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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生死关头,兵将动辄罢工:问题出在家丁制度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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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今北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己巳之变。

自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突入洪山口,阿巴泰攻克龙井关,济尔哈朗攻进大安口,到十二月十七日永定门血战。这五十日中,明朝政权早已岌岌可危,更可悲的是,在如此危险的时刻,勤王军中发生了数次哗变,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祖大寿领军直接回了辽东。

己巳之变发生的两年前,也就是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曾上疏言:

“临、巩边饷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自万历四十七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沿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胡廷宴称,明朝军费早已出现大量亏空,如今士兵开始变卖自己的盔甲、武器,甚至卖儿卖妻,刚开始还会沿街乞讨,今天有机会的早已当了逃兵。

当然,他的奏疏可能存在些许夸大,但也反映出万历、天启年间军政废驰、卫所制度趋于崩溃的现实。甚至在崇祯元年,堂堂大明的辽东巡抚毕自肃都被缺饷的变兵逼迫自杀。

但即便这个时候,边军也是有所区分的,也不是所有的士卒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还有一群人整日吃香喝辣,他们就是将领豢养的家丁。

提及家丁的产生,就不得不提明朝军事体系的转变。明初,勋贵武人集团和宗王基本掌握了国家边地的军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千里北境中分封了九大塞王,驻军于要冲,多者统兵一万九千人,战时可调动各地驻军,但不参与事务管理。

在南方地区,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令沐英镇守云南并大量移民,沐家在云南不同于明初宗室诸王,有管理事务的权力,这个权力世袭罔替,延续到了明末的沙定州之乱。

随着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边镇的宗王失去了兵权,开始内迁并开启养猪式,宣德年间,曾让朱元璋自豪的卫所制度开始趋于崩溃,大量军卒开始逃亡,即便是直隶于中央的五军营由于卫戍各镇和大量逃亡,到了正统年间缺额已经达约莫两万五千人。之后的土木堡战役中,明军三大营精锐由于指挥不当等种种原因被也先合围歼灭,勋贵武人集团彻底没落,由于卫所军的不堪用,明朝的军事体系不得不开始转变。

朱棣像

整个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外部威胁始终没有消失,于谦和明武宗朱厚照都曾尝试重建三大营,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背景下,将门之家逐渐崛起。

将门之家的诞生有赖于营伍制和形势严峻的边患。营伍制盛行于明朝中晚明,是在战时抽调卫所中的部队以营为单位作战,营伍中的军职无法世袭,但是卫所军职可以世袭,之后营伍军官的子孙从卫所再转为营伍任职,形成了事实上的世袭。在万历、天启年间先后崛起的辽东李家和祖家无不走的这个路子。

而驻守边镇的将门之家为了刷战绩、抢人头以军功爵荫子庇孙,家丁制度也就逐渐成为占据边军的重要组成。

不置可否的是,家丁的产生的确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了明军野战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不过再怎么说这也是剜肉补疮之举。

家丁和将领之间有着隶属关系浓厚的主从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家丁完全是将领的私兵。万历年间,朝廷曾尝试与将领争夺家丁的控制权,改由国家供养家丁,但一些将领仍然发工资给家丁,这样一来相当于打一份工领两份工资,自然是吃得肥嘟嘟肉乎乎。

与之相比,普通明军的日子可就不太好过了,一方面朝廷紧巴巴的发不出军饷,另一方面,即便是遇到明光宗朱常洛拿自己的小金库发工资的好时候,也少不了将领们克扣自己的工资发给家丁。

如果想要努力作战求个晋升吧,发现名额还让家丁给顶了,在明末的时候将领们喜欢收一些养子义儿来巩固部队关系,像辽东李家军的李宁、李平胡,祖大寿的家仆祖宽等等,这种家丁或者义子义孙爬上高位的,在明末并不算少数。

祖大寿雕像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家丁逐渐成为部队核心的明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野战不力的问题,但带来的严重问题也在己巳之变最危险的五十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后金八旗军后撤,趋良乡而屠固安,同时,袁崇焕被召入北京下狱。此时大明北都的危险依旧,或是由于袁崇焕被下狱以后祖大寿自危,竟然在两日之后率军东出山海关折返辽东。

得知这个消息后,举朝大震,急命在狱中的袁崇焕写信让祖大寿回来,本来袁崇焕还心不甘情不愿的,在余大成一番感人肺腑的长篇演讲中,“臣子之义,生杀唯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这句话打动了他,一封亲笔信火速发出。

但在此时,在勤王时走得很慢的关宁军却转进如风,等传信的人追到祖大寿时,祖大寿早就回到了锦州。虽然祖大寿收到了袁崇焕的亲笔信,但害怕被朝廷处置仍然不肯动身,直到祖大寿的母亲以袁崇焕还没有死,应该立功争取为袁崇焕赎罪,才让祖大寿回心转意。

这种军队不受节制的事情在明末并不偶然,在明清双方对赌国运的松锦会战中王朴带头逃跑,在崇祯十七年各路军队勤王时,崇祯亲自点名的左良玉借口不来等等,朝廷的威权早已经坠至了谷底。

祖大寿这个行为自然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十二月十六日,皇太极回师,明军申甫阻击失败,力战而死。次日,皇太极领数旗兵马强攻永定门,明军满桂、黑云龙、孙祖寿、麻登云于永定门前血战了一日,满桂和孙祖寿壮烈阵亡,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大明四大总兵两死两俘,几乎可以说是土木堡战役以后的京畿第一惨战。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己巳之变中明军普通士卒像陕西行都司等饱受盘剥的勤王军由于缺饷而哗变,而祖大寿的关宁军则是被将领厚此薄彼喂得太饱,不听节制,更加屈从于将领而非朝廷,尽管军队并没有藩镇化,皇帝仍然有着相当权力,但此时尾大不掉之势早已形成。

永定门之战后,皇太极意识到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撤了兵等待时机,北都解围。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明朝原有的军事体系被彻底破坏。到了这个节点,明朝的防务的崩溃也似乎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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