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杰作，注重时间叙事是其鲜明的艺术品格。时间线是叙事作品的生命线，“叙事由此成为时间的艺术”[1]。《红楼梦》的叙事理应严格遵循时间线索和时间规律。脂砚斋曾称《红楼梦》灵活多变的叙述视角“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2]，不少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红楼梦》的时间叙事也同样采取了烟雾模糊之法：“它的时间是模糊的，是一团烟雾。”[3]那么，《红楼梦》的时间是否烟云模糊呢？
我们效法前贤编制了更精细的《〈红楼梦〉纪年详表》[4]，仔细梳理《红楼梦》的故事时间，发现作者虽将小说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无朝代年纪可考”[5]的模糊的宇宙时间坐标之上，给人以烟云模糊的感觉，但是，《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季节背景非常明确，季节流转连贯顺畅，可以证明其叙事严格遵守时间逻辑和季节规律，显示出作者严谨的时间态度，而非一些学者所言《红楼梦》的时间是混乱或有意模糊化的。不可否认，《红楼梦》作为一部虚构性巨著，且有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艰难而漫长的成书过程和内部交错繁杂的网状结构，致使个别情节内部难免出现一些不符合时间规律的问题。但不能由此认为，“《红楼梦》里的时间，却是相当模糊的”，“时间在全书中的贯穿与凝聚（事件和人物）的作用并不那么强”[6]，进而否定其严密的时间叙事逻辑。本文将在梳理《红楼梦》时间交错问题的基础上，辩驳《红楼梦》有意模糊时间之论，并进一步探析其时间错乱问题的原因所在。
▍一 五处时间交错问题
《红楼梦》中的时间问题表现在，故事情节往往较为连贯，而情节之间的故事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进展规律时有扞格。其问题归为两类：一是故事时间的交错问题，即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叙述了多个故事情节，故事所应当经历的现实时间，远远大于叙述者在文本中所预留出的容纳故事的时间，历时本应较长的一些故事，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叠加交错；二是人物年龄错乱问题，即人物年龄忽大忽小，与故事的时间发展逻辑不符。仔细梳理《红楼梦》的故事时间，前八十回中较大的时间交错问题总结主要有以下五处。
（一）巧姐出痘至宝钗生日之时间交错
元春元宵节省亲，其后巧姐出痘，贾琏搬出独居，“一日大姐毒尽癍回，十二日后送了（痘疹）娘娘”，凤姐与回房的贾琏商量给宝钗庆生：“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第六十二回探春说：“过了灯节，就是姨（老）太太[7]和宝姐姐（生日），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说明宝钗生日正是正月。巧姐是省亲（正月十五日）后出痘，等到“毒尽癍回”十二天后贾琏才回房，此时最早已是正月二十七日，而宝钗的生日为正月二十一，商量宝钗生日必当在二十一日之前才是。故此段时间出现交错情况。
（二）黛玉治丧往返之时间交错
第十二回，“谁知这年冬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为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第十四回冬，“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九月去世如何冬底来信？贾琏为何南去时不带冬季衣服？冬底从北京到扬州需一两个月路程，其后将灵柩送至苏州，处理完丧事回京又需两三月，年底如何赶得回来？
（三）贾琏娶尤二姐前后时间交错
在第六十三回，夏初宝玉寿宴之夜贾敬去世，时为四月底五月初。第六十四回宝玉心想：“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敬送殡，应在四十九日后的六七月。贾琏“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过门”，娶二姐是七月或八月初三。第六十五回“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七七四十九日后贾敬送殡铁槛寺，之后贾琏娶二姐，贾珍在铁槛寺待到五十一天做完百日佛事到尤三姐处遇贾琏，说明此时贾琏娶二姐“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时已九月或十月份。第六十六回贾琏说“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此处所说的出月应是出了九月或十月，“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因又嘱他十月前后务要还来一次”。贾琏出差回来已约是半月后的十月份，如何到十月前后再去平安州一次？贾琏去平安州路上遇到柳湘莲，回来之后发现“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说明贾琏去平安州应在八月前后，而非九十月后。这部分情节内容相连，时间交错。
（四）宝玉题写四时诗之时间交错
第二十三回，元妃省亲后宝玉等搬进大观园，“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他曾有几首即事诗”，接着列出《春夜即事》《夏夜即事》《秋夜即事》《冬夜即事》，“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镇日家作这些外务”。该情节的时间明显出现交错现象。从宝玉在元妃省亲当年初春搬进大观园，前面所言宝玉在此期间作了春夏秋冬的四时即景诗，并且不断有人来寻诗觅字，后来感到无聊开始读传奇角本，可知这是在概述一年间的事；而结合前后情节看，这中间并非一年，仅一两个月而已，解释为预叙也不合理，因为故事情节之间接续紧密。故时间多错出一年。
（五）贾政外差时间之交错
第三十七回，贾政“八月二十日起身”赴外差，“贾政出门去后……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的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这日正无聊之际，只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与他”。可知“这日”，本应是贾政外出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的多日之后。但据后文“次日一早”“湘云次日”“次日一早”“次日清早”，第四十回至第四十二回前半回皆在叙述贾母带刘姥姥逛大观园，此日晚上贾母和巧姐感冒，查《玉匣记》“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可知刘姥姥逛大观园在八月二十五日，而由此日上推，宝玉收到探春花笺的“这日”应是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贾政启程的次日，那么前文说宝玉在贾政出门后“在园中任意纵性的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这中间所省略的一大段时间在行文的时间顺序里本没有被预留出来，无法容纳入正常的时间进程中。
主要的时间交错问题如上，相对于叙事整体来说其影响微乎其微，并不能左右整体故事的进展。此外还有一些时间的断裂问题，指前后情节之间虽然故事逻辑贯通，但是时间逻辑不相延续，特别是年龄前后不一致，以至出现不少错乱的情况，但由于人物年龄只是前后偶尔提及，错乱之处较为明显，对故事情节无较大影响，也无情节间的紧密逻辑关系以论证其矛盾原因；且人物众多，年龄前后矛盾问题颇为芜杂，学界多有讨论，下文在探讨时间错乱原因时一并分析。
▍二 时间有意模糊化之驳论
不少学者认为《红楼梦》的时间错裂及人物年龄矛盾是作者有意模糊化、混乱化的结果，其实，《红楼梦》的时间虽偶有扞格之处，但整体严密合理。
通过梳理叙事时间，笔者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时间意识，其自觉的时间叙事理念比此前小说家更为突出。一是，从整体的时间脉络可看出，绝大多数的时间皆连贯相续，仅在个别情节相接之处偶有时间交错。这恰恰说明，偶然的时间问题反而从整体上体现了作者对谨严时间叙事的追求。二是，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史学传统[7]，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深受史传叙事影响，而时间叙事模式正是古代小说时间机制的基本特征[8]。时间线索与时间逻辑是叙事作品的基础，小说作为叙事文学集大成的艺术形式，时间叙事艺术日臻完善；而《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时间叙事技法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时间的高度重视与精细描写比比皆是。
除了《红楼梦》大量时间词的频繁使用外，作者强烈的时间意识和作品严谨的时间叙事逻辑着重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纪年明确，笔者查考，前八十回共记叙了十七年间事，书中经常标明时间间距、人物年龄；二是季节明了，几乎所有情节都有鲜明的季节背景，从第一回夏季开始，至第八十回冬季，四季分明；三是日期分明，经常标明故事的具体日期、节日、节气；四是甚至做到了时辰清楚，写明事情发生的大致时辰。这种精密的时间叙述，远超之前小说。前八十回中有连续叙述八日之事，如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三回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有准确记叙了接连七日之事，如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五回从五月初一至初七事[9]；至于连叙三五天更常见，如第七十四至第七十七回从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这五天之事。严密的时间逻辑与强烈的时间意识是其相比之前小说的一大特点，在时代背景的有意模糊下，作者致力于主体时间叙事的精细化。
《红楼梦》的时空定位是作模糊化处理的，李英然先生在《〈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中称其为宏观时间模糊化的叙事策略。但其所谓宏观时间包括人物的年龄是不当的；故事背景时间之外的神话时间、宗教时间、人物年龄模糊化，亦不尽然。神话时间与宗教时间的宇宙时空定位本身就是模糊的，但说《红楼梦》中神话时间的发展是模糊甚至混乱，却不合事实。“石头与绛珠的历世之旅，是以穿越的形式，在仙凡幻化的故事格局中实现了从古到今的生命的轮回。而嫁接这几层时空叙事的因素，一是僧道的往返真幻出入古今，二是甄士隐和贾宝玉的梦。”[10]此言似不妥。穿越是在承认时间矢向发展的前提下而溯回至已过往的时空。而神瑛（及石头）与绛珠则是顺应了宗教轮回的矢向时间走向而投胎转世，并非逆向的轮回与古今时空的嫁接。其中现实的时空与虚幻的时空是同时并存、双线演进的，而非单线性的切换、嫁接。只是在文本的线性叙述限制下，不得不在叙述时采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共时性交错叙述的方式，而称嫁接似不当。其神话时间自身的发展也是符合时间逻辑的，并非混乱，人物年龄的混乱更非作者有意设置的叙事策略。把人物的年龄混乱视为时间模糊化的策略，即是认为《红楼梦》的年际排列是混乱无序的，这无疑否定了其叙事流年的线性发展逻辑，明显不符合文本事实。接着，李先生认为：“《红楼梦》的叙事时间整体上去看是模糊的，但却给人浑然不觉之感。原因就在于，作者既遵循宇宙时间的自然流转之序，使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最大限度地复合，又在模糊化的循环往复、轮回流转中突出线性时间中个体生命的一些属性。”[11]此处对叙事时间、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术语使用似有不当。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并提时，叙事时间即是文本时间，是指作者对故事情节的安排策略及叙述过程的时间呈现形式[12]。如果“叙事时间整体上去看是模糊的”，那么文本时间就是模糊的，叙事也就是混乱无序的，模糊的文本时间是不可能与故事的发展时间“最大限度地复合”的。我们所谈的《红楼梦》的时间问题，不是叙事学理论中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问题，而仅仅是故事本身的时间逻辑（时间叙事）问题。除了倒叙形式的故事框架外，《红楼梦》的整体时间叙事并不模糊混乱，自始至终是线性矢向发展的，不仅个体生命在太虚幻境和红尘俗世的进程是线性的，其在两个世界的空间中轮回、往返的时间流程也是矢向的。《红楼梦》所表现的时间现状，应是整体时间的连贯与局部情节内部时间的错裂，而非李先生所言整体纪年的模糊与细微时间点的精确。
有不少学者过度放大一些细节时间的错乱问题，甚至宣扬作者是有意制造时间错乱，以“去时间化”的叙事策略，追求时间模糊化的艺术目的。如郭孔生先生认为：
其实，这种消解时间刻度的做法，就是“去时间化”语言策略。这种宏观策略可以从《红楼梦》的神话时间、佛教时间、现实时间、人物年龄、时序错乱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曹雪芹正是通过“去时间化”策略，把全书的人物、故事、情节、环境等要素安排在一个更大、更广、更渺远的时间框架里。[13]
此论值得商榷。《红楼梦》叙事宏大，其时间是不可“去”的。“在小说叙事中，时间尤为重要，不可或缺。可以说，如果取消了时间，叙事就无从说起；如果取消了时间，小说也就很难成其为小说。”[14]曹雪芹对两种时间做了不同处理。“无朝代年纪可考”，是对故事时代背景的模糊化处理，利用女娲补天的原始神话和太虚幻境的自造神话，将整体故事的时间置于渺远的时空之中，再借用佛教“世”“劫”的宗教时间理念将故事时空整体虚化。这是作者对时空背景的艺术处理，言其为“去时间化”也无可厚非。但郭先生所言《红楼梦》“现实时间、人物年龄、时序错乱”是“去时间化”的语言策略之说却不尽合理。《红楼梦》的现实时间遵循着严密的时间逻辑，作者以高度的时间叙事自觉进行叙事，并无去时间的目的；一些人物的年龄混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整体故事的时间影响甚微，并不能左右故事演进的时间叙事形式，也不能明确体现作者的时间叙事态度。
亦如上文所述，时序错乱只是个别情节中的偶然现象，所占据的时间范围极小，作者不至于在极小的时间范围内表达他的一种时间策略。就叙事传统而言，时间线索是叙事文学的生命线，遵循时间逻辑是叙事的前提。近代以来，即使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包括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有意识地追求“去时间化”，也并非追求时间混乱化；假使曹雪芹有“去时间”的想法，难道在个别情节里采取这种有悖于整体时间逻辑的叙事方式以混乱时间，就能实现其宏大的艺术追求吗？
正如作者第一回所言，“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其模糊的是故事的历史时代，并非故事的进展时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看重的是事体情理——人情物理、生活逻辑、自然规律。因此，作者必然尊重并遵循时间规律，牢牢把握住时间这一最根本的线索。所以作者才比以往小说更加谨慎地处理故事进展中的时间关系，遵循季节时序的自然演变规律。
此外，模糊的历史时代与清晰的故事时间对比，以突出现实世界的虚妄无意义这一小说主旨的创作目的，就要求严格遵循现实时间规律进行叙事。《红楼梦》是以现实的形式来创作浪漫的故事，是细节现实与整体浪漫的统一，而时间逻辑就是现实性的基础。作者构造了虚幻的太虚幻境和现实的红尘俗世这两个世界，前者是超现实的，一切虚无缥缈，时间是超验的，无始无终；后者是现实的、经验的世界，一切真实可感，符合现实逻辑，那么描述此现实世界时，作者的叙述也必然遵从现实逻辑，时间当然也就要符合现实逻辑。
所谓的“去时间化”，是不关注具体时间，从而强调一定时间下人类经验的意义[15]。《红楼梦》无必要故意混乱某几处细微的时间而去追求“去时间化”，其对时间的艺术处理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内涵。《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创作目的一样，皆是表现作者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其时间意识的表达不是有意混乱时间以去时间化，而是强调、肯定时间的规律性之后的否定化。《红楼梦》虽将主体故事置于广阔无垠的时空之中，模糊时空背景，但在叙述过程中却致力于时间的准确性表达，是要以其所肯定的现实时间的准确性、真实性、流逝性来衬托人类生命的渺小性、虚妄性、无意义性。这才应是作者于时间叙事中所要表达的哲思。
同理，一些人物的年龄矛盾也非作者有意为之。曹金钟先生认为：“借助'矛盾’来塑造人物，可以说是曹雪芹的独创，借用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话说就是'故意以矛盾见长也’。比如，下面一些'矛盾’现象，在通过分析后可以看出其并非矛盾，而是作者在刻画、塑造人物时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16]其称一些年龄矛盾其实是作者根据“事体情理”，为塑造冷子兴、史湘云等人物形象而“有意”制造的；黛玉、袭人等人物的年龄“矛盾”则是作者为表现某种主题而采用的模糊手法。此论未免有附会之嫌。作者以制造人物年龄矛盾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主题的叙事之技，不免生硬，似距情理更远。所谓故意制造矛盾，不过是对个别年龄矛盾寻求的“合理化”阐释。如果作者果以此几处矛盾为叙事之技的话，其他更多的年龄矛盾问题也应符合这种阐释理路才是。
纵观整体，大部分情况下人物的年龄是合理的。作者无必要在某些小细节上故意将某些人物年龄做矛盾化、模糊化处理，以追求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或作为一种隐秘而特别的叙事技巧。说到底，因《红楼梦》时间叙事失误导致的年龄混乱而体现出的“现代主义性”叙事效果或“独特”的叙事艺术，不过是小说“生产”中的“副产品”“残次品”。小说这种严格遵守时间逻辑的叙事性文学类型，时间矛盾是创作中尽力规避的瑕疵，反却成了评点家眼中高端的“艺术品”。虽在当代文艺理论视域下，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意蕴，但我们不能把其作品的“瑕疵”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审美效果，视为生产者最初的艺术追求。结构主义认为，文本面世之后就具独立性，具有被自由解读的无限可能。可以用“去时间化”之类的术语去解读《红楼梦》的时间问题，但结合文本的内在逻辑和叙事传统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因此，我们须承认作者追求精准时间叙事的客观事实，而不应以作品结果武断臆测其动机。
▍三 时间错乱之原因
如前所述，作者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杰出的时间叙事能力，而作品仍然出现了一些时间的错乱问题，主要有成书过程与版本流传、复杂结构与叙事难度和“事体情理”与时间规律的冲突这三方面原因。
（1）不断增删的成书过程与层见“错”出的传抄过程
首先，关于《红楼梦》复杂的成书问题，学界一直多有探讨，成果甚夥。主要分为“一稿多改”和“多稿合成”两个阵营：前者主要认为《红楼梦》是在《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石头记》《情僧录》等某部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后者认为是将其中某两部或多部书组合而成。该论争至今未已，“《红楼梦》的成书问题将作为一个学术难题而存在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17]。但可以肯定的是，《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绝非夸大之词[18]。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增添新的情节内容。前文所列举的时间交错问题，有些即是由此而致。
如戴不凡先生指出：“'腊八’故事的《玉生香》实应是紧接'小恙梨香院’的。今插入元宵省亲以后，非特人物语气、感情不合，且时间错乱。”[19]这一发现很有见地。仔细梳理情节脉络可知，自第八回“比通灵”与第十九回“花解语”“玉生烟”的情节应是紧接相连的。第十九回袭人省亲时与宝玉亲密举止和茗烟“偷试云雨情”应接在第五回“初试云雨情”之后；第十九回黛玉与宝玉谈论冷香暖香之论应是接在第八回“黛玉半含酸”之后。在第八回与第十九回之间的情友闹学堂、毒设相思局、淫丧天香楼、得趣馒头庵、省亲大观园、捐馆扬州城等内容都是后期插入的。也许是将后文的故事调整至此处，比如黛玉返乡治丧、元妃省亲；也许是将《风月宝鉴》等书中情节整块直接融入，如秦可卿、秦钟等情节。此外，还有证据可证明秦氏一家的相关情节是后期插入的。如第七回宝玉让丫鬟慰问宝钗时说自己刚从学里回来身体亦不佳的情节，说明宝玉一直在正常上学。而同回的次日，宝玉会秦钟时却说“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呢”，即宝玉长期不曾上学，之后情节也是书写宝玉是辍学较长时间后方入私塾。该矛盾即表明作者为插入秦氏姐弟情节，让宝玉一直失学以方便与秦钟结交，却忽略了前文设置的宝玉日常上学的现状。由此可证明秦氏姐弟相关故事为后期补入。
这种创作过程就导致了个别时间的交错，如上述元妃省亲后的宝钗生日时间矛盾问题，宝钗生日后已是正月下旬而元妃、贾政等猜灯谜的时间交错问题，以及黛玉治丧往返的时间交错问题，都是作者创作时大段增添、调整情节导致的。大段情节的调整插入后，季节与流年顺序还算比较容易修改协调，但是整体的人物年龄就比较难进行全面调整。此外，第六十四回却在四五月间言黛玉七月瓜果祭，其实是将他处黛玉题“五美吟”的情节调整至此处而未来得及修改时间。贾敬去世与贾琏娶尤二姐前后时间问题也是将二尤故事整体插入导致前后情节时间难以完好衔接而出现时间交错。可知《红楼梦》在撰写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增删，以增为主，以致“尾大难掉”，难以协调好前后的时间衔接与人物年龄的变化问题
其次，混乱的版本流传过程，致使不同阶段的稿本掺杂着在社会上传抄，某些版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也出现讹误与擅改，以致版本纷繁，于是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讹误不断生发[20]。如黛玉治丧往返的时间交错问题，学界一直多有争议，无从解决。1924年1月在上海《小说世界》第五卷第一期上有署名吴轩丞的文章《红楼梦之误字》，称其所购买的一部《红楼梦》抄本，林如海病重来信“'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并写一格中（有正本亦有似此者）”[21]。如果此说可信的话，时间由“冬底”迁移至八月，就可以解决这一部分时间交错问题。八月来信，九月去世，贾琏处理完丧事正好年底归来。
又如，笔者发现第二十五回“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一句中的“十三载”，在主要的十数种版本中，仅杨藏本、列藏本为“十五载”，其他版本皆为“十三载”。且杨藏本中的“五”字明显有涂改痕迹，似将“五”改为“三”，文本呈现仍是“五”（见下图）。结合版本研究成果[22]，据早期版本可知应是“十三”无疑。杨藏本、列藏本之“十五载”的出现，应是考虑到书中同年里的其他时间信息而改。第四十五回同年秋，黛玉自称十五岁。其或据此判断石头来尘世应过十五载，将早期版本之“十三”改为“十五”。殊不知黛玉年龄前后本不一致。戴不凡先生认为《红楼梦》叙事中至少有新稿、旧稿两个不同的年龄系统，黛玉进贾府时的年龄分别为七岁和十三岁[23]。其所指出的复杂成书过程而致年龄问题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也应是人物年龄混乱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24]。
（二）错综的网状结构与多绪并行叙事的技术性难题
杨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叙事之学，“既是讲故事之学，也是'顺序学’，'头绪学’”[25]，是按顺序、按头绪安排组织故事情节的技法。我国传统的叙事之道与叙事之技在史传叙事作品中有着较为全面的体现。随着长篇白话小说的演进，作者不断完善叙事技法的过程，也是在不断探索组织故事头绪的过程，网状叙事结构日益朝着复杂化、精密化的方向发展。
《金瓶梅》作为一部追求高度写实的网状结构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精准的历史时空中，时间叙事精密，但仍出现了人物年龄增长与故事时间跨度不符的情况。对此问题，张竹坡曾给出附会性的“合理化”解释[26]，认为人物年龄矛盾是作者有意为之，“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并吹捧为“神妙之笔”。与推崇《红楼梦》时间错乱为“去时间化”的艺术追求、“故意以矛盾见长也”[27]之说如出一辙。《金瓶梅》与《红楼梦》时间矛盾问题的原因应是一样，都是作者对前后情节时间难以协调一致的技术性问题导致的，而非艺术追求。因《红楼梦》更为复杂的结构和特殊的成书过程，这类问题相比更为显著一些。
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其网状结构较为复杂，因此在叙述这些共时性多绪并行的故事时，就不得不采取分头叙述的方式逐一叙写一些相关情节。在时空二维中演进的故事一旦付诸文字，就要以一维线性的形式叙述，难以将多头绪的故事共时平行进展、协调一致，难免顾此失彼，偶有时间问题。错综的网状叙事结构与共时性多绪并行的叙事方式，造成了时间叙事的技术性难题，对叙事能力形成巨大挑战。
如上述巧姐出痘至宝钗生日时间冲突交错问题，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元妃省亲、巧姐出痘的情节非先后相续，应是同时并进，且巧姐出痘时间早于省亲，并结束于省亲之后。为了集中叙事以实现故事的连贯性，作者先将省亲的系列事件叙述完成，再回头拎出另一头绪开始叙述。叙写完巧姐毒尽癍回、贾琏偷腥、宝钗生日之后，又回头接起前面暂且按下的线索，重捻省亲头绪，继续叙写元妃回宫次日竞猜灯谜，贾府补庆元宵。其后贾敬去世与贾琏娶二姐前后时间交错问题，也有类似原因。本是众多情节多头绪共时并行，作者在叙述时不得不采取线性的叙述方式，既要将多个头绪故事叙写清楚，又需营造多情节共时演进的效果。所以，这些错综勾连的故事，经作者分割组合叙述后，虽读起来较为顺畅连贯，但在统计事件的时间关系时，若未意识到多头绪共时性进展，则会感到部分时间臃肿交错。
通过比较史书与小说叙事，更能突出小说叙事的技术之难。毛宗岗曾言《三国志演义》之叙事难于《史记》[28]，因为史书将本纪、世家、列传等分开叙述相对容易，小说则需将史书的编年体与纪传体融合起来。而以《红楼梦》之结构错综复杂，对叙事技术要求更高，其时间叙事难度远大于史传，出现时间问题在所难免。
其实，小说与历史叙事难度之不同的原因，除体例和结构不同外，根本差异还是内容虚实不同。历史是既定事实，在时间轴上客观存在，所有事件如实记载，不会出现时间错乱。不同于史传叙事，小说则需编造，如《红楼梦》人物众多、事件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复杂情节线性叙述的同时，需完好衔接情节，又要写活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实比史传书写困难。金圣叹从“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角度认为《水浒传》的叙事难度远低于《史记》[29]。其结论是以《水浒传》这种链条式叙事小说与史书相比，若网状小说创作则难以“顺着笔去，削高补底都由我”了。史书撰写依靠文献搜集与事件组织能力，重点在安排得当、事件可信与行文通畅，除叙述方式外，人物和事件都是“不变量”；而小说则是依靠虚构人物故事能力和叙事技巧，一切都是“变量”，人物越多，故事越复杂，叙事难度越大。如《红楼梦》人多、事繁、时久，叙事之难，可想而知。因此，时间问题也多因网状结构与共时性多绪并行的叙事方式之间组织协调的难度过大，必然出现叙事的技术性失误等因素所致。
（三）“事体情理”与时间规律冲突下的年龄矛盾
《红楼梦》是诗性的，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时常感性超过理性。特别是处理人物年龄时，可能会为了使情节的艺术效果更佳而灵活改动人物年龄，出现一些人物年龄与时间进展不符的情况。
年龄问题存在多处，如第四十五回黛玉言其十五岁，实应十二三岁；第三十九回贾母言其不足七十五，三年后却过八十大寿；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应与贾宝玉一样十五岁，却说十三岁等。人物年龄的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在学界聚讼纷纭。如樊志斌《〈红楼梦〉中年龄、时间叙述不误——兼谈〈红楼梦〉传抄中出现的“数字错讹”与故事讲述的“模糊化书写”》[30]一文虽从传抄讹误、民俗辨析等角度对部分人物的年龄矛盾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仍无法以此解释其他诸多人物的年龄问题。但《红楼梦》年龄问题却也并非一些学者所言，是作者“故意以矛盾见长”，或制造年龄混乱以追求“去时间化”的叙事策略。
作者过于注重情节，有时不惜疏离故事时间发展的精准性，以求艺术逻辑的合理性。如第四十九回言：“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说他们年龄不过十五六七岁，不过强调是一群妙龄少女，并未意识到个别人的年龄不符合实际。但我们不能因此处年龄不精准而言作者有意模糊时间。又如宝玉作《芙蓉女儿诔》言晴雯十六岁去世，与其相处五年八月；晴雯十岁进府，香菱称其姐姐，去世时约十九岁，远大于十六岁，与宝玉相处本八九年，远大于六年。作为写实性、纪念性的诔文，文体形式要求说明死者年龄及相识情况。作者为了追求达到更佳的艺术效果，十六岁不过是作者预设的晴雯在“二八”花季香消玉殒，以突出红颜薄命的悲剧效果；说五年八个月，是强调相处时间太过于短暂，精确到月突出了宝玉对相处岁月的珍视与记念。按照作者的规划，故事进行到此应有此情节，却疏忽了故事时间的实际跨度。
王彬先生言：“《红楼梦》一书中人物年龄的忽大忽小，表现出来的是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的矛盾，实质是作者（叙述者）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摇摆。当着生活规律占上风时，人物的年龄便回到故事的时间上。但最终还是艺术规律占了上风，至少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占尽上风。”[31]王先生指出艺术规律与人物年龄矛盾的关系，极有见地。而言年龄误差全是艺术考虑、艺术规律占上风略言过其实。《红楼梦》人物事件繁杂错综，情节进展快慢不一，叙事详略相错，难以将叙事时间与自然时间完全协调一致。在情节的不断增添删改中，人物年龄有时不得不具体说明，这就难免会出现人物年龄在叙事语境中较为合理，而在整体的时间轴上存在错乱的情况。
所以，对于人物年龄错乱问题，最根本还是作者在处理故事时间与现实时间之间的矛盾时难以做到协调一致，因而出现了时间上的错裂情况，技术性原因大于态度性原因。在故事发展到一定阶段，作者开始叙述下一情节的过程中，某人物年龄需要符合预设故事的情理，而整体故事的现实时间在时间轴上并未前进到人物预设年龄，也就不得不先迁就于事体情理，在修改的过程中再采取插入情节或其他方式来填补这段时间空缺。而事实上，一旦顺故事发展逻辑写下来，在一段故事时间范围内，若多数人物的年龄既符合自然时间进度，又符合该情节的情理，这时就很难再插入其他情节了，填充了此人年龄上的时间空隙，就不得不改动其他人的年龄，随之也损害了其他情节的事体情理。错综复杂的《红楼梦》创作，要做到人工与天工统一绝非易事。
一般来说，时间的混乱不连贯和非逻辑性是小说的突出缺陷，而从目前《红楼梦》时间线条发展过程中的交错与断裂问题来看，其整体艺术效果非但没有因此受损，反因其时间错乱而产生一种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这与《红楼梦》虚实真假、“由来同一梦”的主题意蕴却较为相合。这或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但我们无理由判定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
总之，《红楼梦》季节流转连贯流畅，纪年清晰，个别情节的时间错裂及年龄矛盾并非有意为之，作者力图将时间安排得严密合理，由于作品叙事密度大，情节安排紧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庞杂叙事结构，使得作者难以将预设好的错综的故事脉络与自然的时间演进完美契合；再加上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又无定本，难免出现个别时间问题。其次，时间的流转速度偶尔与作者设想好的故事发展节奏不相协调，有时为了故事的流畅而不得不放弃某段时间的逻辑性，使时间线迁就故事线，感性书写胜过了理性安排，时间规律迁就于“事体情理”，而出现了年龄误差。这或许是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过程中在一直不断解决的最艰巨的技术性难题。
[1]杨义指出：“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时间由此成为一种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极为动人心弦的东西，成为叙事作品不但不回避，反而津津乐道的东西。叙事由此成为时间的艺术。”见《中国叙事学》（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68页。
[2]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页。
[3]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9页。
[4]职伟：《〈红楼梦〉纪年详表》，见《〈红楼梦〉时间问题研究》附录一，山东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3—139页。
[5]［清］曹雪芹著，［清］无名氏续，［清］程伟元、［清］高鹗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按，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未标注处皆见此书，下文不再注明。
[6]王蒙：《红楼启示录》，第296、305页。
[7]按，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戚序本、程甲本、程乙本等清代版本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此处皆作“老太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此处作“姨太太”，或是根据某处内容推理而改。但是，第七十一回言“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可知贾母生日在八月。而第六十二回此处言贾母正月生日，可见各本此处之“老太太”皆不合理；而第三十六回宝玉言“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时是夏天，可知薛姨妈生日非正月灯节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此处改作姨太太，改亦误。
[8]职伟：《史学传统的文化基因性》，（台湾）《孔孟月刊》2021年第9、10期。
[9]鲁德才：“中国古代小说不论是何种小说均受史传意识的影响……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叙事的模式，为古代小说时间机制的基本特征。”见《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0]“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接着“次日”、“过了一日，至初三日”、“原来明日是端阳节”、“这日正是端阳佳节”、初六宝玉挨打、初七玉钏尝羹，自五月初一至初七，连叙七天，时间紧密相扣。
[11]李英然：《〈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2辑。
[12]李英然：《〈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
[13]罗钢：“一部叙事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即故事的时间与文本的时间。后者又称为叙事时间。……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所谓叙事时间，则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前者只能由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日常生活的逻辑将它重建起来，后者才是作者经过对故事的加工改造提供给我们的现实的文本秩序。……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一致称为'时间倒错’。”见《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14]郭孔生：《〈红楼梦〉去时间化语言宏观策略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5]黄霖、李桂奎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6]王晶：“不去关注现在是什么时间，不去计算时间的流逝，也不去强调流逝了的时间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而是对时间在人类经验中所展现出的特性和意义进行标识和分类。”见《“去时间化”：媒介时代的共享观念》，《东南传播》2011年第6期。
[17]曹金钟：《〈红楼梦〉中人物年龄“矛盾”考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
[18]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卷首第1页。
[19]张爱玲：“《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见《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0]戴不凡著，戴云整理：《红学评议·外篇》，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21]张爱玲：“改写二十多年之久，为了省抄工，不见得每次大改几处就从头重抄一份。当然是尽量利用手头现有的抄本。而不同时期的早本已经传了出去，书主跟着改，也不见得每次又都从头重抄一份。所以各本内容新旧不一，不能因某回某处年代早晚判断各本的早晚。”见《红楼梦魇》，第2页。
[22]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23]刘世德：“可以断言，甲戌本早于己卯本、庚辰本、蒙本、戚本。”见《〈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林冠夫认为甲戌本是最早的《红楼梦》钞本，见《红楼梦版本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4]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时序错乱篇——前八十回时序的矛盾》，见戴不凡著、戴云整理《红学评议·外篇》。
[25]按，感谢本刊编委及审稿专家们的宝贵指导意见，引导笔者对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26]杨义：《中国叙事学》（增订本），第2页。
[27]［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故特特错乱其年谱……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见王汝梅、李昭恂等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卷首第36—37页。
[28]［清］护花主人、［清］大某山民、［清］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9]［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见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30]［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胡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底都由我。”见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第三卷，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31]樊志斌：《〈红楼梦〉中年龄、时间叙述不误——兼谈〈红楼梦〉传抄中出现的“数字错讹”与故事讲述的“模糊化书写”》，《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2期。
[32]王彬：《红楼梦叙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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