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曹雪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人对于物的态度进行区分，并以“人为物役”“物为人役”等两种方式来进行表达。在此两种方式之外，曹雪芹将“情”赋予物，从而使得人对于物的态度的表达更加丰富。
关键词：物为人役 人为物役 情 正邪两赋
《红楼梦》中有许多关于物的描写，这在回目中就有所体现，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风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等等。物在小说中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如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对情节的推动等诸多功能。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简单概括，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人对物的态度，直接反映其价值取向，进而又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忠实地描摹世情，正如书中所言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此种创作态度，使整部《红楼梦》形成一个典型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中，自然不会缺少这种种的关系。借助于此形成了种种冲突，由此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故对小说中人之于物的态度作一研究，可深入小说肌理，探究矛盾之生成、作者之思考。段启明先生在《读红偶录三则》中，曾将《红楼梦》中人对物的态度归纳为“物为人役”“人为物役”①两种，此种解读是颇有创建的，也给予笔者以启示。笔者拟通过《红楼梦》中的诸多人物对于物的态度进行分析，来探求小说中矛盾生成的深层原因及作者的倾向性。
一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经典形象，主要人物自不必说，居于配角的众多人物，也都人人有其气质，有其声口，而其所行所言，均与其身份、经历、学识等相关。鲁迅先生在《看书琐记》中曾说：“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②虽然鲁迅先生着重说的是人物的语言，但是这种人物个性化的塑造，在《红楼梦》中是非常全面的。从表达来说，思想的不同是靠人物的行为、语言来表现的。而在行为、语言中，物又成为非常重要的道具。针对于不同的人，对于物的态度也皆不同。
王熙凤是不可回避的人物。薛瑞生先生在《机关算尽太聪明——王熙凤论》中，曾将她评价为“生活技术家”，“技术”二字颇具神韵。在文中薛先生写到：
凤姐是爱钱如命的，却不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有时候她可以大把大把地花，或者馈赠别人，毫不怜惜。但若查其行而体其心，则往往含有利己主义的动机，这是一种生活技术所使然。③
凤姐的生活技术是非常娴熟的，它既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又体现在财、物的擭取与使用上，她可以拖延月例银子的发放，并用此放高利贷，也可以给丫鬟们一些好处，实质上二者也是不能区分的，“利己”才是王熙凤的终极目标。她首先是被物所役使，沉迷于物欲之中，故而她的价值观也是建立在物质之上，也就生成了以物役人的作风。
涂瀛在《红楼梦论赞》中，称凤姐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④,脂批中也将凤姐称之为“奸雄”⑤,二者均将凤姐与曹操并列。“能臣”与“奸雄”的评价，正说明了王熙凤在物的擭取与使用上的风格，也体现了她对于物的态度。
在脂批中被称之为“奸雄”的还有贾雨村。这些脂批集中在第一回、第二回以及第四回。此二人对于物的态度，也有着相似之处。《红楼梦》开篇就写了“小荣枯”故事。有鉴于《红楼梦》故事本体的庞大与复杂，“小荣枯”却是集中与确定的。在“小荣枯”中，贾雨村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身上曹雪芹寄托了深入的思考，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甄士隐以资助贾雨村进京赴试时，小说中写到：“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⑥此等描写，使雨村之洒脱跃然纸上，仿佛他是视金银如粪土的，一派名士风流气象。然而贾雨村的名士做派毕竟只是表象，紧接着第二日的“不及面辞”甄士隐，就写出贾雨村的急迫心理。在贬官之后，小说中写到：“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此处颇有春秋笔意：初时的雨村只剩“一身一口”，而此处已家小人属并资本皆有。两相比对之下，贾雨村的“贪酷之弊”昭然若揭。
贾雨村有着各种面孔，他是颇善于应对的:面对甄士隐、贾政时，他以名士相应之；对封肃、贾赦则是以利诱之。
封肃是贪婪的，从他“半哄半赚”甄士隐的剩余家产即可明了。面对贾雨村的银两与权势，他自会“屁滚尿流”“一力撺掇”成贾雨村之事。贾赦是贪婪的，石呆子的古扇勾起了贾赦的贪欲，而贾雨村通过枉法的方式来满足贾赦。这是贾雨村的机变，也显出贾雨村对于物的态度：既受物役，又以物役人，以物役人的目的仍是擭取，终归还是受物所役。
作为破败之家的代表，贾雨村是一类人物的典型。贾雨村的经历可以以一个圆环来形容，由衰及盛，又由盛至衰。既是登场之人，又是唱罢之人，历史循环中，从不缺这类人物。甄士隐的《好了歌注》中有“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句，正是这类人物的命运归结。
在《红楼梦》中还塑造了一个纨绔的群体。此类人物对于物的态度也非常值得反思。小说第四回中的护官符，足显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名。在这里曹雪芹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种声名，其中“白玉为堂”“珍珠如土”等句均属如此，这种描述以物为基础，通过对物的夸张，来渲染家族声势，同时也说明物质的占有是世家形成的基础。而正是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造就了四大家族的纨绔。
如薛蟠，足可作为《红楼梦》中的纨绔代表。小说中介绍他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且“使钱如土”，结交人的方式也不过是提供“银钱吃穿”。薛蟠是极为大方的，为秦可卿棺木之事，无偿提供价值千金的樯木，得来好物，也马上邀请宝玉共享。这其中颇有可爱之处，率真且率直。但我们也应该发现，薛蟠对于物处于一种非常自我的状态，正如小说所说“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钱财物品等是薛蟠的依仗。可以说，薛蟠的纨绔行为，是因为他有着物质的基础，同时这种物质基础也支配了薛蟠的行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为物所役。
与薛蟠对物的散漫不同，贾赦对于物的态度又是另一种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无过于因石呆子的扇子所引发的故事。在小说中对于这一事件是通过平儿的话中表现出了来。石呆子怀璧其罪，因几把扇子坑家败业，可谓痴于物，而贾赦亦是痴于物，这种痴表现为占有欲，更是一种贪婪，当对物的贪婪成为习惯，也可称之为物所役了。
《红楼梦》纨绔自非仅此二人，贾琏、贾珍等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纨绔子弟。他们介于薛蟠与贾赦之间，也表现出人为物役及以物役人的特征，区别的仅是程度而已。
无论是奸雄式的王熙凤与贾雨村，还是纨绔子弟薛蟠、贾赦、贾珍以及贾琏，在他们的心中，物是占有主要地位的。他们的思维里是被物欲所支配的。虽形式或有不同，但以“人为物役”所概括，还是贴合的。
二
在小说第二回中，曹雪芹借贾雨村来口说出了“正邪两赋”论。抛开理论性来分析，我们也可看出曹雪芹对人是有分类的，细究正与邪的区分标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来。这种分类方式，出自曹雪芹对历史的总结，这种总结也会影响到曹雪芹的创作。在“正邪两赋论”中，曹雪芹将曹操列为邪的代表，那么自然也会有正的代表。
在“小荣枯”故事中，与贾雨村相对的是甄士隐。曹雪芹是惯于给小说人物出场时进行定型的。甄士隐出场时，小说中写到:
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
甄士隐有着恬淡的性情，自然物欲是比较低的。在义利之间，甄士隐更为看重义。与贾雨村相识，甄士隐便有周济之心，而又怕引起贾雨村的误会。直至酒席之上，雨村慷慨陈词之后，他才急忙赠银赠物:
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
以此观之，甄士隐是以“义”为首要的，对于物不过是满足“义”的需求而已。他自言的“义利二字却还识得”，当然是舍利而取义的。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君子之风的人物尚有林如海与贾政。小说中林如海的出场是非常少的，但其对贾雨村的一番话，却足以显示其风采气度：
…… 此刻正思向蒙训教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但请放心，弟已预为筹画至此，已修下荐书一封，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佐，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用之例，弟于内兄信中已注明白，亦不劳尊兄多虑矣。
贾雨村自张如圭口中知起复之信，并从邸报中核实，第二日即寻林如海，而林如海此时已修下荐书，可见是在贾雨村请托之前，足证林如海的筹划是自愿的、真诚的。贾雨村与林如海之间是西宾与东主的关系，而林如海如此尽心竭力，自非仅是因“训教之恩”，更多是“义”之所趋。由此我们也可猜测，此时林如海对贾雨村的印象与甄士隐是相同的，惜其才，进而惜其人。此当然也属重义而轻物之举。
林如海口中的贾政是“谦恭厚道”之人，小说中亦称之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此等均是君子之风。贾政常被解读为“假正”，此等解读是将贾政置于贾宝玉的对立面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我们统观贾政之所作所为，他只是一个呆板的笃信于儒家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他几乎与物绝缘。而他优待贾雨村、褒赞林四娘等，均出自于他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由此来观之，他也属于重义轻物的人。
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⑦”义”“利”历来是儒家阐释的重点，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答梁惠王时说：“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些论说皆将“义”置于极高的位置。对于什么是义，朱熹的论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由此来说，义是由心来进行裁制，约束自己的内心，使事情合宜。以“义”合“宜”，义是偏重于理的。甄士隐、林如海、贾政等人，均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他们对于“义”的遵循，是一种深入骨髓，且自觉维护的。体现在对物的态度上，他们持有轻视的态度，物居于“义”之后，是为“义”所服务的。
对薛宝钗的评价历来纷争不断。薛宝钗出场时有“随分从时”的定型，曹雪芹又以一字评“时”来评价宝钗，关于“时”，冯其庸先生认为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⑧学者多持此论。《孟子注疏》对“时”字有阐释:“唯孔子者，独为圣人之时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时是变。”⑨”惟时是变”体现的是一种灵活性。刘相雨先生将“时宝钗”解释为:“薛宝钗能够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⑩此论颇为公允。
宝钗在与探春、李纨管家期间，颇显她对物与人的处理能力。小说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宝钗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即可用，便值钱。”在利益分配上，她注重劳有所得，也注意利益均沾：
虽然还有富馀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贴补贴补自家。…… 所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几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馀无馀，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
薛宝钗对大观园中的人与物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短短一席话，从人到物，处置的井井有条:不失体面，而又雨露均沾，以“小惠”而“全大体”，可谓周到之至。而在个人的物质上，薛宝钗是克制己欲的。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说到凤姐曾送一些装饰用物品给薛宝钗，而都被她退回了，整个屋子的布置又是十分素净。此皆薛宝钗制欲之表现。毕竟她是带着“热毒”而来的，这种日常的克制，不过是另一种“冷香丸”而已。
薛宝钗不同于邪的受役于物，也不同于贾政、甄士隐、林如海等的轻视于物。前文所引孟子之言，尚有后句:“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孟子此语，旨在呈现“仁义”的重要性，将其还原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语境之中，却也是对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回答。这个答复本身，是为“事功”的。先“仁义”而“利”自来，这是此段对话的内在逻辑。也充分体现了“利者，义之和也”的思想。真正的利益，是要与道义相合的，此即朱熹所言“自然之利”。而又有“贪欲之私”⑪，则为小人之利，其出自人欲之私。冯兵先生在《“义”“利”的对立与统一》一文中写到:
在朱熹这里，“义”“利”之间是一种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义”与“利”是统一还是对立，关键就在于道德行为主体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的道德动机是依循“天理”而求事理之所宜，还是服从“人欲”仅求一己之所私，其义利观“主要是针对确立道德动机立论的。”⑫
由此以观之，如贾雨村等，自然是小人之利。而薛宝钗此处，则颇有“自然之利”的影子。
三
卜喜逢在《析〈红楼梦〉前五回的纲领作用》中，有一段对于“正邪两赋”的分析:
而正邪两赋中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关注自我精神，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正邪两赋中人成为一个符号，代表了自我与专注之后，作为情的代表的贾宝玉，自可列入其中，而“情”，则更为显要。⑬
由此可知，曹雪芹作“正邪两赋理论”，文本作用是多方面的。把“情”提升到思想的高度，是其主要目的。
无论是正，抑或是邪，他们对于物的态度，都受制于他们的思想。而专注于“情”的贾宝玉，对物的态度自然与他们都有着明确的区分。
小说中关于贾宝玉对物的态度，表述是很多的。如“宝玉摔玉”，虽然有小儿闹气的成分，但也表现出他对这种自胎中所带的奇异之物并不珍惜，而其所重者却是“姐姐妹妹都没有”，而因此生出的“无趣”感。又如他头上所戴的珍珠，丢失一颗却全不当一回事。这些对于物的价值的判断，都来源于贾宝玉思想上的认知。
贾宝玉的认知中，“情”是居于首位的。赤瑕宫中的神瑛侍者，由“色”而生“情”，致使“凡心偶炽”因而下界成为贾宝玉，而贾宝玉又“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情”是贾宝玉首要的判断标准。对于物也是如此。第三十五回中，两个婆子议论贾宝玉，其中就有关于贾宝玉对物的态度：
爱惜东西，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
这种议论来源于婆子对于物品价值的认知，这种认知是世俗的，是以物品的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在贾宝玉而言，这种物品的本身属性是不重要的。“值千值万”的物品对于贾宝玉来说，因为缺少了附加的“情”，那么这个物品并不显珍贵，而线头因为有了这个“情”，反而是应该珍惜的。
在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有一段研究者称之为贾宝玉的“爱物论”的言论:
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此段言论，在诸如婆子等世人看来当然是古怪之谈。扇子不用来扇风而用来撕着取乐，这是败家的行为，属于暴殄天物，是有罪过的。但是贾宝玉并非如此认知。譬如扇子，扇风为其根本功用，撕来博晴雯一笑却是更为有用。博晴雯一笑的功用比之于扇子本身功用来说，当然重要万分。而此扇子能有此用，即为发挥了这个扇子的价值。此当然是“物为人役”，根据各自“性情不同”来役物。
此“爱物论”中，有“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一语。此与贾宝玉的天赋性情“情不情”有关。段启明先生认为：“他并不认为'物’之本身有神灵、当敬畏，而是认为虽应'以情待物’，不能藉毁物以'出气’，但在'人’的面前，'物为人役’、'物尽其用’则是最根本的'爱物’。”⑭此种论说，已足以解释“情不情”与“物”之间的关系。
作为贾宝玉的知己，林黛玉对于物的态度也是与众不同的。林黛玉对于物的态度与贾宝玉是相似的。这种相似自然不是偶合，而是出自于曹雪芹的故意设置。
在林黛玉对于物的判断中，“情”也居于首位。第十九回己卯本有夹批:“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第二十七回中，甲戌本也有夹批为“了却'情情’之正文也”。“情情”对于黛玉是极为恰当的。《红楼梦大辞典》对此解释为:
脂批中多次提到黛玉“情情”，前一个“情”做动词，钟情、用情之意，意思是黛玉钟情于自己所爱的人，即黛玉只钟情于宝玉。⑮
如果将此论应用于对物的态度，和前文分析林黛玉对宫花一物也是相符合的。而最能反映此点的，是贾宝玉送来的手帕。《红楼梦》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黛玉看望被打的宝玉，将眼睛哭成桃儿一般。宝玉惦记黛玉，支使晴雯将两条“半新不旧”的手帕送于黛玉，并说“他自然知道”。书中写到黛玉的反应:“林黛玉听见，越发闷住，着实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以手帕传情，在《红楼梦》中并非仅此一处，前有小红、贾芸以帕进行传情，此处又有宝玉送黛玉以旧帕。两处均以手帕作为媒介。手帕常被作为定情信物，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如冯梦龙有《山歌》:“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⑯以“丝”代“思”，以表思念。又如王錂《春芜记》、无名氏《荔枝记》等均是如此。而黛玉经过“细心搜求”，自是明了此中含义。当林黛玉在旧帕上题写《题帕三绝》之后，这两方旧帕就从信物，转化为二人感情的见证之物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者读懂了此点，故而以焚帕为结，以了此情。
林黛玉常被评价为“尖酸”，或“小性”。这出自于不同的视角。批评林黛玉的多以“送宫花，一事作为佐证。从创作角度进行思考，此处自然是对黛玉所进行的皴描，与第五回中的“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共同形成对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定型。但林黛玉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此话却是颇可思量的:如单送我一个，则有情寄于物中；如众人皆有，则宫花是薛姨妈顺手所送，正所谓顺水人情，以林黛玉的敏感，自不会重视此物。从周瑞家的角度，送宫花的次序或是因为居处的不同而形成。作为黛玉而言，“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一语，既是她的自尊与自怜，更是她对有情的渴望。与此相类的还有北静王赠予宝玉的鹡鸰香串，虽珍贵而黛玉亦不取。
而对于普通应用之物，林黛玉也有一套明确的态度。《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有一段文字，最能体现：
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 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由此段观之，林黛玉认为物是为人用的，而不以是否珍贵而抛弃物的本来价值，这也正是“物为人役”的体现。
在这二人对于物的态度上，相比于其他人是有升华的。他们首先并不会被物所役，而是秉持着物服务于人的态度。在另一方面，他们突破了义与利的这种取舍，转而以情为首要，以有情之物为最珍贵的。
结 语
从人对待物的态度来看，以人欲之私出发的“受役于物”，以及从儒家出发的“以人役物”，曹雪芹在小说中均给予表现。然而最终，他还是倾向于物以情重的。这种种价值观照之间，自然就会产生碰撞。
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中曾批判旧有小说的创作：“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这一说法直指以往小说在戏剧冲突创作上的僵化。而其创作志向则是:“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换新眼目”一语，也是包括小说中戏剧冲突的创作的。而从通部《红楼梦》来看，曹雪芹也是做到这一点。
《红楼梦》是细针密线之作。且甚少无用之辞，而颇多匠心之处。情节间前后勾连，常以一笔多用笔法，将世情描摹殆尽，使读者阅读时常浮想联翩，更可反复推敲，细细品味。戚蓼生在《序》中写道:“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私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⑰其中，“注彼写此”“目送手挥”“似谲而正”等语，正是《红楼梦》一大艺术特色。
借助于“正邪两赋”理论，曹雪芹将人划分为四种，抛却碌碌众生，有正有邪，还有正邪兼具之人。然而当我们关注到这三类人的划分标准时，就会发现，曹雪芹的创作初衷在于将“正邪两赋中人”提出，而这些人实质上只有两种:其一是以事功为基础进行评判的人；其二是以坚持自我认知价值的人。如此，无论是正，抑或是邪，都归为一类，而正邪两赋中人，作为曹雪芹的最主要塑造目标，卓然独立为一类。贾宝玉位列其中，则“情”的思考已经上升到哲学的范畴。此正是戚蓼生所谓的“似谲而正”。曹雪芹以人与物之间的互动，更为清晰地表现出这种种人的不同。这对《红楼梦》中戏剧冲突的创作是颇有助益的，更是颇有新意的。这种新意来源于曹雪芹精神上的突破，思想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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