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作者：李黎
编辑：刘炎林
二战以后，瑞士农业人口急剧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2013年，瑞士全国农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2%。当今瑞士的农业该如何延续，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瑞士人在选择自己的文化要何去何从。
在时代的急剧变化下，在各自独特的际遇里，不被时代裹挟而随波逐流，坚守心底最认同的价值——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三位瑞士农民。
大名鼎鼎的养羊户
布鲁诺（Bruno Zähner）：与时俱进
在苏黎世第一次见到三十出头的布鲁诺，我以为他四十多岁了。
这位瑞士农民并非相貌老成，而是处处透着精明老练。后来几个月里我慢慢发现，不管是瑞士农业部的官员，还是农业研究所的资深生态学家，似乎每个人都认识这位年轻农民：有的准确知道他家冬夏草场的位置，有的亲自写了封长信给我，举荐他参加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瑞士-青海牧民交流旅行。
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7年成立于北京，是中国本土的民间自然保护机构，致力根植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自然保护实践。
“你是不是瑞士最有名的农民啊？为什么人人都认识你？”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布鲁诺也不谦虚：“也许是我做得比别人好些咯。”他在瑞士中部的峡谷地带经营着一个农场，25公顷土地，200只绵羊，20只山羊，算是瑞士的养羊大户。
布鲁诺在农场上。由于劳力不足，瑞士的养羊户越来越少了，布鲁诺是瑞士现存不多的养羊大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瑞士调整农业政策，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而加强了对农业提供的生态、社会等外部性服务的补偿，布鲁诺没有错过时机。
首先，他给农场申请了“有机瑞士”（Bio Suisse）认证：停止使用农药，也不再额外施肥，完全通过使用农场牲畜粪便的循环以实现农场养分的自平衡。接着，他优化了农场的使用方式：11公顷质量最好的土地保持集约使用，种植牲畜冬天的草料；农场边缘的灌木、陡坡则采用粗放方式，减少使用强度，保持多样的景观元素。比如，草场边的石堆留给两爬类动物作为繁殖地，农场边缘的灌木保留下来，为鸟类提供多样性的生境。
在瑞士，牧民平均收入的36%来自于政府补贴。很大程度上，农业已经靠政府补贴维系。在瑞士有这种说法：牛奶不是在商店付钱买的，而是通过交税买的。布鲁诺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补偿来自农场所达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布鲁诺说，瑞士生产生活成本高，没有补贴也能维持农场的收支平衡，不过有了补偿就可以投资，提高农产品品质。
布鲁诺不仅是瑞士新型生态农业的“示范户”，还代表全国养羊户参与瑞士农业政策制定的政治游说，为农民群体争取利益。难怪在农业体系内大名鼎鼎。
“保守”是人们对瑞士农民的刻板印象，不过布鲁诺却喜欢尝试、不怕犯错。从苏黎世到北京，他一路操着瑞士德语，跟我沟通都是请人翻译成英文。在中国交流的第一项活动是请他在北大做分享，我都找好了德英翻译。结果布鲁诺一上台，面对着满屋听众，突然讲起了英语，开始磕磕绊绊，后来竟然越来越流畅。我和翻译在台下面面相觑，跌破眼镜。这种关键时刻迎难而上的个性实在令人赞叹。
布鲁诺在北大保护生物学中心介绍有机农场
旅行的最后一天，一行人返回成都休整，饭后布鲁诺说要一个人上街走走。晚上再见面时，他居然换了个发型。原来是自己去找了个理发店，比着图片剪了个时尚短发。据说还逛到中药铺看了虫草价格，回程途中生擒一名偷钱包毛贼。
送他上飞机时，我由衷地说：“布鲁诺,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多像你一点。”
“我也希望可以多像你一点！”他给了我一个欧洲式的拥抱，用英文说道。
从城市走进农场
本杰明（Benjamin Pulver）：逆流而动
跟布鲁诺一起来中国的，还有一位瑞士农民本杰明。
经过几十年间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目前瑞士的农业人口仅有16万人，其中90%来自于农民家庭。而本杰明是逆流而动的少数人之一。本杰明出生于巴塞尔，小学时去农场过暑假，立即喜欢上了那种生活：能亲近有灵性的动物和大自然，用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感觉也很棒。此后每逢假期，本杰明都去农场帮忙。14岁时，他决定成为职业农民，初中毕业就去农场做学徒。
瑞士的阿尔卑斯牧场
本杰明的同学们也觉得这个决定不错。当农民不仅能自给自足，农业又是文化传统，受人尊重。本杰明的父母知道孩子从小就喜欢做农活，所以也支持他的选择，只是家里没有农场，去哪里当学徒呢？在瑞士，要成为职业农民至少要跟着两位不同的师父做两年学徒，再学习一年农业理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考试后才能获得国家颁发的农业资格证书。
17岁时，本杰明在小时候常去的农场附近找到了愿意接收他的师父。学徒生活忙碌充实，每天早7点就开始干活，跟着师父学习各种农业技术。每两周有一天的假期，每个月上两个半天的理论课。理论课上也都是跟他差不多的年轻人。本杰明来自城市，但跟来自农村的同学们相处融洽，也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拿到资格证书后，多数同学回到自家农场上，而家里没有农场的本杰明开始了“自由职业农民”的生活。接下来的八年里，本杰明在全国不同的农场里打短工。夏天做奶酪，冬天砍木头，哪里有活就往哪里去。这几年他几乎走遍了瑞士所有的地方，住过很多村子，认识很多农户。
本杰明慢慢感到时代在变。现在农民都把产品卖给大型企业，售价很低，要盈利就得提高产量。农民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机器渐渐取代传统劳动，过去需要合作的农活现在都可以独立完成。与此同时，村里的人情味也在变淡。以前奶农每天早上都要把牛牵到村口挤奶，现在路修好了，取奶车挨家挨户上门取奶，邻里之间也少了见面说话的机会。
本杰明觉得这个系统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他说，瑞士本来是个资源差的穷国家，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求生存，瑞士人才建立了细致有效的协商合作制度，形成民主决策的传统。一些村庄的共有产权资源管理制度有上千年的历史，比国家的年纪还大。现在国家富裕了，政府的农业补贴也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说，何必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规则呢，我们自己单干也能行，每家每户把钱直接分了就好。本杰明觉得，这种想法就好像采完果子，就不再给果树浇水了，实在愚蠢。
察觉到自己与其他农民的想法差异，本杰明开始考虑做点不同的事。他回到农业技术学院，继续接受理论教育。通过接收学徒的资格考试后，本杰明接受了一份海外农业顾问的工作，到孟加拉帮助建立有机农场。2014年回到瑞士后，他继续攻读农业硕士。现在，本杰明任职于一家瑞士知名的农业咨询公司，往来于全国各州，帮助农民解决各种新问题。
可有时候，本杰明仍然觉得工作节奏太快。经验告诉他，不管是生产还是规划，农业的问题都急不来，需要有耐心慢慢找方法，甚至允许试错。然而，咨询服务按小时计费，农户对咨询师的要求常常是短时间给出现成答案。
在本杰明看来，瑞士农民的“保守”还体现在：一旦有了常规解决方案，就不肯冒一点风险去尝试新办法。怎么应对这些挑战，本杰明目前还在摸索。偶尔，农业咨询的工作也会让他很烦恼。像少年时代一样，他依旧很喜欢干农活的感觉，享受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实在价值的满足感。
2016年布鲁诺（右二）、本杰明（左三）参加瑞士-青海牧民交流活动
眼下，本杰明在认认真真地筹划，希望将来能拥有自己的小农场，生活也尽可能地保持简朴。一起在青海开展野外工作时，我发现他跟布鲁诺都从不剩饭，即便是牛肉拉面，也会把汤喝完，留下个光碗。几天下来，我也好像感染了他们珍惜食物的态度，放弃了中国式的点菜思路，把减少浪费上升到每餐的第一准则。
从野外回来，本杰明说，三江源的牧民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问题的忍耐度。草场退化得这么严重，绝大多数牧民还在继续承受，主动采取行动的只是少数。偶尔遇到有牧民小组已经开始规定每家载畜量的上线，但是却没有考虑如果有人违反该怎么问责。
本杰明向年保玉则的牧民介绍最大载畜量的计算方法
“定了规则，却不管能否执行。这样的想法有点单纯。”这位走南闯北的瑞士农民似乎对眼下三江源的情况有些担忧。
本杰明在山水办公室进行考察总结 摄影 / 史湘莹
是学科带头人，也是农民
马蒂亚斯（Dr. Matthias Bürgi）：半农半学
话说回来，我认识的第一位瑞士农民，还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二导师马蒂亚斯。
除了担任瑞士联邦研究院景观生态学的学科带头人，马蒂亚斯还有一项工作——在瑞士白葡萄酒最佳产地的苏黎世湖畔，马蒂亚斯跟太太莫妮卡（Monica）共同经营着一个酒庄。
马提亚斯跟莫妮卡在苏黎世湖边的葡萄园
莫妮卡的家庭自1885年开始酿酒，她的父亲更是技艺精湛的酿酒大师，有许多学徒慕名前来学艺。但是，慢慢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发愁酒庄的传承问题。他的三个女儿都进了大学，对继承酒庄的兴趣不大，也没有获得农民资格。酒农的生活非常忙碌，早上6点就要开始酒窖里的工作，酿酒期间需要频繁检查葡萄发酵的情况，节假日也只能短暂休息，出国度假更是绝无可能。这样的生活方式，一般的年轻人的确很难适应。
十多年前，莫妮卡在一家农业咨询公司工作，但是办公室工作难度不大，喜欢挑战的莫妮卡提不起兴趣。这个时候，男友马蒂亚斯开始鼓励她：为什么不尝试接手家里的酒厂？虽然这样意味着远离城市生活，也放弃了长途旅行的机会，但是这样他们就能生活在风景绝佳的苏黎世湖边，天天跟自然打交道，还能品尝亲手酿出的好酒。对年轻的情侣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兴奋的决定。莫妮卡的父亲也十分欣慰，家族酒厂终于传到了第五代。
十几年间，莫妮卡从一个没有太多农业技能的生物学家，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酿酒师。通过订阅专门面向瑞士酒农的报刊杂志，莫妮卡可以方便地获得酒农之间交流、研讨活动的信息。她一步步完成多期冬季农业培训，学习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必要的种种技能。
冬天莫妮卡在检查葡萄汁的发酵。图片来源 / weingut-ruetihof.ch
在马蒂亚斯看来，莫妮卡经营酒厂的思路跟她父亲有所不同。老先生上世纪60年代接手酒庄，那时候酿酒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竞争不激烈，只要酒的品质稳定不出错，就不会考虑作出任何改变。然而，现在瑞士本地酿酒的成本高昂，很难跟价廉物美的进口产品竞争。莫妮卡需要花更多的心思考虑营销，应对市场的变化。
眼下，马蒂亚斯跟莫妮卡正在申请成为公平贸易绿色食品联盟（Fair and Green）的会员。在苏黎世湖产区，还很少有酒农想到给自己的产品申请绿色或有机认证，并非职业农民出生的马蒂亚斯跟莫妮卡这次走在了前面。
马蒂亚斯和莫妮卡不仅是生活伴侣也是亲密的合作伙伴。图片来源 / weingut-ruetihof.ch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应邀到马蒂亚斯家的酒庄做客。从苏黎世火车站出发，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苏黎世湖北岸的Uerikon小镇，从火车站步行数百米就到了马蒂亚斯家的酒庄。
傍晚时分，开阔的湖面完整倒映着东南方的一排雪山。阿尔卑斯的圣提斯峰分明就在近处，感觉只要深呼吸，就能闻到冰川下特有的凛冽空气。湖西岸华灯初上，一路铺陈，把我的目光引回近处的森林和草场。
晚餐前，马蒂亚斯带我在葡萄园里散步，告诉我哪些地方需要除草，哪些地方需要低强度使用，才可以达到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马蒂亚斯的不少同事（自然也包括我），都很羡慕他这种“半农半学”的生活，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反馈机制。
马蒂亚斯说，成为农民确实提高了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力，季节、气候、害虫、市场……许多细微变化他都能敏锐察觉。但是兼顾两种职业也会分散精力，感觉不能全力以赴、达到自己满意的标准。
马蒂亚斯在夏天修剪葡萄 图片来源 / weingut-ruetihof.ch
马蒂亚斯和莫妮卡的儿子今年九岁，性情温柔，很为他人着想，早上去学校前找到一本讲中国的漫画书拿给我，陪我一起读了几页才出门。男孩虽然年纪小，莫妮卡已经让他在农场上帮忙。我问马蒂亚斯想不想儿子让继承酒庄。马蒂亚斯说，并不希望家庭传统成为儿子的负担。
说到传统，瑞士可以算是中欧最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身份，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国民的文化认同。二战以后，瑞士农业人口急剧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2013年，瑞士全国农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2%。当今瑞士的农业该如何延续，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瑞士人在选择自己的文化要何去何从。
时代变化难免令人唏嘘，但是变化的背景之下，这几位瑞士农民并没有被时代裹挟而随波逐流。在各自独特的际遇里，他们总是主动把握生活的走向，用务实态度分析利弊，审慎地做出选择。在我看来，他们在每个关键时刻的决定，无一例外反映出了各自心底最认同的价值——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三位瑞士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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