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学会自1933年成立到2019年已走过了八十六年的历程，在历任理事长的领导下，它从最初几十位会员已发展成为拥有1万六千多名会员的学术团体，在组织我国植物学界学术交流、普及植物学知识、主办学术期刊，培养植物学人才以及加强我国同国际上的联系和学术交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栏目将陆续刊登相关纪念文章，介绍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的老一辈植物学家的生平事迹，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他们对植物学以及植物学会发展的贡献，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
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钱崇澍
钱崇澍(1883-1965)，字雨农，1883年1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书香门第。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教育和组织工作。1916年、1917年和1927年分别发表的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论文，均属我国在各该领域的第一篇科学文献，对难度较大的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的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05年钱崇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进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0年，他与竺可桢等一些富有理想的青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自然科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相继受聘任江苏甲种农业学校、南京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钱崇澍应邀到中科院工作，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53年以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崇澍还先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196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国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很久以来，英、法、德、美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多次来我国调查植物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从19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主要由外国人把持，大批标本包括珍稀、模式标本流落国外，有关中国植物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也是外国人写的，直到本世纪初近代植物学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钱崇澍怀着满腔救国激情，决心要更快地将自己学到的近代植物学知识播种在祖国大地上，让它生根、开花、结果。他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重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致力于在国内建立和发展近代植物学的研究工作。
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1916年，在国外发表了《宾夕法尼亚毛茛两个亚洲近缘种》，这是中国人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和分类的第一篇文献。1917年他在国外发表《钡、锶、铈对水绵属的特殊作用》，同样也是我国应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学的第一篇文献。他还首次写出了中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论文《安徽黄山植被区系的初步研究》。钱崇澍还在国内第一个选择了在植物分类工作中难度较大的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快传播新技术和新的科学知识，1917年他发表了《介绍新著动植物显微镜法》一文，1929年翻译了《细胞的渗透性质》、《自养植物的光合作用》等植物生理方面的论文。钱崇澍早期的论著和译文，大多数发表在《科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文集》等刊物上。除上述文章外，他所发表的《森林之种类与分布》、《植物疏密之试验》、《植物之天演》、《浙江之兰科三新种》、《中国植物之新种》等也都是当时的代表作。钱先生在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及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所作出的贡献，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钱崇澍非常重视野外考察工作。回国不久，他就不畏千辛万苦，深入浙江和江苏南部进行植物区系的研究，采集植物标本１万多号，特别是对浙江省植物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20年代后又对南京钟山的森林和岩石植物进行过专门的观察和研究。他还制定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各省的植物调查规划。他所组织的采集队走遍了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我国东南、西南植物分类、区系和植被等方面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以后编写地区植物志、全国植物志以及研究植物地理学等创造了条件。
钱崇澍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认为要使近代植物学在祖国大地上扎根，必须建立研究基地，组织培养研究力量。为此，他放弃了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于1922年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合作，依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补助，在南京秉志教授创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组建植物部，建立起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并开展调查研究，出版刊物图谱，使该所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学家。
30年代，植物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逐渐扩大，迫切需要将全国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工作者组织起来，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为此，钱崇澍与胡先骕、陈焕镛、张景钺教授等共同倡议组织中国植物学会，经过积极筹备，该学会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宣布诞生。会上，钱崇澍被选为评议员。翌年，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的学会年会上，他又被选为《植物学杂志》（现《植物学报》的前身，我国最早以中文发表的植物学学术刊物）的编辑。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植物学会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的帮助下，钱崇澍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一部分科技人员，迁往西南大后方重庆北碚，找到了一个落脚点。为了摆脱当时经费困难，物价飞涨等困境，钱崇澍带领大家种菜、养猪等，还和一些高级职员到外面兼课，以所得平价米来补助困难的职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保存了这支队伍。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难，钱老还坚持研究工作，写出了《四川北碚植物鸟瞰》、《四川的四种木本植物新种》、《四川北碚之菊科植物》等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使钱崇澍深受鼓舞。他更加辛勤地工作，除担任中科院植物所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参加了植被与植物区划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如《黄河流域植物分布概况》（与吴中伦合作）、《中国植物区划草案》（与吴征镒等合作）、《中国植被类型》（与吴征镒、陈昌笃合作）、《中国森林植物志》等重要著作。《黄河流域植物分布概况》一文，对于黄河流域的人工造林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他古稀之年又主持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任主编并担任荨麻科部分的编写工作。我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植物志编写任务十分艰巨。从1959年到1965年他任主编期间，《中国植物志》共出版了3卷。全书预计80卷125册，约4000万字，是发展我国农、林、牧、渔、医药、环境保护等事业以及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基本资料，也将是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
钱先生是教育界的一位老前辈，为我国培养植物学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多年在大学任教，教过很多课程，如生物学、树木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等。为了使学生对每门课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他十分注意认真备课和编写教材。1923年，他与邹秉文、胡先骕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书中内容新颖，改正了旧教科书中不科学的名称，如将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孢子植物分孢子体和配子体时期，常以孢子体形式存在，不产生种子）；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为苔藓植物（在进化上苔比藓原始）；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我国很早就叫蕨类植物，羊齿植物可能是从日本名词翻译的）。这在当时还没有教科书的时代，对青年学习植物学有很大帮助，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教学中，他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树立专业思想。他教植物分类课，让学生自己采集标本，查阅图鉴、检索表，自己定名，然后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评定成绩，讲授时不是只教一科、一属或一种，而是将某些地区的植物进行综合讲解，阐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他十分重视野外实习，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一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堂内容，唤起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和采集热情，并逐渐养成了他们热爱植物和植物学的兴趣。他的讲课言辞生动、条理分明，深受学生的欢迎。植物学家仲崇信、汪振儒都是在他影响下学的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的启蒙老师也是钱崇澍，秦仁昌的毕业论文《南京木本植物》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每当秦仁昌谈起这段往事时，对钱崇澍老师充满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
钱崇澍为人正直，坚持真理，支持进步斗争，从不随波逐流，不在反动势力面前低头。这种高尚的品德与他为科学事业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相互映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要员乘机大发国难财。有人看到钱崇澍生活困难，劝他去做国民党立法委员，他断然拒绝，并写诗明志。他宁愿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个中学去兼课以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钱崇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任农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正义斗争，钱崇澍总是站在革命学生一边，凡学生参加反蒋斗争活动都不算缺课。他自已也参加过进步组织的活动。1947年，当有人提出由美国出钱与我国合编《中国植物志》时，他慷慨陈词：我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写。他的意见受到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科学工作者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有人诱惑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随即以全部精力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钱崇澍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高尚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及谦虚谨慎、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我国植物学界的普遍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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