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间如皋的大疫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虽有疫情报告的规定，但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只有发生特大疫情，才专件逐级上报。据地方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如皋县发生的重大疫情有以下几次。

一、1930年西南乡发生霍乱疫情

1930年，如皋张黄港、石南地区霍乱流行。19世纪20年代，霍乱自海外传入中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陆扩散。霍乱一词的英文为cholera，西医称之为“虎列拉病”，简称“虎疫”，后来日本人把它翻译成“霍乱”，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霍乱一词便在我国出现。1930年，霍乱在张黄港、石南地区流行，传染极快，往往有一夜之间全家感染者，路上行人几至绝迹。张黄港、石南地区数十人染病死亡。

二、1936年东乡恶性疟疾流行

1936年9月，在如皋东乡第四（双甸）、第五（岔河）、第六（马塘）、第八（掘港）四个区（现均属如东县，抗战前属如皋县管辖），以及南通县的石港、姜灶等地，发生了一次病情危急，传染迅速，死亡率高的疫病。疫病发生后，因染病而死的人又快又多，民间说是“惹人瘟”，中医说是“湿温时疫”，西医说是“恶性疟疾”。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为突发性寒战、高热和大量出汗，伴头痛、全身酸痛、乏力，烦躁不安。进而神昏谵语，抽搐痉厥。至此，回春者极少。此病一人得之，传染一家；一家得之，大都可能传染附近各家，幸免者仅是少数。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蔓延不数日，危害几十个乡。其中，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叫“百担圩子”，共有91户，271人，染病人数竟达243人，死亡110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2000年12月出版的《南通市志》对此次疫情也有记载：1936年9月，如皋马塘、岔河、蒲西，南通县石港、姜灶等地流行恶性疟疾。南通区专署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乡治疗。南通区《政情月刊》刊载：“患者近十万，死者逾八千。”这次疫情为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泥墙草屋，房屋面积少，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间容易传染；二是底层民众不注重个人卫生，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条件差，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四是疫情发生后，底层民众对疫病的传染性认识不足，不注重“隔离”与“居家隔离”，甚至还强忍着下地劳动（早期疟疾患者间歇期不规则，经数次发作后即逐渐变得规则。有间日疟、三日疟等），导致病情恶化。

三、1940年城区发生猩红热疫情

1940年如皋县城处于日伪统治下。城区发生一种流行病，中医称之为“疫痧”，西医称之为“猩红热”。这种病主要流行在城镇和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初起时似流感，恶寒发热，体温大都在39℃左右，鼻塞少涕，口渴心烦，舌干口燥，喜饮厌食，眼睑充血。不过，此病的传染面和传染率均不及1936年如皋东乡发生的恶性疟疾那么凶险迅速，除个别失治者外，死亡的人很少。此病只染成人与老年人，不患小孩，乃其特点。有的一家人染病，因病情相同，用药也就无甚差异。由此，产生了一句谚语：合锅子喝药。当时此病流行，正当夏秋亢热之际，治宜辛凉透托，则痧出热退，食欲渐复。这种病状似“小儿麻疹”却有区别：“小儿麻疹”必须用药托齐，甚至辅以“发物”，使患者的头、面、胸、腹、手、足、四肢等布满痧点。而“疫痧”患者则胸、背见红点即可。会不会染上此病，同一个人有无免疫力有密切关系。

四、1946年城区发生霍乱疫情

1946年秋末季节，如皋城区发生霍乱疫情，起初只见一两例、三四例，后逐日增多，传染猖獗，死亡率随之上升，一时弄得棺材店里忙得不休，如皋育德堂（民间慈善机构，贫穷居民死亡无钱埋葬者，由保正证明，经堂董批准，酌量给点费用，可领薄棺一口）的棺材被抬一空。刚死亡者等着做棺材下葬。天气炎热，丧家惶然，无可奈何！面对此疫情，如皋中医界聘请内科中医徐乃棠、贾莅中、陈其华、祝季平、宋永祥等为义务医师，组成“如皋时疫施诊所”，设于城区西云路巷卢金松宅内。直到秋末降雨，疫势稍杀，患者逐渐稀少而止。据报载，此段时间，苏南的常熟、太仓、嘉定及上海等地亦出现霍乱流行，其势颇为猖獗。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发动城乡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卫生监督部门大力开展粪便、水源管理，控制污染水源，改善了饮水卫生。同时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加强环境卫生管理，把牢病从口入关。霍乱、恶性疟疾、猩红热等传染病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瘟疫流行的悲惨景象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