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乃是李商隐名篇，绝大多数初中生即能背诵。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的内容，在昨天之前我都未曾有疑，因为教材和老师所授，与我自己所读，结果都是一致的，即诗中的君应该是作者妻子，诗的内容是写的对妻子的思念。
这首诗的美感，在今日之前我都不很能领略，虽然其时空变换的手法向来为人所称道，但就如许多艺术作品一样，当你尝试理性地、分析地去理解其美感，你就已经与其美感相违甚远了。
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原来古今许多学者都不认为此诗中的“君”是作者妻子。
我已经两次说诗中的君，而没有说诗歌所寄之人，因为在我看来诗题为“寄”者，未必皆是如书信一般是要寄与其人的，或者说给这个人写的，至少不完全如此，我宁愿将之理解成为这个人写的，理解成怀这个人的，是因为这个人有了想说的话，所以说了出来，有些是对她说的，有些是为了她说的。所谓人生如寄，所谓有所寄托，寄北啊，也就像心里有些东西趁着夜雨一时跑到北边去了。
当然，此说未必就对，只不过以己度人罢了，我常常也用“寄”字题诗，却不会寄给谁，寄情对象往往也在有无之间。
不过若依从学者的看法，上文的“她”须得易为“他”字，因为李商隐此诗很可能是写给亲密友人的（我还是宁愿说是“为亲密友人而写的”）。
诗无达诂，毛公与郑玄便不一样，据说连诗小序的第一句话和后面的也不完全一致，战国流传的孔子解读诗旨，又和汉人不同。读诗，各有各的理解，若非有特别的背景、文字等等隔膜，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即便与作者同时代的人，也和几千年以下的我们是平等的。
古今学者之所以需要特别注释《夜雨寄北》中的“君”是亲密朋友，或许正好是因为许多人尤其是流俗之人，也和今天的教材、教师以及我本人一样，自然而然地认为“君”是作者妻子，或者至少也该是位女性。毕竟东海西海古人今人都有类似的心灵，有时候有些东西读来有相同的认识也再正常不过了。
从文字理解的角度说，“妻子说”和“友人说”应当是平等的，甚至“妻子说”更近乎人情一些，所以许多版本直接题作《夜雨寄内》也就可以理解了。就像《庄子·徐无鬼》，我若认为徐无鬼当是“徐无畏”，平时称引可能就直接写成《徐无畏》了，假若自己出个校订本，改了也就改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确实有信息差存在，即为一般读者所不知的是：在这首诗的写作时间里，作者的妻子其实已经不再人世。
既然已经不再人世，作者如何会有诗寄给她呢？又何来“巴山夜雨时”“剪烛西窗”的“却话”呢？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情况之后，那么剩下的一种无论多么离谱，那也是真相。
李商隐这是首诗，既然不可能是写给他妻子的，那就只能是写给友人的（除非还有别的选项）。
当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情略略有一丝波澜，不光是以前的观念被颠覆了过来，而是隐隐地感觉到学术考证有几分令人不可思议。
当然，学术的进展往往是以刺痛人类对自己基本信心为前提的，上个世纪的物理学不就是这样吗？
《孟子》讲究“知人论世”，看诗不能只看表面，虽然诗人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人家意不在此，所以不能据此议论天下君臣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如何面对古代文字资料来说，仍然是一盏明灯。
《夜雨寄北》这首诗正是如此，联系诗人际遇来说，不会是寄给妻子的，虽然诗句在我们表面看来多么像是写给妻子的。
然而孟子还云“程然后知轻重”，这首诗就是在戏弄读者一般，让人程了半天，却还是把轻重搞反了。
所以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君问归期未有期的“君”只是位朋友，我还是宁愿相信这是他的妻子。我想这么固执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
我下意识地想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求真”与“求善”之辨，在这首诗的理解上我似乎站在了求善这一边。
为什么真与善就是不能两全呢？
这个时候我发现，对于不安分的读者而言，学者的考证也未必就是真，它能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却未必能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一定没发生什么。
正如上文提过的，“夜雨寄北”未必就是一首一定要寄给北边某人的诗。李商隐可能是对北方某人生了此情，情发于中，诗就缘情而出了。
亦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也未必就一定要寄给李白。不然，“有寄”又是寄给谁呢？
诗可以群，亦可以兴，可以是写给别人的，有时候更多是写给自己的。
若是此时李商隐妻子已经离世，当夜雨之时，想起当日剪烛西窗之约，此约可能是因着从前某次离别的许诺，也可能是作者梦中所见——所谓夜来幽梦忽还乡，甚至干脆是李生自己虚拟——这在李商隐并不难想象，总之都如一幻。此际夜雨当窗，斯人不再，自己身沉他乡，归期未必有，而相见则真是“未有期”，因此也无所谓归与不归了。于是才有《夜雨寄北》，生离死别之情，就不动声色地藏在了二十八字之内。
想到这一层，我忽然前所未有地被这首诗的情感笔法所打动。虽然最后看山还是山，山背后的天空，山中的草木却都不一样了。
（这里又不得不提的是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创作诗篇，我相信AI写诗终有一天不会亚于人类，其工巧甚或超而上之，不过你很难将这些叫作诗。诗者，志之所之也，AI何志之有？今天我们所以能为古诗所打动，非独其诗高妙瑰美，更有诗歌背后的诗人其心其情，其志其命，其风骨人格，其平生遭际，《诗品序》所谓“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是也。唯有人才能真正永恒地动人，诗歌的动人，往往在于“进乎技”的地方。）
只有斯人不在，你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而错过之后再想起曾经以为永远并不远的时光，岂非最为沉痛？
我记得自己读过看过不少类似的情节，一时却想不起几个。
记得小的时候学那篇的“好好儿活”，最后作者终于来到了菊花面前，想起自己拒绝了母亲临死之前说带自己看菊花的提议，可能也是相似的况味。
或者干脆想起来一句歌词“又想起你曾说的陪我到最后”，不过对于李商隐而言，“你”“我”二字恐得互换一下。
这自然有过度解读的嫌疑，对于历史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最朴实地理解，也可以增加一重又一重的实体来理解，减法往往更有说服力，而加法也未必不对，而且时常能增添别样的魅力。何况文学和文献的角度毕竟也不一样，有时一者可以排斥另一者，就像一开始根据李商隐妻子已死否定寄内说；有时一者有恰好可以升华另一者，就像我们若是根据李商隐妻子之死来重新理解“寄内”的意思，就看到了以前所未看到的东西。但最终都是一个心灵取向的问题，它包含了你的观念和理解力。
我又想到了《斐多篇》里苏格拉底的学生去看望面对最后裁决的苏格拉底时，一位学生特地提到“柏拉图没有来，他生病了”。这段文字正是柏拉图所写，当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想起来自己没有见到苏格拉底最后一面，又该作何种心情呢？
（夜雨寄北）
按：友人忘情公子在读完我之前那篇小文后，一方面表示“震惊”，一方面仍然表达他的观点，即更愿意相信是“寄内”。于是在我的“诱骗”下，有了这篇文章，以免读者诸君有偏听之虞。
作者在文中说“诗无达诂”，这是很对的，尤其对象还是向来被称隐晦的诗人李商隐。对于诗歌的解读，本身就有个体感觉和经历感情的差别，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大棒一挥，“一概抹杀”——要允许异见别解的存在。不管什么样的解读，只要有一定的根据，言之成理，我们都当有包容的心态，就像世界允许各种各样的人存在一样。
“寄内”和“寄北”是问题吗？是也不是。它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可以借由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从而窥见李商隐的行迹和心态，进而或许能对古代文人的交往有一些了解。它不是问题，正在于无论“寄”给谁，都无损于这首诗歌表达情感的蕴藉，构思的灵巧和打动我们内心的温柔。——这也是我们读诗的意义所在。
中国有一个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叫“知人论世”。由忘情公子这篇文章，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一方法的限度，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不现实。作者某时某地的状态，乃至于其一生所宣扬信仰的事物，会否就如实地反映在其作品中呢？恐怕未必。有过个人自由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能确乎不移地贯穿自己作品始终的，某一段时间的悲苦欢欣，未必就能呈现在作品中。因为人是无时无刻变动的。更何况，我们更知道，人有时候又叫“无可奈何”。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读诗、学诗是在做无用功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凭自己的喜好去解读诗歌呢？也不是这样的。笔者比较喜欢解读诗歌中的所谓“基本情感”，即一首诗它所以打动人心，或者存乎不朽的所由。还是拿有十几种解读的李商隐诗《锦瑟》举例，有人说这是悼亡之作，有人说是作者自伤身世，也有人说是为了表达对恩主的忠诚。凡此种种，甚至得了“《锦瑟》一首解人难”的称号。但我们读诗，或许不必究得如此深。我更愿意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作一种人类永恒的、固有的对于失去、错过事物的追悔和思忆，那样一种深深的、萦而不散的愁绪。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和情绪，所以每个人在读到这首诗时，都会感到内心深处的悸动。如此足矣。
基本情感，快乐哀愁，这是不易读错的。而所谓的构思画面，也是同学们容易感受的。再往上，我们完全可以交给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感性。因为文学也是依托于“人”存在的呀。
忘情公子是研究历史的，可跟他讨论时，我常常觉得，他更像是个文学研究者，而我反而像是个老实巴交的“刨土人”。
希望同学们借由这篇文章，能对文学解读的意义和其中无限的乐趣，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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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载自公众号“初一12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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