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剑之
表文是宋代骈文中极具代表性的文体，以其个性化的作者心曲和明白畅达的风格追求推动了宋代骈文新风的形成。既有的宋代表文研究，多从文体角度切入，探讨表文内容、类型、风格及文化意蕴等，对表文的历时演变观照尚嫌不足[①]；而关于宋代骈文史的研究又往往涵盖制、诏、表、启等多种文体，欠缺对表文演变趋势的独立勾勒[②]。本文将对北宋表文作历时性的考察，从重要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分析不同类型的作者对表文功能的理解认识、创作心态及实践方式，梳理北宋表文的嬗变轨迹，探究宋代骈文时代风潮及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
表文写作的三类基本倾向
《文心雕龙·章表》云：“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③]表在历代的发展中，形式虽有所变异，但“昭明心曲”的核心功能却始终未变。作为臣子向君主剖白情志的重要文体，表文的应用方向非常明确。不过，如何向君主剖白情志、昭明心曲，从不同角度来看，会形成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表文的词采对于昭明心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措辞的讲究体现着臣子对君主的尊敬；凭借华美的词采，能更好地实现心曲的传达。另一种倾向是，认为意义表达是否到位至为关键，辞藻、用典、格律等均属其次，不必严格要求。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不同作者有不同的选择。一些作者对词采有着积极热烈的追求；另一些作者更关注表达的完成，也可以说是侧重于事功。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尝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形成第三种倾向。
北宋前期，关注词采的表文作者以徐铉、杨亿、夏竦、宋祁等人为代表。这些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即曾担任词臣一职，而且以文学名家，也常常为他人代作表启。职任的需要以及代作的需求，促使他们极其看重表文的词采，注重事典的切当与工整，讲究骈对的技巧与格律的协调，对文章的形式有精心的修饰，总体上走的是典丽精工的一路。
事功一派的表文作者，则以张咏、范仲淹、韩琦等人为代表。他们尽管也多为进士出身，拥有骈文的扎实功底，但在表文写作中并不刻意追求词采，而侧重政治意图的表达，对事功方面的关注更为突出。因此他们的表文遣词用典相对平实，说理论事的成分较多，并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融散文行文方式，行文风格以自然平顺为主流。
这两类风格贯穿于宋代表文的发展历程中。在同一时期，重词采与重事功的两类表文往往并存，只是在不同阶段，两类表文的具体表现、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对同一作者而言，有时也会因语境的不同而对表文风格有所调整。在某些情境中更侧重词采，比如贺表；而在另一些情境中更关注实际事功，比如到任谢表。而词采与事功两类风格的相互调和与相互促进，推动着宋代表文风格的构筑。
在词采与事功二者之间，还有一类表文，既注重对政治意旨的传达，又不偏废文辞的修饰；虽然讲究行文，但并不刻意强求词采华美。可以说是在二者之间取一种调和的路线，形成一种既文质彬彬又明白畅达的风格。这一路线以王禹偁、欧阳修等人为代表。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也是宋代表文新变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宋代骈文发展的新面貌。
这三种倾向的形成，源自于骈文“应用性美文”的基本特征。表文兼有应用于审美的双重诉求，而不同作者在创作时的对实用与审美不同倚重，直接影响了表文风貌的呈现。重词采者，侧重审美的一维；重事功者，偏向应用性的一维；而第三种倾向，则尝试在应用与审美之间取得一种调和。
二
词采派
词采派的典型代表性人物当属杨亿。杨亿骈文华丽典瞻，讲究藻饰音韵，注重隶事用典，与其西昆体诗风同属一路，都是仿效李商隐而来。据记载，杨亿凡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侄诸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录之。文既成，则缀粘所录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④]。杨亿是典型的以文章为职业者，幼时以神童被召，进入仕途，任职馆阁，后又参修《册府元龟》，担任翰林学士，文字之职可以说伴随仕途始终。真宗登基以前，“邸中书疏，悉亿草定”；当时的公卿表疏，也“多假文于亿”[⑤]。这样长期的文字职任，促使杨亿对词采有非常极致的追求。其表文非常突出地反映了这样的特点。《驾幸河北起居表》是杨亿表文名篇，其中一段形容御驾亲征：
劳军细柳之璧，廵狩常山之阳。师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挟纩；匈奴未灭，受命而孰不忘家。行当肃静塞垣，削平夷落。枭冒顿之首，收督亢之图。使辽阳八州之民，专闻声教；揄关千里之地，尽入提封。蛇豖之穴悉除，干戈之事永戢。”[⑥]
几乎是逐句用典，工致密丽，偶对精整，声律顿挫，极具气势。又如《谢知制诰表》：“补衮之阙，骤进七人之班；演丝成纶，便裁五色之诏。金印紫绶，诚佩服以非宜；珠网绮钱，顾优游而何幸。”[⑦]词采典雅，精美华瞻。
石介《怪说》认为杨亿文章“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未免偏激，而“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批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杨亿偏好词采所带来的弊端。从骈文发展史而言，杨亿诚然有着重要意义。宋初大臣多由五代入宋，其表文承袭五代骈体风气，颇有浮艳之嫌。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骈文对词采的讲究，在事实上有助于改变五代以来的衰颓浮靡，有利于形成宋朝治世的宏丽华美气象。
注重词采者又如夏竦。夏竦同样是“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⑧]，在当时文名颇盛。《归田录》《青箱杂记》《东轩笔录》等宋人笔记亦时常称引其骈句。《宋史》赞其文章“典雅藻丽”，《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其“词藻瞻逸，风骨高秀”[⑨]。比较有名的如《谢直集贤院表》：
始较文于鳌苑，旋试可于鼎司。亟趋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问。击辕度曲，敢望于九成？萦带分墉，俄登于百雉。升象河之属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代于瓜时，遂归朝于幄坐。[⑩]
充分利用事典，叙述自己举贤良方正科、延英殿对问、任职州郡、期满还朝之经历。又如《辞免奉使表》中的名句：“顷岁先人没于行阵，春初母氏始弃孤遗。义不戴天，难下单于之拜；哀深陟岵，忍闻禁佅之音。”[11]东汉郑众曾出使匈奴，面对单于，坚决不肯下拜；“陟岵”乃思念父亲之典故，《诗经·魏风·陟岵》有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禁佅”语出《春秋公羊传》，指少数民族的音乐。夏竦父亲曾在河北任官，景德中因契丹进犯河北而殁于战阵之中，此时夏竦又正丁母忧，故而请求辞免出使，表文所用典故深契其情其境，精妙非常。《四六话》盛赞此乃“生事对熟事”之格，“不拜单于，用郑众事；禁佅，见《公羊》”，“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岀也”[12]。欧阳修《归田录》亦称此数句“当时以为四六偶对，最为精绝”。[13]
宋庠、宋祁兄弟二人的骈文亦以庄重典雅著称一时。宋庠沉博而宋祁新警。而小宋尤具代表性，其表文也属于讲究词采、注重炼句炼意的类型。《上谢知制诰表》：
蔀屋夜脂，触太阳而销散，幽萌朽枿，托厚地以兼容。……矧今鸾鸿簉庭，兰蕙交畹，检之禹律，繂以唐文。庆霄光明，万物丹采，安可细事菅蒯，厕之色丝，簸扬粃糠，先乃嘉谷，抚孤生之匪次，宁乐育之当然。[14]
其中不乏生僻字词，有意因难见巧。宋祁表文中代人之作尤多。如《代昭文为飞蝗乞罢免第一表》：“括囊自守，既犯史官之讥；俾民且迷，庸孤师尹之望。遂乃招致沴气，挺为乾灾。蝗蝝放纷，菽粟彫罄。”[15]遣词用典，切合丞相身份口吻，表明引咎辞职之意。既体贴他人心意，又能在此基础上做到隶事工巧，词采整雅，实属不易。
总体上看，词采派作者往往长时间任职馆阁，并以文学名家，职任习惯加深了他们对文字的敏感程度，因而对文学表现有着较为积极主动的讲究，他们的表文，也大多体现出词采华美、用典精工的总体特点。从宋代表文的发展历程来看，他们对词采的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以雄才博学、词采斐然的创作改变了五代以来骈文衰颓之气。宋祁推举杨亿的文章，就称其“采缛闳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公与刘陈诸公推毂趣和之，既乃大变，景德祥符间，号令彬彬，谓之尔雅。而五代之气尽矣。”[16]王铚《四六话》则称许二宋：“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 [17]他们以彬彬文采变革五代骈文之衰，确实取得了重要功绩。另一方面，他们对词采的重视，实际上带动了重视骈文审美的风气，并在一定范围内引领了文风发展方向。对用事的讲究、对辞藻的铺排，这些技巧的积累，也为表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
事功派
事功一派的表文作者，并不刻意追求文章的精工华美，更看重表文实用的功效。为了表达的需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融入古文气息，从而促使表文朝另一条道路演进。
据史传记载，张咏属于“任气，不拘小节”之人，常年任职于各地州郡，曾两度出任益州，政绩卓著颇为“强干”，“其材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18]。与个性、经历相应，他的文风亦偏于洒脱自然。其表文不求精细的对仗，句式较为多变；也不拘泥用典，好用平常之语。比较能代表张咏表文风格的是《通判相州求养亲表》：
臣闻以禄奉亲，孝子之常道也；从人之欲，圣主之广爱也。窃念臣生居仄陋，长值太平，遇陛下好文，故臣一上取进士之第；遇陛下求治，故臣再任为登朝之官。……若不剖心见词，违制以请，则上辜陛下广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负终身之戚。[19]
平实质朴，几乎没有用典。又如《让起复表》“臣闻父子之情，其丧也有终身之戚；君臣之义，其深也有起复之文。”平白如话，事父事君，均得其义，感恩之情自然涵容于中。
范仲淹有深厚的骈文功底，文集中所存大量骈赋可为代表。不过范仲淹的表文并不拘泥于骈体的形式。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在表文中顺利传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如《睦州谢上表》，极力谏阻仁宗废后，不死守骈体对偶形式，在必要之处直以散句行文：“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汉武帝以巫蛊事起，遽废陈后，宫中杀戮三百余人，后及巫蛊之灾，延及储贰。”一些偶句则化入古文气韵，如《润州谢上表》：
臣按太易之义，坤者柔顺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坚冰之防，以其阴不可长也。丰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见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20]
向仁宗讲述君臣之道，说理透彻，虽融会古文句式，而仍维持了对句的形式。又如其中的“敢不长怀霜洁，至効葵倾。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表白心志，不事华辞而自然真诚。从这些表文，可以看出范仲淹扎实的骈文功底，只是相对于政治观点和意志的表达，词采的重要性退到了第二位。
又如韩琦，与范仲淹同为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在西夏边地任职累年，有政治才能，亦有政治追求。他的表文走的是平顺清通的路线。如《谢赐禁中银救济饥民表》：
唯兹北道，最失西成。纳隍深轸于圣怀，振廪重侵于经费。即驰使指，远谕宸慈。且颁内府之珍，以续翳桑之命。天之肆害，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顿宽于饿殍。[21]
虽守四六体式，而偶对自然，不让人觉得拘束。用典亦不生僻，如“纳隍”出自张衡《东京赋》“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纳之于隍”，“翳桑”指饿者，出《左传·宣公二年》，皆契题中之意。又如《泾州谢差中使宣谕表》：
盖以逆昊约和，未分诚诈；宿师经战，仅起疮痍。臣与范仲淹日极谋惟，粗详方略。愿少宽于衔勒，得自竭于岁时。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其御戎无状，旷日为虞，则乞择材杰之臣，使之为代；明窜殛之典，以警在边。[22]
此表对仁宗派遣中使慰问表示感谢，并表达自己忠于职守的决心。不刻意用事用典，文字通畅，表述明晰。
此外，一些以政治著称的大臣，在表文写作上，也往往以表述畅达为主，并不那么追求词采华美。如政治上颇有直声的余靖。范仲淹贬饶州时，谏官御史皆不敢言，独余靖上书论辩，因此落职监筠州酒税。后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同任知谏院，称“四谏”[23]。余靖虽曾担任知制诰一职，但时间不长。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外交方面及任职地方时。元昊欲归附宋朝，而契丹兵临西境，欲阻止西夏与宋言和。余靖出使契丹，成功地解除了契丹的威胁，最终“西师既解严，北边亦无事。”[24]余靖的《吉州谢上表》述及此事：
徇虏约则西戎怨，纳夏款则北狄怒。重师宿境，须我报音。人人异论，必有兵祸。圣虑独断，柄臣佥谋。授以聘词，择于朝列。有死不避，见选于臣。单车即途，送者失色。握节以往，敢望生还？历阶而议，所期理夺。主命既达而国体获伸，外兵自交而戎盟两就。[25]
出以率直，不拘偶对，而叙事明白，文气健劲。不过，余靖也曾因出使而获罪。一次出使中，余靖混合宋辽两国语言，作成一首祝酒诗：“夜筵设罢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斡勒。微臣稚鲁祝荐统，圣寿铁摆俱可忒。”却遭到御史弹劾，认为此举有失使者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吉州。《吉州谢上表》中对此事亦详加解释：
臣既频到虏庭，欲练胡事。上则接谈于宾主，下则访事于舆隶。示相亲狎，则务通其情；所临机会，则未尝屈礼。本谓六蕃之语，可以传之；岂料一言之失，不能免罪。[26]
叙述自己在出使期间的诸多考虑，阐说维护使者体面的本意，明白得体。而即便被贬吉州，余靖仍关心民生，表文之末，不忘进言：“方今边警虽息，民力犹困。赋敛加疾，而吏以为健；刻削已甚，而上不能知。若得询其疾苦，思所施设。蠲去横取，率循旧规。朝廷听而从之，岂以地狭为恨，体国安民，图所报效。”论事切实，不事华藻。由此篇可见余靖表文风格。
苏舜钦的表文也属于事功派风格。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曰：“至其《代杜公谢官》《求退》诸表，虽铺张排比，语仍俪体；而明白晓畅，力湔缛语；一味清劲，特为深切。”[27]不过苏舜钦所作表文不多，从文学技巧上说，谈不上对表文的刻意改造。而在文学观念上，苏舜钦重事功的倾向非常明显。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好以诗论政，如《感兴》、《庆州败》、《己卯冬大寒有感》等诗，皆为时事而发，追求论事的力度，甚至不惜牺牲掉一些艺术的表现。他的表文也是如此，虽维持骈俪形式，但在论事说理的同时，并不特意关心遣词用语等具体细节。
总体而言，张咏、范仲淹、韩琦等人所代表的一类表文风格偏于自然平顺，不刻意追求词采之华美、用事之精工。相对而言，更注重政治情志的传达。在表现上，不拘泥骈体偶对形式，时而兼用散文句法，也不强求句句用典，而依据实际的需要做出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人物又有别于柳开、穆修等古文倡导者。他们未必是古文写作的积极实践者。他们表文中的表现方式，尚不能说是对古文的主动吸收，而主要是与个性、仕途经历等有关。然而柳开、穆修等人，由于官职不高、政治影响力不大，因而创作的表文也不多，对于表文的新变谈不上多大的推动。反倒是范仲淹、韩琦这样的朝中大臣，在仕途生涯中有着更为频繁的表文写作。因此，事功派作者直接参与并推动着宋代表文的发展史。也许从文学方面的名气而言，他们不如杨亿、宋祁等人，但这一类型的表文写作，可能更符合当时士大夫的整体水平，也更能代表当时表文的普遍风格，并为表文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发展方向，对宋代表文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促进作用。
四
词采与事功的兼容者：从王禹偁到欧阳修
在重词采与重事功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类表文，试图兼顾词采与事功，希望在二者间取得协调。这一类型的作者，比较早的有田锡，他的表文既关注应用功能的实现，又在词采上有自己的讲究。如《陈州谢恩表》：
洎陛下受宝策以新徽号，御正殿以朝千官。臣以岁节假中，先受恩命，为差出则无例告谢，未朝谢则无因立班。行事捧策之仪，空思珮委；祝寿称觞之礼，不与山呼。恋阙之心，但倾葵藿；颁条之寄，若履冰渊。[28]
既有平实叙事处，亦有用典藻饰处，随表意所及分别处理。又如《谢量移单州表》：“俾从左宦，尚未周星；爰遇严禋，例该殊渥。沧溟之上，随槎汛以将归；白日之辉，觉葵倾而愈近。”[29]“左宦”“周星”“严禋”等词语，不失修饰，而达意清晰；泛槎典故的使用，亦颇具诗情。从田锡整体的文学创作来看也是如此，他的文章虽尚骈俪，但不过度装饰；词句颇通达，但又有别于复古一派。这种情况与田锡的文学观念有关。他比较主张物性自然，主张不专宗一家、而以性自合的写作方式。《贻宋小著书》云：
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赋、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希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30]
追求一种以性自合、心与言会、无所桎梏、文我合一的状态。在这种观念下，他对于词采不是刻意的讲求，而致力于将心中之意自然传达出来；同时也并非抛弃文采，而要使文采出于心性的需要。可见田锡对文意与词采之关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田锡并不以文名世，相较而言，王禹偁的表文写作可能更具有影响力。王禹偁表文清顺畅达，尤其长于叙述，善于讲述事件的过程，表达婉曲的情理。王禹偁对于骈散文体的态度是比较通达的，认为依据不同的情况，应当采用不尽相同的行文方式：“子著书立言，师吏部之集可矣；应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31]这种态度对于他的文章写作有积极意义。为此，王禹偁倾向于依据不同的需要来采取不同的行文风格，在写作时选择的依据不是词采、也不是事功，而是合适的方式。因此，他的表文也因应用语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特点。
他的一些表文虽然讲究词采，但有他自己的步调。如《贺南郊大赦表》，多用长句为对：
谓万方有罪，于是乎释缧绁之人；谓百姓不足，于是乎免逋逃之赋。……自可追三王而比崇，非止黜五霸而不用。……臣出官内署，承乏专城，既不得陪冠剑之班，行俎豆之事，舞抃于黄道，登降于紫坛；又不得涌非烟之词，濡甘露之笔，藻绘于玉册，发挥于皇谋，亦臣之不幸也。[32]
作为礼仪性鲜明的贺表，通常都比较重视词采，也可以说是藻饰生平的需要。因而王禹偁此文在典故的使用和文辞的藻饰上都颇为讲究。不过，在句式节奏方面，王禹偁仍显露了自己的特色。在相对较长的对句中，所叙述的内容能够得到比较连贯的表达；而长对中贯通的文气，也令恭贺之情涣然流动，满溢而出。
王禹偁表文体现出了非常多元化的尝试，既有《贺南郊大赦表》这类严整之作，又有骈散结合、句式自由之作。如《黄州谢上表》《滁州谢上表》等，叙事需要处，直用散语，如《滁州谢上表》：
且臣在内庭，一百日间，五十夜次，……凡干利害，知无不为，三日一到，私家归来，已是薄暮。先臣灵筵在寝，骨肉衰绖满身，纵有交朋，无暇接见。不知谤议自何而兴。
而其余叙情言理处，仍用骈句，如《黄州谢上表》的：“霜摧风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又如《进端拱箴表》，其中有云：
思欲举谏诤之职，言朝廷之事，则陛下圣德昭被，神功著明，四辅无私而秉大钧，百姓不知而归至化。君何事哉？臣何言哉？然而安不忘危，理不忘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古圣贤之深旨也。故夏后有盘盂之铭，周王有几杖之诫，敢征斯义，用导愚衷。[33]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直用《诗经·大雅·荡》成句；盘盂之铭、几杖之诫，用的都是熟事，平实易懂，用以表达进《端拱箴》之合理性，自然化入叙述之中。王禹偁的表文在宋代是颇有影响力的，从宋人对其表中名句的频繁赞赏就可看出。如王铚《四六话》称赞王禹偁遗表“岂期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二句“用事精当”，“足以见其安于死生之际”[34]。王应麟《困学纪闻》称《黄州谢上表》“霜摧风败”一联“可以立懦志”等[35]。王禹偁也确实担得起“独开有宋风气”的评价[36]。
王禹偁以下，最能体现词采与事功相结合的人物就是欧阳修。他也是促使宋代表文风格发展成型的关键人物。随着古文的逐渐盛行，词采与事功两种风格相互交汇。经由欧阳修的创作实践，新体表文形态可以说基本成熟。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致用，同时对文学形式之美也有自己的追求；既有扎实的时文功底，又是古文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欧阳修的表文，聚合了他身上所具备的这些元素，是对应用与审美的紧密结合，既有古文的脉络与气势，又有骈文流丽与谐美，不但代表着欧阳修骈文的主流风格，而且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宋代表文、以及宋代骈文独特风格的形成。
欧阳修早期骈文受西昆体影响颇深，也有不少词采华茂的骈文，如《上胥学士启》、《谢进士及第启》等。随着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发展成熟，他的表文渐渐洗尽铅华，趋近于事功一派平实通达的作法。在两类风格的基础上，欧阳修通过自己的实践在二者中取得了协调。
从骈散结合的角度来看，此前事功一派表文会因表达的需要而使用散句，欧阳修表文则相对减少了落单的散句，尽可能把原本的散句也组织尽骈对之中。另外，事功派表文在引入古文句法时，多吸纳排比、反复的形式，如前所举张咏的“遇陛下好文，故臣一上取进士之第；遇陛下求治，故臣再任为登朝之官”等。这种句式并非典型的对偶，虽有利于促进对句之间文气的流动，但若使用得多，未免有随易之感。欧阳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在一组对句中，就单一句子而言，尽可能吸取散文句式的特点，活用虚词及词语搭配，使其具有散行的气韵，而在对句组合时，则又尽可能让两个对句保持骈对，从而维持骈文的基本特质。如《颍州谢上表》：
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怨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才辨。盖积忧而自损，信处世之多危。[37]
由于用典较少、且多用虚词，许多句子单独来看，与散句句式差别不大。而从对偶角度来看，又不得不感叹其一一对应的精工。包括动词性的“蒙”“冀”，名词性的“睛瞳”“白黑”，副词性的“自”与“亦”、“盖”与“信”，连词的“虽”“才”。在此基础上，更长的对句也能获得骈散的完美结合，如《亳州谢上表》：
“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38]
从用典和辞藻方面来看，欧阳修表文更接近于事功派风格，侧重于自然平实的表述，少用事典，亦不事华辞。不过这是欧阳修主动的选择，是他综合多方面因素之后做出的取舍，包含着独特的审美追求。在文学表现方面，欧阳修主要是利用通贯的脉络与文气，在叙事、议论、抒情的紧密结合中表现情、事、理的综合整体，通过化散入骈的偶对句式，使句子形成既具起伏又相互贯穿的节奏感，形成委婉纡徐的风格。
欧阳修的表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王禹偁的继承和发展。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就说：“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有一唱三叹之致；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此欧阳修之所擅长，抑王禹偁为之前导。”[39]这种容与闲易、条达疏畅的风格，既体现在王、欧二人的散文上，同时也鲜明体现在骈文上。也可以说，从王禹偁到欧阳修，是一条前后贯通的发展路线。
五
兼容与精进：王安石与苏轼的再发展
表文至欧阳修，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宋型风格，其核心是明畅通达。王安石、苏轼等人，沿着欧阳修的路子继续往前，以更精进的技巧、更多样化的选择进一步推动表文发展，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王安石的表文，一方面延续了欧阳修化散句入骈句的特点，另一方面长于议论说理，二者结合，使文字偏于峭劲峻急，风格与其散文颇有相通之处。《除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谢表》：
窃惟人物之会通常寡，实以君臣之遇合至难。自匪同声气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士诚服矣，而持禄养交之习未殄；民允怀矣，而乐事劝功之志未纯。近或长阨，而仁义之泽未流；远或虚侨，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选于众，举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缵迪我高后之事。冀胜所任，以济斯时。[40]
又如《手诏令视事谢表》：
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41]
以上两段多为长对句，且多用虚词助语，句与句之间意思连续而下，不易切分开来，使得整篇表文节奏紧密，与欧阳修的委婉纡徐形成对比。
王安石骈文又以谨严著称，造语剪裁尤为严整，隶事用典倍受后人称道。如《甘师颜传宣抚问并赐药谢表》云：“肤使宠辞，载华原隰。宝奁珍剂，加贲邱园。”[42]《四六谈麈》称“五事见四句中，言约而意尽，众以为不及也。”还有王安石对古语成句的积极使用，往往贴合语境，化用无痕。如《贺贵妃进位表》中的：“《关雎》之求淑女，以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得贤妃，则有警戒相成之道。”[43]所用成语皆出自《毛诗》小序。杨万里称为“一联用两处古人全语”，“而雅驯妥帖，如己出者”[44]。《四六谈麈》曾言，“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45]在这一方面，王安石尤其谨严。又如《百寮贺复熙河路表》取《诗经》成句融入四六骈对：“我陵我阿，既饬鹰扬之旅；实墉实壑，遂平鸟窜之戎。”[46]“我陵我阿”出自《诗·大雅·皇矣》，而“实墉实壑”出自《诗·大雅·韩奕》，非常吻和“复熙河路”的主题。
多用古语成句的作法，实际上是对骈文传统用典方式的变革。隶事是骈文重要特征之一。而王禹偁、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体表文，更倾向于自然平实的表达方式，他们倾向于少用典故，又或者把典故化入整句中去，使典故不影响表达的顺流直下。这种依据文意需要，直接取用古语成句的作法，非常有利于融入散文气势、并维持语意的贯通。不过，化用古语成句看似容易，实际上非常考验组织功夫。王安石既博学富文，又工于剪裁，故叶适曰：“荆公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是后进相率效之。”[47]
苏轼的表文同样沿循欧阳修以来的基本路数，既重视有为而作，又讲究表达的方式。其表文化散入骈，虽不同于欧阳修的委婉，却有文气抑扬跌宕的精彩。何焯《义门读书记》就说：“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又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风致。”[48]苏轼《徐州贺河平表》是经典的例子：“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房之宫，二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49]活用数量词、虚词，以长句为对，使人忘却是散是骈，只觉文气酣畅，宏肆洒脱。故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称：“其力挽天河而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50]《到昌化军谢表》也是代表之作：“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51]句式游离于四六与散语之间，诗人随作者心绪起伏上下，而不觉其偶对。故《后耳目志》称此数句“盖萧然岀四六畦畛之外”[52]。
苏轼骈文的议论向来受人称赞。表之为体，虽以昭明心曲为主，而宋人往往在其中融入论事说理，以求更全面地传达心志。故长于议论是宋代表文的重要特点之一。苏轼表文充分发挥了议论的气势，如《英州谢上表》：
既在代言，敢思逃责。苟不能敷扬上意，尊朝廷于日月之明；则何以耸动四方，鼓号令于雷霆之震。[53]
虽为对句，却有鲜明的逻辑关系，说理分明。又如《贺坤成节表》：“放亿万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饭无数之缁褐，岂如散廪以活饥民？”[54]以“放”“羽毛”与“全赤子”、“饭”“缁褐”与“活饥民”形成两组对照，后一句用反问句式，非常有力，虽用以赞扬太皇太后之德政，同时也包含了治国的至理。故黄震《黄氏日钞》评曰：“此类皆说理，不求工于文。近世表启，文虽工而理缺矣。”[55]黄震称“不求工于文”，是从传统骈文的角度来看；其实苏轼这类表文，不但偶对自然、意脉贯通，而且富于纵横捭阖之气度，尤具文学风采。
宋人常将苏轼与王安石骈文相互比较，如吴子良《林下偶谈》认为，王安石骈文“以辞趣典雅为主”，而苏轼四六“尚议论、有气焰”[56]。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称：“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为两派。”[57]事实上，王安石亦长于议论，而苏轼同样有“辞趣典雅”者[58]。二人表文虽有风格上的差异，但总体而言，都延续了欧阳修融词采与事功为一体的路数，并在此前基础上愈发精进。
在此之后的表文，仍有偏重词采者，如王珪；亦有看重事功者，特别是一些并不以文学著名的人物，自然也不会过多追求文学的技巧。但更多是延续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所创立的典范，如苏辙、苏颂等。进入南宋以后，表文又有新的发展，而明畅通达仍是主流追求。尽管南宋表文在有着更精细更复杂的讲究，已有别于北宋前期的词采派、事功派，但由于表文作为“应用性美文”的基本特质仍然存在，故偏向应用抑或偏向审美，依然是表文写作中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
综上所述，宋代表文的新体风格，大约在北宋前期到中期发展成型。其中欧阳修是关键人物，以其独特的骈散融通方式引领了表文创作的新风。欧阳修表文所取得的成功并非突然而就，在欧阳修之前的众多作者，实际上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欧阳修之后的王安石、苏轼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遂令宋代表文昭明心曲、明畅通达的总体风貌愈加丰富充实，最终成为古代表文发展史上最经典的三体（古体、唐体、宋体）之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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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骈文文体研究”（17FZW04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如曾枣庄《宋文通论》第十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海鸥《宋代谢表文化和谢表文体形态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5期）、杨芹《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中州学刊》2016年第10期）等。
[②] 如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骈文通史类著作更是如此，限于篇幅，难有对宋代表文的专门关注，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至于施懿超《宋四六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曹丽萍《南宋骈文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多依据作家、专题来设置论述框架，即便涉及表文，也往往分散在各章之内。
[③]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页。
[④]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引《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⑤] 《宋史》三〇五《杨亿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80页。
[⑥] 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⑦] 《武夷新集》卷十三，207页。
[⑧] 《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第9576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庄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09页上。
[⑩] 夏竦《文庄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冊，第91页下。
[11] 一些材料称此篇为《辞免奉使启》，如费衮《梁溪漫志》、四库全书本《文庄集》。按其体例，是向皇帝辞免，当属表文。欧阳修《归田录》亦称此为表，不过这几句有异文，作：“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2] 《四六话》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13]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4] 宋祁《上谢知制诰表》，《景文集》卷三十七，《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8页。
[15] 《景文集》卷四十一，第510页。
[16] 宋祁《石少师行状》，《景文集》卷六十一，第829页。
[17] 《四六话》序，第1页。
[18] 《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第9800-9801页。
[19] 张咏《张乖崖集》卷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页。
[20]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
[21] 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五，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836页。
[22] 《安阳集》卷二四，第811-812页。
[23]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三：“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
[24] 《宋史》卷三二〇《余靖传》，第10409页。
[25] 余靖《武溪集》卷十四，明成化九年刻本。
[26] 同上。
[27]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三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4页。
[28] 田锡《咸平集》卷二十四，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5页。
[29] 《咸平集》卷二十四，第257页。
[30] 《咸平集》卷二，第33页。
[31] 王禹偁《再答张扶书》，《小畜集》卷十八，《四部丛刊》影宋本配吕无党钞本。
[32] 《小畜集》卷二十二。
[33] 《小畜集》卷二十一。
[34] 《四六话》卷下，第11页。
[35]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0页。
[36] 参见施懿超《“独开有宋风气”的王禹偁骈文》，《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独开有宋风气”之语，原本出自吴之振《宋诗钞》中对王禹偁诗歌的评价。施文认为，王禹偁骈文也当得上这条评价。
[37]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27页。
[38] 《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三，第1386页。
[39]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三章，第488页。
[40] 王安石《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十，巴蜀书社2005年，第773页。
[41] 《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十三，第877页。
[42] 《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十二，第843页。《四六谈麈》引此四句，作“信使恩言，有华原隰；宝奁珍剂，增贲邱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43] 《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十一，第794页。
[44] 杨万里《诚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45] 谢伋《四六谈麈》，《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46] 《王荆公文集笺注》卷十九，第729页。
[47]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二，《玉海》卷二〇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3692页下。
[48]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欧阳文忠公文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8页。
[49]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3页。
[50] 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30页。
[51]《苏轼文集》卷二十四，第707页。
[52] 彭元瑞《宋四六话》卷五引《后耳目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96页。
[53] 《苏轼文集》卷二十四，第714页。
[54] 《苏轼文集》卷二十六，第679页。
[55]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08册，538页上。
[56] 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
[57]《云庄四六余话》，第30页。
[58] 关于“四六二派”的问题，沙红兵《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也认为，就具体创作而言，在王安石、苏轼的骈文作品中，“二派”风格其实是并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59]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表有三体：“一曰古体，二曰唐体，三曰宋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2页。
-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斯文》第二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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