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教授学述
文/李明阳 于乐
叶嘉莹（Yeh Chia-ying，迦陵）教授米寿初度，门人弟子相与祝贺。笔者有幸趋谒拜见，钦羡先生学识之广，今以教学地域之迁移将先生学术经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略论先生数十年间研究成就，展现一代国学大师的学术道路。
一
先生原属蒙古裔满族（镶黄旗），祖居叶赫地，纳兰氏。1924年7月16日生于北平显赫的书香世家。曾祖讳联魁（字慎斋，1826~1887）咸丰、同治年间曾任二品武官，祖父讳中兴（字一峰，1861~1929）光绪壬辰科翻译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见录史籍《大清缙绅全书·元卷·工部》。父亲讳廷元（字舜庸，1891~1971）北大英文系毕业，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译作《空军制胜论》等，母亲李玉洁（字立方，1898~1941）少读诗书，婚后相夫教子。
先生少承家教，学龄时由姨母李玉润授以语文、算数和习字，并以《论语》开蒙。9岁以同等学力考入私立笃志小学。学习文言文时，由伯父教习诗词声律和吟诵，初中读《饮水词》《人间词话》等书，引发了读写诗词的兴趣。
1941年，先生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考入天主教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由于协约国关系，日军不能随意侵入，为先生留下一片治学净土。辅仁大学云集了当时众多第一流学者，时任校长陈垣教授与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并称近代“史学四大家”，著名音韵学家沈兼士任文学院长并讲授《文字学》《训诂学》等课，余嘉锡教授为国文系主任，戴君仁、孙楷第、赵万里等学者均在此任教。在校期间先生选修了著名词曲作家、学者顾随教授的《汉魏六朝诗》《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论举要》等课，师弟诗词往来频繁。顾氏继承词学大家王国维的“境界说”而发明“高致说”，细化诗词审美原则，在创作和评鉴方面对先生影响极大。1945年先生在顾氏指导下与刘在召合作完成了学位论文《元曲方言俗语摘释》，成为元曲方言研究的开拓者。
毕业后先生在北平的三所中学任教，1948年赴南京与海军文官赵东荪结婚，同年随军退守台湾。五十年代在台大国文系戴君仁、许世瑛教授推荐下受聘于台湾大学，兼任辅仁、淡江等校国文系，开始了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
1954年先生接替年迈的许世瑛教授在台湾教育电台播讲《国文》《古诗十九首》，内容涉及诗文、词曲、小说及语文学诸多方面，先生授课脉络清晰，并撰写《中国诗体的演进》作为参考资料，高度凝练地介绍了中国诗体的发展进程。关于阮籍诗的录音在30年后被整理成书稿，题为《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该著保留了先生早年授课“重视诗作文本”“史实考证严密”“赏析旁征博引”的鲜明特征，龚鹏程教授将先生与著名学者、历史小说家高阳并称古今说诗之冠 。先生旅美任教以前在台湾发表论文约15篇，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要略论。《说辛弃疾“祝英台近”》发表于1954年《幼狮》第2卷第8期，是现存先生最早的诗词评赏文章，语言深婉凝练，颇具主观体验色彩。四年后先生应邀撰写《温庭筠词概说》，文风始由主观转向客观。
先生的名作《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以先秦诗经《国风·周南·桃夭》《小雅·苕之华》，唐代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及近代王国维的两首七律为例，揭示了诗歌史上不为人所重视的从“近于现实”至“邻于理想”到“透过理想的诗情”的情意演进和从“比兴”至“托喻”到“象征”的技法演进。
张炎《词源》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在近代学者进一步推演下几成定论。《拆碎七宝楼台——梦窗词之现代观》为先生著论中流传最广者。全文五万余字，分为“传统评价和两点现代化特色”“释例”“为人”三个角度对吴文英词作系统梳理和考察。主张梦窗词具有两种现代化特色：其一是其语言往往“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糅”，其二是其修辞往往“但凭一己感性所得，而不依偱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 。该中文稿发表近三十年后转载于大陆，英文稿曾在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上宣读，发表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9vol），后收于Cyril Birch所编之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该文引来了近半个世纪的讨论，商榷者如高阳《莫“碎”了“七宝楼台”》，美国华裔汉学家James J. Y. Liu撰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对先生“现代化”及“感性修辞”之说表示不满；赞成者如周汝昌、陶尔夫等，更有日本学者高桥文治发表《刘若愚“『词』の文学的特质”赵叶嘉莹“亜吴の『词』－现代的な视点から”一》介绍该文的突出成就。诗无达诂，上述争论难做必然之评判，然仅凭反响即可看出先生所论问题的核心性和关键性。
陶渊明是先生早年最为喜爱的诗人，然先生只为其写过一篇文稿。《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以知性的考察标举陶渊明性格中“任真”与“固穷”两个特点，对陶渊明其人其诗作出了系统合理的解释，几经征引而见赏于学林。
在先生为数不多的考证论文中，《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应属经典之作。该文首先清理了刘勰、钟嵘、徐陵等前人之说，将古诗十九首与“西汉可信之作”加以对比以批驳“枚乘作”之说，继而考证被认为最有可能为西汉之作的《明月皎夜光》，指出李善注涉及历法星象知识的三点错误，最终证明“古诗十九首”全为东汉之作。全文以文本线索为主证，博采历史天文依据，表现出集大成考证素养。
中国诗歌史上，杜甫以其深广博大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才为后人所倾慕，明清之际曾一度形成“千家注杜”之势，为诗学史上之奇观。同样可称“奇观”的是先生撰于1966年的首部专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首版20万言，集自宋至清杜诗注本35家49种，修订后集注本53家70种，篇幅达40万言的鸿篇巨著，初撰于离台赴美之际，寄托着先生对杜甫人格与情怀的敬仰和对故国风雨相依的眷恋。
全书以篇幅同样长达五万言的论文《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前启后之成就》为代序，系统全面地考证、梳理了七律诗体及杜甫七律创作的演进阶段，并概括了全书之旨：《秋兴八首》所表达的情感并非“单纯的现实情意”而是“艺术化的情感”，在技巧上则体现出“句法的突破传统”和“意象之超越现实”两点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在我国传统之文学批评之中，往往将文艺之价值依附于道德价值之上，而纯诗人的境界往往为人所轻视”，同时批评台湾部分现代诗人“盲目批判传统”和“一味求深求晦”的创作倾向，体现了先生对传统文化和创作思潮的现实反思。正文分引用书目、编年、题解、章法及大旨、分章集说五章，采用传统疏证体例，注重校释和考证，以接受史研究反观八诗本体，在体例和阐释上均有重大创获，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资料史和学术史价值。
该著一经出版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和推崇。郑树森教授在《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序言中提到其代序具有西方结构主义“文类批评”倾向；周策纵教授撰文高度评价了该著作杰出的考证成就。该著更直接促成了高友工、梅祖麟教授合撰了语言批评的经典之作Tu Fu’s Autumn Meditation: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然令人遗憾的是，该著在近来学者关于先生的百余篇评介先生学术成就的论文中罕被提及。
二
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James. R. Hightower教授受美国Fulbright基金会委托从台湾大学甄选学者赴美进行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先生于1964年升为正教授，隔年将讲席移至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
身居美国，却丝毫无损先生对台湾学术思潮的关注。李商隐诗以其诡奇的意象和朦胧的主旨吸引了众多台湾学者，如劳干《李商隐燕台诗评述》、苏学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等。然而这种通过史实考证推求作者原意的研究方法不仅没能解决诗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困惑。对此，先生指出“他们可以说完全是用猜谜的方式来测诗，而不是用诗歌的意象所直接给予读者的感受来推求诗歌本身所传达的情意，这种解说就算能把诗歌中的情意猜对了，也仍不是正当的说诗之道” 。
1967年先生发表了《旧诗新演——李义山“燕台四首”》，该文将阐释核心置于文本本身，注重诗歌的内在意蕴和表达情意，对《燕台》诗审美特质进行了突破性的探讨。三年后先生又写作了《谈义山燕台四首之人地时与命题》，进一步为李商隐研究提出了两点原则：“其一承认其难于归属的多种可能，从而欣赏其由多种可能所暗示的丰美幽微的含蕴，而根本不必妄图加以拘限的归属；其二是承认诗歌本身之价值与作品中所写之人物对象并无必然之关系 ”。先生的论文摆脱了以历史考证为核心方法局限，建立了以文本阐释为核心的诗歌研究范式，成为20世纪李商隐研究乃至古典诗歌领域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根据交换合同，1968年先生回到台湾。先生在哈佛大学时曾与Hightower制定一项关于王国维研究的学术计划，然终因签证问题未能如愿，这为十余年后撰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埋下了伏笔。次年先生转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承担本科“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及研究生《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半年后先生凭藉教学与科研的双重成就获得该校破例授予的终身聘书。就在这一年里，先生的诗词创作经辅仁大学南怀瑾教授推荐于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迦陵存稿》，收录了自1939年至1968年的诗作百余首、词作54首、散曲13支及套数9支，内容包括咏物、记游、悼亡及赠答等。诗作以七绝居多，情感真挚、富于哲思；词作情感细腻、委婉动人，深刻地体现了漂泊之感和故国之思，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海外任教为先生提供了更多了解现代西方文论的机会，也促成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彻底清理、研究和反思。1971年先生应邀参加在贞女岛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提交了一篇探讨清代词论的重要论文<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新检讨>。全文系统梳理了常州派词学理论的源流及发展，重点探讨张惠言“比兴寄托”之说的得失，借此分析词之“比兴寄托”的划定标准及对不同性质的词应采取的不同评说态度等问题，继而以现代文学理论眼光审视周济词论对张氏的补充。该文不仅体现了现代词学视野下冷静客观的治学态度和深厚宏广的词学史观，同时也开启了先生深入反思和清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法门。
在古代诗论方面，先生撰写了《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时代》，将《诗品》的评诗标准概括为“重在心物感应的一种性情的表现”和“主张比兴与赋体兼用，风力与丹彩并重”。该文无论对“风力”的阐释，还是就“意象化的喻示”的评论，都体现了先生对抽象批评术语进行量化解说的文论主张。
随着西方文艺学在台湾的传播，古典诗歌研究令人遗憾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少数学者缺乏对诗歌传统的理解，将心理学、现象学、新批评等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入古典诗歌研究之中，出现了种种错误。例如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以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王融《自君之出矣》，认为诗中“金炉”和“明烛”分别为女性与男性象征，并将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题目擅自改为“停红烛”。
面对上述状况，1973年先生发表长文《中国旧诗的传统》，以副标题“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说明撰文用意。该文兼举包括颜氏在内古今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误读，并详细探讨了中西诗歌在表达手法和情意思想的异同，强调了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先生赞同以西方理论进行古典诗歌研究的实践，然特别强调：“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矇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 。
先生该文原为就事论事，却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引起轩然大波。颜元叔首先撰文《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回应，认为西方“新批评”理论即只重视文本而不需考虑作者及历史背景，并指责先生“以历史传记的途径，作文学外围的探讨，不是内在的探讨”。但凡了解西方文论的学者，都了解颜氏的曲解与谬误。对此，先生为避免“意气之争”，没有撰文回复。也许连颜氏本人都觉得其文过于牵强，继而发表《就文学论文学》重申自己“方法论至上”的立场，并在《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中对旅美学者夏志清发难。夏氏于1976年发表《劝学篇》回应，提到先生的《中国旧诗的传统》并发表近似看法。两年后，颜氏发表《析杜甫的“咏明妃”》，将其中“荆门”错写作“津门”，遭到了黄丽飞、徐复观等学者的批评，媒体也参与到这场本该划定在学术范围之内的讨论之中，颜氏在两次应答徐复观后，很少再撰写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这场论争在方法论上对台湾古典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所谓“大学者”，不仅要做出第一流的学问，还要影响时代思潮。海外漂泊期间，先生无时无刻不关注大陆的局势，更于中加建交后不久申请回祖国大陆探亲。在此后的数年间，先生有感于“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无情破坏，而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以诗人之政治立场、伦理倾向代替审美价值判断的批评传统，导致“文革”中出现了大量“既非学术又非真理的一派肤浅偏颇的言论” 。因此在1976年至1978年间，先生接连发表了三篇论文《李义山“海上谣”与桂林山水及当日政局》《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碧山词析论》，一方面为百废待兴的文学研究现状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以学术方式拯救世道人心。
整个70年代，先生出版了三部由之前论文结集而成的著作《迦陵谈诗》《迦陵谈词》《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并将课上讲述晏殊、欧阳修等古代词人的录音整理成稿，以单行本出版。
三
先生于1978年第二次回大陆访学，因深感持台湾护照往返两岸之不便，申请加拿大国籍，并每至长假回大陆讲学。这一阶段先生将主要学术领域转向了唐宋词和清词研究。依靠大量珍本文献和重要资料，以及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碰撞，先生撰写了大量学术专著，并提出了多项诗学领域著名的文论学说。
首先要提到的是先生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该着分为两编，首编探讨王国维治学经历之转变及“自沉之谜”，次编对王氏早期杂文及《人间词话》中“境界”“隔”等重要概念给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并明确提出了自己一以贯之的文论主张：“能感之、能写之”和“兴发感动说”理论。
“能感之、能写之”源于书中对王氏“境界”内涵的探讨，先生认为“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作者须对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有些作者自己虽有真切之感受，然而却苦于词不达意……所以有了真切的感受以后，还要能用文字将之真切地表达呈现出来。” 这段推论与西方“结构主义”注重要素间内在关联的思维方式颇为暗合。此后“能感之、能写之”成为先生评价词人的重要标准。
在看似不重要的“余论”中，先生对历代诗论进行了彻底清理和深入反思，借此提出了其独具代表性的“兴发感动说”。该说上承《诗·大序》“比兴”的传统，强调中国古典诗歌“感发生命”的核心价值，尽管古代文论中多有提及，然历代从未将其作为诗词的核心评判标准，具有不可忽视的观念史价值。“兴发感动说”一方面维护了文学的独立地位，防止诗歌沦为政治、伦理、宗教等其它社会要素的附庸；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文学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虚泛主义倾向，同时保持了“修辞立诚”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兴发感动说”同时兼顾了作品、作者与读者三个维度，在批评实践中为当代中西文艺理论的融合搭建了平台，促进了比较诗学的发展。除上面提到的几方面成就以外，1980年6月先生参加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即出自该书第二章第三节。著作1980年出版后，海峡两岸发表了多篇书评，王国维、罗振玉先生的子女也为先生提供了更多原始文献，先生在该著“补拔”中已做明确阐述，限于篇幅不做过多讨论。
1981年4月，先生应邀参加第一届“杜甫草堂年会”，与40年代即蜚声学林的缪钺教授初识，并接受邀请赴四川大学合作科研并指导研究生。这部与缪氏合作的《灵溪词说》共收文39篇，其中先生所撰17篇，所选词人几乎囊括了唐宋词所有重要名家，而以时代编排堪称“唐宋词史”。该著的首要特色在体例之创新，每篇文章于正文之间均有论词绝句概括文旨，这不仅体现了先生及缪钺教授深厚的旧学渊源，更宣示了两位作者对传统“诗文评”各种体例优劣的理性继承与反思。该著暗含了先生的“词学史观”，即唐宋词由“歌辞之词”向“诗化之词”至“赋化之词”的演进历程。若将《清词丛论》也纳入视野，则再补之以“哲化之词” 。不为评论者注意的是，文中又提出了一条线索，即感发质素由“直接的物象”向“思致之物象”至“象喻之物象”的转变。纵观全书，先生兼采欧美敦煌学、比较文学最新成果，注重文本的感发特质，观点扎实、彻底而富有创造性。
1986年先生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了一则专栏，该栏由15篇随笔组成，以西方文论“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视角反思传统文论并阐释词家词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这一时期先生又撰写了《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等多篇论文，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词学传统中“男子作闺音”的特殊现象，解答了词史上关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问题。
清词是先生起步最晚的领域，然其成就尤堪重视。除上文提到的常州词派和王国维外，先生对云间词派、朱彝尊、纳兰、张惠言、陈维崧及“晚晴史词”也有深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例如先生在探讨朱彝尊词时提出了所谓“弱德之美”，并以此概括独属词的美感特质，彻底解答了宋代以来如何看待词之价值的困惑。除著书立说外，1994年先生在新加坡开设“清代名家词选讲”课程，系统讲授清词发展，后将录音整理成同名演讲集。此外先生近年又在演讲中对徐灿、贺双卿、林则徐、邓廷桢及“《红楼梦》诗词”等有所涉及。
1996年先生在南开大学筹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主持教学与科研工作，又捐设“驼庵”“永言”两项奖学金鼓励后学。1998年，先生将海外期间与Hightower共同撰写的英文稿结集出版，题为“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经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截止到2007年，先生在中国大陆最新结集出版的著作有：《迦陵著作集》八种，《迦陵演讲集》七种 ，《迦陵说诗》八种，另有《名家词例选说》《迦陵诗词稿》《迦陵学诗笔记》及十余单篇论文未收入文集。这些著作在大陆及港台地区多次重印，甚至被不法书商盗版，而且目前再次呈现供不应求之势，对于严谨的学术著作而言堪称奇迹。2010年，先生领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为继承目前已濒临消失的诗词吟诵传统不懈努力。2013年，先生以在古典诗学领域的极高造诣荣获“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三年后，91岁的先生再次接受聘书，成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荣誉博士。
四
上述论著无论就质量还是数量而言，都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先生至今往返于大陆、台湾、美国及加拿大等地讲学，学术著作也源源不断出版之中。尽管先生的学术历程还远远不到开始总结的时候，然本文终究需要一个简短的反思作为结尾：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早期“信古”“疑古”“释古”“学衡”派别之争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而先生生于思想空前繁荣的时代，从学于某种程度上颇有些“重古轻今”意味的辅仁大学，为早期学术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此后的教学经历中，先生得以再次幸免于大陆历次运动影响，远赴欧美访学。受西方学术规范影响变“为己之学”而“为人之学”，再以“传记”“史观”“现代”之知性特色融会于其女性特有的细致敏锐之感触 ，遍览前人所见文献却能发前人所未发，更依创作体验提出“兴发感动说”“弱德之美”诸说，推动了当代学术范式的转型。此外，出身皇族、饱经战乱之苦的先生尽管已入加拿大籍，然常怀“北斗京华”之心，以主诚认真之品格于华夏文化为难之际，撰多篇长文反思现代学术观念中需要扬弃的消极因素，提倡“修辞立诚”的传统，在现代学人中应属典范。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视野聚焦在先生身上，本文以述代叙，评介先生学术经历与思想演进，一则想先生祝寿，再则求教于前辈诸家。
- 全文完 -
原文发表于《汉学研究通讯》2016年第4期。
本文撰写于2012年，
为康震教授指导的课题研究，
谨以此文向叶嘉莹教授致敬，
并向恩师康震教授致谢。
叶嘉莹先生已入选2018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
作者：李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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