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谈稻田地水鸟保护?
农区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在农区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多采取两种策略。一种策略叫“土地共享法”或者“野生动物友好型耕作”,目的是在农区范围内找到改善野生动物生境的方法。在操作“土地共享法”的时候,通常是在农区上采取一些措施,为野生动物提供更好的生境。例如,在田地边缘划出一块地,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者在田地上从事诸如少施化肥和农药的低强度耕作。“土地共享法”的缺点是会使农区有效耕作面积减少,或者农田生产力下降,在经济上影响农民收入,并影响整个农区的粮食生产。第二种策略是尽可能高强度地耕作适合农业的土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以便最大限度地留出更多土地进行自然保护,这个方法也称为“土地节约法”。将农业用地与保护用地两者分开,使得两种土地的管理者充分有效地管理每一块土地,以达到各自的既定目标。然而,目前仍难以评价哪种策略更好,因为缺少足够的研究来确定哪种策略能提供最大的自然保护效益,哪些自然保护目标会从中受益及从哪种方法中受益,或者当地具体情况如何影响每种自然保护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当然,这两种策略不必相互排斥。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寻求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实现整个景观自然保护效益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两种策略的最佳效果。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谷地,一个由自然保护组织、联邦机构、加州水稻委员会和个体农民组成的联盟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理想,以便在高强度耕作的稻田上为严重依赖湿地的各个物种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尽管该项目的目的是让各种水鸟普遍受益,但最近的试点工作也侧重于沙丘鹤等重点物种。总的来说,该项目为如何在不影响经济或粮食生产目标的情况下找到提高农田保护价值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范例。▲从大约6000米高处看到的加利福尼亚部分中央谷地。
来源:维基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Valley_(California)加州中央谷地的稻田,新立法给水鸟带来生机?
曾几何时,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谷地(北纬39°0',西经121°30')是一片幅员广阔的季节性洪泛湿地。然而,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大肆排水开垦土地,农田成为中央谷地的主要景观。尽管如此,中央谷地仍然栖息着数百万只湿地鸟类。这些鸟类利用谷地的时间主要是在耕作活动较少的冬季,多分布于高度集约经营和极富生产力的土地与大小湿地镶嵌的斑块区域。1991年,加利福尼亚州出台立法,开始逐步废除收割后焚烧秸秆和残茬的传统做法。为了有助于秸秆分解和真菌病的控制,许多稻农开始转向在冬季淹没农田,水淹后的稻田又为许多湿地鸟类创造了适宜生境。目前,中央谷地的稻田面积超过20万公顷,这或许意味着在水鸟非繁殖期,政府的新立法和稻农的水淹稻田管理为水鸟栖息地的增加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如何更好地挖掘这一潜力并非易事。▲在水淹稻田上觅食的沙丘鹤和其他水禽 Khara Strum摄
▲稻田里的沙丘鹤和其他水禽。Leslie Morris摄如同人们所预期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水深是影响动物利用栖息地的关键因子,而其他具体问题,如秸秆如何与土壤及水淹发生理化反应等等与水鸟对栖息地利用的关联不大。这些研究看似简单,但对稻田地作为鸟类栖息地的管理有如变革的意义,这是因为水淹农田可能提升对众多生物物种的价值。例如,有人建议,要求农民关闭农田水闸来收集雨水,至少在潮湿的冬季,可能使田地表面足以形成一层水;这几乎没有成本投入的做法为众多鸻鹬类创造了栖息地。然而,这些方法在实践中是否真的能提供预期的益处尚不得而知。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些理论研究在科学文献中陆续发表,但其付诸实施和进一步的试验验证并没有立即跟进。通常情况下,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地保护行动存在巨大障碍,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1)在深入研究和反复应用和评估新稻田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如何来提高保护收益?(2) 如何提高农民的参与度,以实施更广泛惠及鸟类的做法?利益相关者研讨稻田水鸟保护,进行水鸟友好型稻田管理试验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加利福尼亚奥杜邦协会(Audubon California)、点蓝保护科学协会(Point Blue
Conservation Science)和大自然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自然保护组织与加州水稻委员会(California Rice Commission)联合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讨论如何实施有利于湿地鸟类的耕作方法。2009年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主要信息分享和交流。一方面,本次研讨会提出一些自然保护效益的行动思路,另一方面,对这些自然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及其对水稻生产和农场经济的可能影响问题,研讨会又征求农民的意见。在项目设计和初始阶段,这种信息交流十分重要,有助于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互信,并就可能实施项目的合法性和价值上达到共识。一年后,举行了第二次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土地管理措施,并对这些管理措施进行详细讨论和审议。研究人员、自然保护和管理人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和农民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以确定每种方法的利弊,并鼓励农民找出并摒弃他们认为不可行的任何方法。这一过程为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更清晰的见解,包括经营涉农企业的经济性以及限制其田间管理选择的许多后勤和监管限制。观点迥异的利益攸关方坐在一起进行自由讨论,也使得关于管理措施的讨论更为知情透明,在实施时也更有操作性。为种植者提供关于湿地鸟类需求的更好信息,促使他们对以前未考虑的潜在做法进行了更多的讨论,从而使农民能够更好地为寻找保护解决方案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会议结束时,对提议的做法进行了明确的优先排序,其中最有可能被广泛采用的做法列在前面。此外,研讨会还获得一些农民的承诺,他们开始进行试验性耕作,以测试是否可以实现假设的效益。有了这个框架,随后的一个研讨会将水稻生产者和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NRCS)的项目经理召集在一起,以更针对性地关注实施替代做法的可行性和成本。稻田地水鸟保护的成效以及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从加州稻田替代管理实践的实施速度和规模来看,这种工作方法及其正在进行的改进实践超出了预期。第二次研讨会召开之后,在八个农场开始了第一种最简单的管理方法的重复试验。这种最简单试验就是关闭水控制结构,收集冬季雨水,在原先无水的稻田地上形成一层浅水,然后记录鸟类对这一措施的反应。随后,又争取了50个农场参与其他六种管理方法的试验,并量化鸟类对这六种方法的反应,同时也强化了农业社区和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些管理方法的大多试验活动都是政府扶持的,具体由NRCS执行的激励项目相互配合开展。仅在2011年至2013年,NRCS就为参与试验的226农场分担了实施成本并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由NRCS、保护组织和加州水稻委员会在内的一个合作工作组现在根据新的研究和从实施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监督该计划的完善。这项工作也为大自然保护协会自己正在运行的一个同类项目奠定了基础,该项目利用私人资金和栖息地“市场”让农民参与实施这些做法。至关重要的是,整个计划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实验,允许对激励计划进行适应性管理和改进,以确保其实现其保护目标。迄今为止,本项目已经涵盖了50000公顷的稻田,采取的管理方法也各有千秋。然而,重要的挑战仍然存在。首先,激励资金可能只会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如果没有成本分摊方案来支持其运行,是否会继续采用任何替代做法仍不清楚。第二,这些做法的实施时间还不够长,无法确定它们是否会为鸟类种群水平的保护提供效益。尽管面临挑战,但似乎有很大的机会将该模型应用于中央谷地及其他地区的其他作物。参考文献(此略。请查下面原文)
Chris S. Elphick,康涅狄格大学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
Rodd Kelsey,加利福尼亚奥杜邦协会
Catherine M. Hickey,加利福尼亚点蓝保护科学协会
Paul Buttner,加利福尼亚水稻委员会
Khara M. Strum,加利福尼亚点蓝保护科学协会
Monica N. Iglecia,加利福尼亚奥杜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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