评自刊、评改分离、回间评移至回末、评点辑录单行、评本脱文单刊、评点与评著交叉、评著与小说话沟通等内容，在对文评关系的观察中呈现出小说评点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内部发展演变之诸般形态。其实，经史批评中，早在南宋时期，便已出现了《黄氏日抄》等文评分离的学术专著，这是以经史之经典化为前提的。而小说批评中诸般文评分离形态的出现，则多离不开《红楼梦》的经典化背景。其他古典小说，虽偶可比观，却很难实现《红楼梦》这样全面的批评效应，《红楼梦》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之意义，亦可证见一斑。
二、评点之盛与经典评点之确立
事实上，清代的小说合评本一直有一个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当评家较多且批语形式较全面时，为了不使读者对批语归属产生困惑，排版者需要对批语进行区分。一般而言，当多家批语集中在回末时，各家单标一名，依次排序即可。而当各家批语在夹批、侧批、眉批等文间形式上同出时，便有了逐条标名之必要。这显然需要大量的工作成本，但在一些经史类的集解、集注、集评版本中，并非没有先例。只是，到了卷帙浩繁且传统地位弱于经史的小说这里，书商便不愿轻易尝试。他们更倾向于在文间批点中，专保一家，删去其他，《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即是这种策略。《聊斋志异》四家合评本也是保留但明伦侧批，删去何守奇侧批。但这个本子为同时保留但明伦与冯镇峦的眉批，进行了一些排版上的尝试，即分栏容纳不同评点者眉批。不过，此种探索并未形成小说合评本的定式。
清代后期由书商推行的小说“合评本”概念，虽为有意识的集评，但其严谨性实是让步于商业性的。认识到这一点，亦有助于考察清末《红楼梦》另一个带有合评性质的本子——蝶芗仙史评订本。该本收录了东观阁评本、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苕溪渔隐、刘履芬等多家评注㉛，若将各家内容一一标名区分，无论从技术手段，还是其出版定位来看，都不太现实。蝶芗仙史采取了一种搁置困难，简化问题的处理方式：文间批语全部调整成双行夹批，不标批者；回末只有王希廉批语，但亦不刊“护花主人”之名(这部分回末批语在后来的一些衍生版本中，亦有被移作眉批的形态)。这样的处理既保留了评语，又降低了成本，该本在清末亦极有市场。客观来看，蝶芗仙史评订本亦堪称《红楼梦》评点之盛的一个缩影，但由于隐去评家之名，也易为评点本身的传播造成混乱，而《红楼梦》“合评本”的概念，亦在这样的传播形态中趋于消解。
当然，合评本的上述遗憾并不妨碍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评点，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传播最广的三家。只是，从时人评论来看，他们当中任何一家都难以得到普遍认可。其中，有的是对个别评点家的肯定，如季新称：“大某山民之评最有识见，虽着语不多，已见一斑。护花主人之意勤矣，然何其庸也。太平闲人心劳日拙，可笑可怜。”㉜ 又如蔡元培称：“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觉王雪香、姚某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㉝有的则倾向全面否定，如俞明震《觚庵漫笔》称：“今日坊间通行之本，都是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其评语之恶劣陈腐，几无一是处。”㉞ 又如解弢《小说话》称：“《红楼梦》通行本，有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之评话，伧野糊涂，不值一笑。”㉟
三家评实未有一家能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堪与《红楼梦》匹配的经典评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或与当时更为宽泛的批评概念相关。时人谈起《红楼梦》批评，并不仅局限于评点，而是包罗众多形式，如弁山樵子称：“《红楼梦》评论之见于昔者，如太平闲人之《读法》，护花主人、明镜斋主人、大某山民、古今第一有情人、小小百姓、纫秋女史、倩云女史、织裳女史、梦黛女史之《闲评》，读花人之《论赞》，葆光主人之《或问》，赏析斋主人之《摘误》，放鹤后裔之《正讹》，芳草天涯人之《抉隐》，红豆山人之《温柔乡谈》，振奇不羁人之《石头记详考》，其余单词只句之散见于名人口吻、私家著述者，尤指不胜屈。”㊱ 解盦居士《悟石轩石头记集评》所集之“评”，则既包含解盦居士本人编撰的《石头臆语》《石头丛话》，又附有西园主人《红楼梦本事诗》、丁嘉琳《红楼梦百美吟》《红楼梦竹枝词》、涂瀛《红楼梦论赞》等内容。这些形式的“评”，皆要与传统评点共同争胜。比如涂瀛之论赞，便以其独特形式备受欢迎。前引解弢《小说话》批评完三家评后，旋即又称：“唯护花主人之列赞，颇隽妙可读。”㊲ 张恨水《小说考微》亦云：“读花主人论赞，短小精悍，余韵不尽，予最爱之。”㊳
另一方面，则会归结到评点者自身的能力问题。流行的诸家评批虽不无亮点，但普遍缺乏开创性，难以比肩金圣叹一类评点大家。《红楼梦》批评史中那些关于金圣叹的呼声，便很能说明问题。如甲辰本第三十回写黛玉朝宝玉摔帕，宝玉接了试泪处，有夹批云：“写尽宝、黛无限心曲，假使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处。”㊴ 蒙府本第五十四回总评称：“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量，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㊵ 至狄平子，则深恨《红楼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之批评”㊶。郑逸梅《稗苑琐话》同样称：“《红楼梦》不得圣叹氏之评，亦一憾事。”㊷
若更进一步看，经典评点的难以确立，或许还与《红楼梦》本身引发的不同读法相关。刘勇强先生曾指出：“《儒林外史》及其评点的出现，使得小说的创作与阐释更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后金圣叹时代。”㊸ 他特别强调了“《水浒》文法”与“《儒林外史》面目”的不合之处。这亦引发我们思考，《红楼梦》的文本特性及其解读方式，或亦有不同于《水浒》文法与圣叹读法之处。
应该承认，很大一部分《红楼梦》评点都是沿着金圣叹的批评范式产生的，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更是直接提出了“效法圣叹”的主张㊹。但也确有一部分评批，较为自觉地对圣叹读法产生了背离。《红楼梦》开篇作者自云的“真事隐去”，常成为其意义引申、方法演变的起点，比较典型的有两类。
一类为寻求背面文字，敷演性理的读法，以张新之借《易》评红为代表。如其第六回总评称：“描摹世故人情，难矣。而于这里头隐藏一部后天《周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小说有之否?写底里正义，《西游记》优为之，而面子非僧即魔，犹易能也。写面子，状声口，肖情形，《水浒》能之，而无底里可顾。挟势利，绘淫荡，《金瓶》能之，亦无底里可顾。此书后来居上。”㊺“写面子，状声口，肖情形”正是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的着眼点。但张新之仅仅将之视为表面文字，他欲探求的是类似《西游记》中的“底里正义”，即背面文字。这显然是走向了金圣叹读法的反面，而与《新说西游记》《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一类阐发教旨奥义的读法汇成一脉。张新之的这种读法并非孤例，其于清代实不乏继踵者，如解盦居士亦曾“由《易》象参入”，“以《石头记》诸人配以六十四卦”，“错综参伍，无义不搜”，“读者无不叹为创论”㊻；梦痴学人之《梦痴说梦》也将《红楼梦》解读为“丹经”之作。
另一类则为专求本事与人物原型的索隐读法。此种方法自乾隆时期的周春至新红学论争阶段的蔡元培等人，一直承继不绝。周春《红楼梦评例》曾称：“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㊼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绪言更专门强调了其与金圣叹读法之别：“清初有圣叹金氏者，以善评小说著闻，……予于少日，亦曾好读其评论矣。初读之，似讶为得未曾有。迨读之再四，觉彼之理想要不出乎书中之理想耳，而于书外之理想无有也；彼之评论，仍不离乎书中之评论耳，而于书外之评论无有也。惜哉圣叹之不及见《红楼梦》，未得评论其事实也。幸哉圣叹之不及见《红楼梦》，不至唐突其人物也。”㊽所谓“书中”之评论，即小说文法批评；“书外”之评论，则为考索原型、本事。索隐之“书外”与演性理之“背面文字”虽侧重点不同，但都将小说的解读引离了文本中心，放弃了文学本位的立场。而且，二者在论证过程中皆多附会之弊，这也可解释为什么蔡元培不认可张新之的演性理之论，但却很欣赏他的“影身说”。因为后者对所谓“曲笔”有着极大的自由阐释空间，恰可为考证原型人物借鉴。
上述背离金批读法的存在，使《红楼梦》在后金圣叹时代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语境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圣叹复生，加批《红楼》，或亦难以达到其评点《水浒》的经典性与统治地位了。
而当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带着所谓“科学的方法”否定索隐派时，新红学的大幕徐徐拉开，学术方法与《红楼》读法都迎来了重大变革。评点这一传统批评形式亦难免被打上旧红学的印记，退至边缘地带。但实证研究对于版本文献的发掘整理，使得脂批这一早期评点在潜寂多年后，直接呈现在新红学的中心位置。无论研究作者、家世，还是版本、探佚，皆需以脂批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依据。而随着整个20世纪红学史的推进，脂批之思想、艺术、理论等多个研究维度亦被全面打开。就在这种评点由批评方式到研究对象的角色转换中，脂批的经典地位也逐渐确立。
脂批有作为传统评点的普遍一面，如其关于草蛇灰线、一击两鸣等文法的讨论，学界仍惯于汇入金圣叹以来的批评脉络中去考量。但脂批又因与作者及成书过程密切相关，而带有强烈的特殊性。这使得脂批与文本在作者意图、情节发展、修改增删、原型本事等层面形成了深度互文的可能 ，遑论诸早期抄本中还存在不少脂批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在很多问题的讨论中，文本与脂批常会呈现出一种自然“对接”的状态，更有甚者将之发展成互证研究。不同于一般评点对文本单纯依附的副文本属性，脂批更像是《红楼梦》的一种“延伸文本”。从这个层面来看，“脂本”似乎不仅仅停留于对带有脂批的早期版本的简称，而更在研究实践中具备了批点与文本高度结合的整体意义。
认识到脂批与文本的关系，也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谈红必涉脂”的学术现象。由前文讨论可知，清代诸评家的读法差异引发了早期红学批评观念的分流，但脂批自再发现融入现代学术起，便不参与“争流”，而径与文本同处“源头”位置。现代以来的诸多红学流派，尽管立论五花八门、歧见纷出，但普遍倾向于以脂批为立论基石。其中当然会涉及如何科学认识脂批、利用脂批的问题，比如，脂批中的“真有是事”应作为批评术语看待，而非本事考索的依据㊾。但若就评点接受度而言，这种基于不同立场的集体共认，恰恰是脂批得以成为《红楼梦》经典评点的坚实基础。
脂批的经典化使《红楼梦》免去了“至今不得其人一批”的遗憾，且相比其他名著评点，脂批的经典化过程更属独一无二。这与《红楼梦》文本的未完成状态、脂批作为早期评点的特定属性，以及脂批难以复制的传播经历，皆存在密切关系。甚至红学本身的一些独特之处，亦能从中体现。
余论:《红楼梦》评点研究的新思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脂批研究的格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打开，清代其他评点家的批点也陆续得到了关注。冯其庸先生整理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及《重议评点派》一文，在这一时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围绕诸评家的生平考证、评本整理、批语评介、理论提炼等方面产出了大量成果，其中不乏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何红梅《红楼梦评点理论研究》等系统研究《红楼梦》评点的专著。但近几年的《红楼梦》评点研究渐趋冷寂，似陷瓶颈。本文在以经典化视角观照《红楼梦》评点之余，亦拟提出几点突围的思路，就正于方家。
一、评本文献之整理。此分三类：一是保持对评点文献的敏感与关注，有意识发掘、搜集新评本。二是对已披露而未出版的评点，如张子梁评点等，推进整理进度。三是整理一个更为全面的集评本，其形式可为随文刊评，亦可脱文摘批。其实，一些研究者未能就《红楼梦》评点展开综合研究，正是受困于诸家评本资料搜集之烦难。此集评本若出，或能引发《红楼梦》评点研究的热潮。
二、摆脱孤立思维，强化《红楼梦》评点研究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的联系，并将《红楼梦》评点研究中的理论思考，纳入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去。这需要在关注《红楼梦》评点的同时，充分涉猎其他代表性的小说评点，从现象、规律的观察与把握中加深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整体认识。当然，这样的思路并非消弭红学本身的学术个性，而是在联系与比较中窥同探异，通过对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梳理，认识红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终为建构红学话语寻找理论支点。
三、贴近批评语境，变提炼式研究为发现性研究。以往研究惯于从当下立场出发，对《红楼梦》评点抱以较大的理论期待，急于归纳提炼其价值。但受评点的零散形式所限，结论常是粗线条的。其实，很多无法被归纳的评点背后，常隐藏着独特的审美逻辑与眼光。未来的评点研究，或可着意回归批评情境，把握评点者的知识结构、文学理解、审美趣味、情感体验、道德倾向，在古今融通中强化对评点者批评思维的认识，进而激活评点与文本研究中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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