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盐镇女儿（下）｜新刊·发现

       导读：

易小荷非虚构作品《盐镇》聚焦乡镇女性的生命史，倾听她们的诉说，关切她们的遭际，揭开她们的困境，记录下她们的呼吸、隐痛以及在逼仄处境里焕发出的生命光泽。本期“发现”栏目推荐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通过一位生于1980年代的平凡小镇女儿成长、求学、谋生、婚育的经历，探析个体生命折射的时代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议题、社会人类学视野和非虚构写作所带给当下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非虚构）

盐镇女儿

文｜易小荷

5

几年过去，不知不觉，黄茜就27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的，此刻她才发现之前想的那些标准有多么不现实。

单身这件事情，只要不回到镇上，其实不算问题。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最后姨爹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鱼洞街上补轮胎的浙江人张水宝，比她大五岁，单身。对方的中间人说：“将来他家里要拆迁，而且人家有手艺。”

两人介绍见面之后却再没有联系。黄茜去姨爹家吃饭，姨爹追问她两个人处得怎么样，黄茜说没有联系，姨爹又去问了浙江人的哥哥，两个人这才又开始见面。

张水宝不修边幅，头发很长，邋里邋遢，瘦且高，T恤长过了腰，晃来晃去像个牵线木偶。

黄茜完全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女人应该怎么选择……过去像一本空白的教科书，将来其实也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做）梦（的）虫子。”

黄茜陪着妈妈去检查身体，接到张水宝电话：“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被车撞了。”她怒吼：“你遭车撞了？我还在医院呢！”挂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你在哪里嘛？”反问回去，还是那句：“我在医院。”黄茜意识到这不是玩笑话。

原来张水宝在街上走路，被一辆疾驶的长安车撞到飞起，甩了很远，软组织受伤。他开始频繁给黄茜拨打电话，就好像他挺不过第二天。

黄茜买了点水果去看他，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把她送到了车站，因为伤口疼痛的原因，双手还环抱在胸口，她说，你赶紧回去不要送我。车站需要跨越一条公路，黄茜过到对面，走了一段路，从车站回头望过去，那个环抱胸口的男人还在远远望着她。

黄茜心里一动。

2008年，两人结婚了。没办酒席，没有蜜月，没拍婚纱照，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买，婆家给了一个一千两百块钱的红包。

有手艺傍身的张水宝没什么积蓄，黄茜倒不觉得意外，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缺乏改变生活所需要的勤劳和坚韧。补胎的生意很好，铺面里堆满了待补的轮胎。但因为是技术活，没人能帮上忙，一个人从早到晚最多可以补十二条，每条东风车轮胎能赚一百块钱，收入除去成本，大概做两天能赚六百块。轮胎补完一批结了钱，客户才会给下一批活儿。然而他也就慢慢悠悠做，倘若客户不催，就歇两天；客户催促紧了，再继续慢慢做。

让黄茜不满的除了“不求上进”，还有他的“没素质，满嘴脏话”。从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最喜欢说“鸡巴”，她皱着眉头威胁他说，再这样就和你分开。这个毛病后来倒是改掉了。但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心里就隐约明白，这个男人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她太随遇而安了，不懂得一个选择就可以让命运拐个弯。

周围的人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劝她：“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责任感，有上进心了。”她没有避孕，果不其然很快也就怀上了。

黄茜从没因为怀孕得到过更好的优待，刚刚怀上的时候，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动气，张水宝也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她嗓门大、语速快，被惹急的张水宝“哐当”一下把开水瓶的内胆扔了过来。“还好没有砸到其他人。”

两个人租住在重庆南山附近的一套房子里。张水宝不舍得买洗衣机，他的理由是“买了以后就相当于白白送给房东了”。张水宝会帮黄茜洗洗衣服，除此之外，黄茜如果夜里想喝点水，他都会嫌麻烦，不愿意伸手帮忙。黄茜发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是半夜那些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她不敢指望男人，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袋无糖的黑芝麻糊，饿的时候给自己调上一碗，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勺勺慢慢吃完。

怀孕到第四个月，他们还是摩擦不断。有天和张水宝吵了架，黄茜索性跑到妈妈那里去，妈妈让她留下，给她做饭，四处淘换补身体的土鸡，一直照顾她到出月子。

生孩子的时候，黄茜去西南医院待产，痛到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问她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一听说麻药要花一千多，黄茜心里盘算了一下，摇摇头。

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她都是夜半三更独自一人应付，后来又是妈妈帮忙。刚刚生完不到一周，因为太辛苦，妈妈甚至还得了急性尿结石，痛苦不堪。而她既没有感受过张水宝的协助，也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的支援。黄茜第一次认真地考虑离婚。

男人的那种“得过且过”，把温水变成了冰水。两个人也完全无法沟通，她试过，但不管说啥子，说多少，甚至大吵大闹，都像扔了块石头到河里。张水宝的惯常回应就是不看她，不说话，连他身体里那个人还在不在面前都不能确定。

结婚没多久，张水宝预估她一定回自贡过年，就提前回来。结果黄茜初二回来，初四就走了，一句话都没和他说。就连父母亲都看出来了他们之间的冷淡，问她怎么回事。然后不出所料，相信“命”的妈妈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那也是黄茜第一次因为婚姻的问题抱怨：“都是因为你，当初为啥子不拦着我，我又不懂！”

儿子快要上小学之前，张水宝在重庆赚不到钱也不想去赚钱。他每天天亮就去茶馆，坐到中午才回来，掐的点刚刚好，都是黄茜把饭做好了，他就迈进了家门。2015年，黄茜下定决心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和房东谈好一千五一个月，一点点把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之后，她终于敞开了和他谈。

“老张，求求你，我们两个离婚吧，和你看不到希望，外面房子都租起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给我买过啥子？就连娃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生活费都是我在出，一直都是我自己养自己，我何必跟着你在这卡卡角角（旮旯）。”

黄茜建议，让张水宝把儿子带回浙江，她每个月付生活费。结果他说：“那我过完年回仙市和你爸做餐馆生意吧。”

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暂时解除了。

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回来以后，做了两年稍微顺利的生意后，一切又开始直线下降。张水宝遇到事情不知道处理，只知道流眼泪。这点让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有时候一个家做一个决定，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总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商量呀。”

儿子需要读书，需要生活费，需要从初中一直读下去，而不能像她一样没什么学历，所以她哪有什么时间去伤心？争分夺秒地赚点钱不好吗——这大概也就是过去三十年来，黄茜解决问题的方式。

黄茜和张水宝如今过得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和他沟通。现在两个人吵架都懒得再吵了，虽然长年累月在一张床上，但都是各睡一头，各盖上各自的被子，比拼床的室友好不了多少。

偶尔有朋友在她家坐坐，张水宝也不吭声，埋着头，刷着手机里的快手视频，插不进话的时候，也就说一句：“我去河边走走。”黄茜觉得，他之所以在这里也交不到朋友，连麻将都很少打，就是因为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浙江人。

小镇太小了，就是中国那种最普通的镇，商品房最高也就修到六层，还没有电梯。古镇也无非就三条半街（古镇外面的新街都是1997年扩建的），镇上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另外一家的风吹草动——压在玻璃框里的照片、偷偷约会的对象、热在锅里的剩菜——一阵风就足以把隐私传遍镇上的犄角旮旯。

2022年，黄茜已经结婚14年了，儿子13岁。在黄茜在镇上长大的年代，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有可能会被各种指指点点。“不想待在镇上，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太喜欢说人的是非了。”

她肯定没有比父母在乎所谓的“名声”。按照谢大姐以前的说法，“只要不离婚，啥子都可以解决。”她的整个大家族中，从来不曾有人离婚，她身边唯一一个离婚的朋友，是因为人长得太胖了，个人卫生习惯特别不好。“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吃什么东西都会吃得油汤滴水（四处洒）。衣服上永远是油渍，而她老公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她生不出来孩子。”

最近一次提离婚，张水宝要求把他拆迁得来的二十万归还给他，而那个钱基本就是孩子读书的钱。也许这就是他拒绝离婚的一种托词，但黄茜的经济尚未独立，两个人之间永远缺乏那个成熟的时机。

有一天黄茜把衣服放进洗衣机，突然想起20岁的那一年，她在商场卖包包，当着所谓的“柜姐”，她每天上班都爱穿一件平整的衬衫，晚上回去，衬衫会单独清洗，而现在的洗衣机里——外套、上衣、内衣、裤子、袜子全都混在一起，也不分颜色和种类——从精致到混乱，这个细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让她感怀自己被婚姻毁灭的生活，思忖至此，黄茜不由得悲从中来。

6

按照通行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来衡量，自贡显然只是个五线城市。仙市古镇离自贡市区有十一公里，常驻户籍人口四万一千多。

1992年，仙市镇被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仙市小学的校长李毅至今还记得2001年的“古镇第一届风情节”，那也是小镇热闹起来的肇始。2018年3月，自贡市仙市古镇景区正式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但它的名气大多流传于四川境内，远远够不上自贡的灯会和恐龙化石的级别。

自贡开往成都的高铁在2021年的6月28日开通。高铁站就在仙市镇的蕉湾村，离镇上仅五六分钟，一年的时间，到发的旅客人数达到近190万人。黄茜和镇上其他做餐饮的人一样，对高铁的开通抱有过不少的期望。在接踵而来的“五一”和“十一”假期，确实也有过那么一小段的“回光返照”，但是把这两个假期赚来的钱分摊进全年惨淡的营业额里，连一小块薄饼的皮子都不够。

在黄茜回到镇上做餐饮生意之前，她离开小镇有二十年之久。她带回来了老公、七岁的儿子，一家人才重新做起了餐饮生意。

也不是没有过几次“赚钱”的机会：一是1997年涨大水，把镇上的房子淹过之后，政府询问大家要不要把住的公房买下来，“也就一千块钱左右，那时候哪有这个意识。”然后就是做服务员的时候，有上海的客人撺掇她跟着去学糕点制作，但因为年纪小，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敢跟着外地人走。最近的一次就是她老公因为浙江的房子被占拿到的补偿款，但她把钱借给了妹妹装修房子，收回来的一部分钱给儿子付了外地转校费和其他各种费用，另外一部分在一个新开的小超市占了一点点股份。

黄家似乎陷入了“赚钱—没钱”的旋涡，有时候吃苦是仙市人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隔几年就会偷袭四川的地震，跌宕起伏的生活反而真实。

2007年，黄家一家人都在重庆，黄二叔给亲戚帮忙做饭，谢大姐独自一人在空港开一个小卖铺，眼看着小卖铺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天晚上谢大姐进了两万多块钱的烟，次日一早，有人敲门让送两箱矿泉水到路口，谢大姐很高兴，锁好了门“吭哧吭哧”搬过去。回来的路上走到一半，远远就发现卷帘门透出一条缝隙，她心想大事不妙，冲回去一看，楼下的烟都被搬走了，抽屉里的两千多块现金也不翼而飞。

2016年，黄家回到仙市，一开始生意不太好，“五一”没找到钱——隔壁两家餐馆纯利润超过五千元，比黄茜家的营业额都高，全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能是因为店面设施过于陈旧，于是咬牙借了十几万，重新装修了一下房子。那年的“十一”，他们总算赚到了一点钱，又恰逢儿子上小学，因为是浙江户口，择校费花了一万二，找关系又花了八千。

儿子十岁的时候，黄茜才第一次随张水宝回了趟浙江老家。来回又花了一两万。黄茜并不是一个对生活充满野心的人，只希望张水宝能对家庭多承担一点点责任。

当初别人都需要出去四处收轮胎拿回来做，只有他的生意好到轮胎堆到房间里，可他永远都被客户推着走，也不懂未雨绸缪。后来片石厂不让开采，而且不让超载，只拉半车，轮胎不容易坏，生意就开始一落千丈。

黄茜怀孕之后三年没上班，过的都是紧巴巴的日子，每次交房租的时候，张水宝就补几个轮胎出来交房租。他从来都没有过生活压力，整天泡在茶馆，和老头老太太打一块钱的麻将，并且乐在其中。

黄茜对于钱最大的想象，就是能够有一笔五十万的存款供孩子读到大学。其他的自己足够生活就行了。她像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因为遇到过太多失望，连许愿都不敢。“大概就是那句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贫穷也让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质感：偶尔游客多的时候，黄茜也困惑于他们的一惊一乍，尤其那些举起单反相机的人，感觉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拍台阶、拍昙花、拍猫狗，黄茜可以长久地坐在木板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1998年，收拾客房的时候，黄茜捡到过一包美金，一百一张的，那是捏在手中的最沉甸甸的实物了，数数怎么也好几万吧，她也没想那么多，把钱上交给了经理。

就连想象中的奖励都没有，失主也毫无表示。换来的更多是同事们的嘀咕：“也没人知道，把那钱一卷，辞职了不就行了？”她听见她们在背后指指戳戳。

“是不是傻？”

7

最近这两年，黄茜的脑海更加频繁地浮现出“离婚”两个字：黄茜去跑药店，张水宝在睡觉；黄茜摆摊，张水宝在钓鱼；黄茜在家做生意，张水宝在河边散步……这个家里，张水宝好像总是缺乏存在感。

当年刚刚办完结婚证，盖了章，从婚姻登记处的二楼下到一楼，黄茜就被张水宝一句话气得跳脚，拉住他：走，去离婚。

有一年的清明节，张水宝因为和黄茜怄气，在床上待了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去厨房给客人做菜，到了晚上还是隔壁的张三孃把他叫起来帮忙的。

两个人之间似乎被磨得连亲情都稀薄了，张水宝去重庆打工三个月，两人之间一个电话都没有。唯一的交流就是在微信上说过一句“娃儿打疫苗”。还有就是他在超市上班很累，不想干了，然后老板说要给他加工资。

有一次他不知道用啥技术——那时候黄茜用的还是苹果手机——就查到黄茜的定位在华商（自贡最繁华的商场）旁边的酒店。

“其实当时我是和同学吃饭吃了很久，结果我回来，他就和我大吵一架，非说我去开房了，冷战了好多天。”

2019年，谢大姐去了北京给黄二妹带孩子，张水宝对黄二叔有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愿意敷衍。一次也是张三孃过来坐，黄茜和她闲聊，提了几句家里的事情，觉得张水宝对黄二叔不够好。张水宝在隔壁屋听见了，冲了过来。黄茜没反应过来，就被高出自己一个头的男人掐住脖子按到靠窗户的板凳上，那一瞬间她反抗不了，整个身体倒在半空，呼吸不了，只有一个想法：“从窗户那里跳下去，干脆摔个瘫痪算了，必须让他敷汤药（负责任），反正这一辈子也没过真正的快乐。”男人稍微手松一点，黄茜一起身，打算拿一个凳子砸过去，男人又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这事之后，黄二叔破天荒地问黄茜：“你俩是咋子打算的，如果还打算在一起，就好生点过。”

黄二叔是这镇上难得的好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打麻将，也从不家暴，甚至还有点“耙耳朵”。他和谢大姐也偶尔吵架，但几乎可以说是模范夫妻。

多年以后当黄茜一次次抱怨父母从未给过自己任何人生建议，也没能在自己无助的时候支撑着自己时，谢大姐十分委屈。他们那个年代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辈子方圆几公里的范围生活，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女儿经营自己的婚姻。

张水宝偷偷记下了黄茜的手机密码，有天晚上，妹妹突然问她和姐夫咋子了，她这才发现张水宝发了个截图在整个家庭的微信群里，那是一段对话截图，有个暗恋她很久的人向她表白，而她婉言谢绝了，“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这样不太合适。”然而截图恰恰是对方表白的那一部分。

黄茜一生中从来都不曾体会过爱情的甘美，她就像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中国女性，一经得到他人的赞美就连忙摆手，只要有一点点善意，她就能感受到很多的照拂。那个表白的男人从小就认识她，知道她回了古镇，见过一面，了解她的勤劳和善良，偶尔也向她倾诉一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了。黄茜是在闭塞的传统教育中长大的一代，夏天的时候连吊带裙都从未出现在她身上，她从未想过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谢大姐也见到过女儿身上被打得黢青的样子，所幸后来张水宝搬来和他们同住，他毕竟“寄人篱下”，再也不敢动手。而他们似乎也就对此安之若素。

2022年春季的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张水宝又和黄茜吵了起来，他始终怀疑黄茜在背着他和别的男人勾搭，而他所有的疑心和委屈都变成了他的一顿没有任何证据的指责，他使用了最低俗的语言，形容自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搞了……古镇的老房子不隔音，走人户的黄茜爸妈回家的时候，脸色气得铁青。

那也是近年以来黄茜和丈夫冷战时间最长的一次。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张水宝即使想方设法和她拉拉家常，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也仍然不为自己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道歉。

黄茜其实只剩下最现实的考虑：养育孩子的成本。但现在每次去市区找工作，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求25到40岁。她从小接受的就是那种“棒喝式”教育，从来不奢望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鼓励，谢大姐的口头禅就是：“你咋子啥子都不得行？！”她也一直都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鼓励的小孩，就算曾经在自家的茶馆被人夸，也都会觉得是客套话。在她眼中，那些真正长得漂亮的，不仅在班上老师更喜欢、更占优势，工作都好找得多。她一度以为自己长得很丑，这段婚姻给她的打击更是加深了这种自我暗示。最近去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有个同学跟她说以前把她当“班花”，“我都说天哪，简直是乱说！”

她完全不化妆，甚至可能连防晒霜也没有涂抹，没有涂指甲油，也没有现在时髦一点的女孩都会接的假睫毛，大部分时候她就任由疏淡的眉毛留在脸上，连补全它的欲望都没有，仅有手腕上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银镯子，那是她在广西旅游的时候顺手买的。

以前重庆的职高有个同学，毕业的时候一起去应聘。“我们这种长相普通的就只能做服务员，她长得漂亮，去做了前台，工作轻松，认识的人还多，找了个公安局的人结婚生了孩子，后来给她找关系调到招商银行。虽然她现在离婚了，但是有个好工作养活自己，又认识那么多客户，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挺好的，女人就应该这样活着。”

“其实这么多年我很清楚，自己不是能力不行，我骨子里面一直不服输，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做培训的时候，我也不输给她们，只有英语比不上。”黄茜说，“我一直都觉得，我真的就是缺一个引路人。”

黄茜一点都不担心她独自生活的能力。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她都会动手做一些香肠，她会特意去菜市场买猪前腿（肥瘦根据个人口味），将猪肉切成长肉条。猪肉里调入油、盐、糖、味精、白酒、花椒粉、辣椒粉。将猪肉同调料搅拌均匀，腌制2个小时左右。把猪的小肠衣用适量盐、料酒抓匀，腌制片刻。清洗两次过后，把肠衣灌在灌肠器上，然后往灌肠器入口里灌猪肉。灌好的香肠静置，腌制24小时左右。用温热水将香肠冲洗几秒钟，立即挂在通风处晒太阳。一般需要十几天，晒至八成干即可放冰箱冷冻室。晾晒干的香肠，洗净，蒸熟。蒸熟的香肠切片即可食用。

做这些四川的地道香肠，对黄茜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顾客都说她的香肠麻、辣、甜、香，几片就能配上一碗米饭。面对赞美，她都是摇摇头：“勒个好简单哦，镇上哪个女的不会做嘛？”

那天她接待完一桌熟客，一个每月都过来吃一次饭的朋友结账的时候轻声地说：“学聪明点啊……”她想了很久都不知道啥意思。等下次客人再来的时候，黄茜追问他，客人喝了几杯烧酒，这才解释说：“学聪明点，要想过得好，该离就离啊。”

8

黄茜见证过2016—2018年仙市古镇的热闹。镇里数量最多的就是餐馆，黄茜的“轩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比起几家大餐馆（尤其是镇上的“五星级酒店”盐帮客栈）不算什么，但也实实在在感受过赚钱的快乐——那时整条街热浪滚滚、人头攒动，就好像是金钱响动的声音。

“有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人的命。”

她信命吗？从她家往边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桥寺，镇上的人总说是因为这个寺庙保佑了他们，1997年自贡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时，古镇才不至于灭顶。

而黄茜从来没有去拜过，她不敢许愿，她说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她也可能只是单纯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任何的奇迹。

80年代末期，镇上就有年轻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回来在家里上班的比较少。只要留在这里的，上到80岁，下到20岁，个个都勤劳能干，做饭、洗衣服、带娃、打扫卫生，甚至是帮娃带娃、下田，都不在话下——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底层的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陷阱，已经比其他什么都更艰难了。

在41岁这一年，黄茜已经觉得自己“完全不年轻了”，却依旧一无所有。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黄茜说：“慕思床垫的销售，起码有五千底薪，还加提成。”她念叨着：“那样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个两千多，剩下就可以给儿子攒起来了。”

在她一遍遍考虑要不要换个城市、换个工作的时候，赚钱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黄茜拎着行李箱，陪儿子出发去重庆读初中，原本是9月1日开学。由于疫情的蔓延，学校规定学生本人和陪同家长出示核酸检测之前，还需要在当地居住十四天以上。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这个儿子了。还记得那一年生产之后，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母亲。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觉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声妈，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儿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当看到老公只知道骂脏话和棍棒伺候的时候，她觉得儿子就像她自己一个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给黄茜介绍了几个商场的销售工作。她一一面试，和慕思在重庆的分部谈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开始“上班—下班—周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又不得不回来，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这座大山的压迫，实体店的生意堪忧，新开的大商场门可罗雀，从前做这个品牌的销售，月收入轻松上万，而这一年她们同一批招进去的销售，因为拿不到提成，赚不到钱，统统都撤了。

在慕思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分别是：1100元，3500元，1700元。

再次回小镇的时候，她脸上倒也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正一直处于生活的低谷，已经习惯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虑的两个问题——没钱、想离婚。

那些一同长大的小伙伴，王丽在自贡帮忙卖电器，因为妈妈卖饲料，很能赚钱，倒也衣食无忧；表叔的女儿婷婷，被做厂长的爸爸一路“安排”，读了川师大，现在在新津县政府里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儿，在镇上唯一一家服装厂上班；还有张娟，在车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减轻她妈妈卖凉水、冰粉的负担；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开婚纱影楼的秋子成了女强人，但她经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把自己累得像只丧家之犬，还要被她那个从没有家庭责任感的老公拖累……

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学里面，唯一一个走得远的，只有中学的班长，他妈妈是姚坝中学的老师，他读了个什么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锦州的铁路部门，现在调到沈阳去了。

“都是关系当道，我们（和我年龄相当的）这批人（十几个）没有哪个家里条件有多好，也没有哪个好有出息的，或者说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来找我诉苦的那天，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她的肩膀，看见对面做道士的韩三爷拿起叉棍，把一只猫从房间里赶出去。

“畜生！”他咒骂了一句脏话，“滚出去。”

那只猫看来吓得不轻，背脊弓起，毛奓起来像个刺猬。想起黄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时就表达过对猫的不以为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动物的态度。谢大姐有次提起过曾经靠养猫、卖猫赚钱养家，母猫生下的小猫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当时略有触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一直认为猫很脏。

那只猫跳上一个高处，然后像个热水袋一样“啪”地掉落下来，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是只橘猫，和隔壁徐九孃家里丢了很久的那只猫长得大同小异。

“我们这里对待它们（猫）的好，和你们的标准不一样的。”黄茜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这里并没有人会把猫当作宠物乃至家庭成员，也没有人会寻找一只走失的猫。在他们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只畜生吧。

前段时间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了一只整天“嗷嗷”的橘猫，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只小花狸猫被定义成挠家具、上房揭瓦的坏猫，于是被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没弄死它，放了它一条生路。”

这个镇上有那么多巷道、河流、台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命都自会有它们的出路。

作者简介：

易小荷，资深媒体人、作家，四川省自贡市人。文学公众号平台“七个作家”“骚客文艺”创始人，历史类公众号“搜历史”创始人。著有《亲历NBA》《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等。

 

原题《白鹭飞走了》，收入作者《盐镇》一书

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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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赵浩宇（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李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