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靖边庙梁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该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认为,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庙梁遗址与石峁遗址应该有一定联系。入选“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距今已有4000年的神木县石峁遗址被称为“中国文明的前夜”,庙梁遗址呈现的则是“石峁文化”前的文化遗存。
出土陶、石、骨等标本约200件
庙梁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南,处在芦河上游东支西岸的黄土台地之上。去年9月至12月,为配合蒙西-华中铁路运煤线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靖边县文管办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工作。
本次发掘位置为铁路路基挖方区,处在庙梁遗址西南端,清理的重要遗迹包括房址27座、灰坑47座、窑址2座以及墓葬1座。
房址集中分布于梁峁西侧的坡地上,沿山坡等高线弧形排列。均为掏挖于黄土中的地穴式建筑,主体建筑应为窑洞。根据形状结构可分为两类:一为单体窑洞,平面均为圆形,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铺设白灰地面,室内多掏挖有储藏窖穴,房前一般设有稍微下凹的活动空间,不甚规整;二为前后室连接的复合结构,平面呈凸字形,前室为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后室均为平面呈圆角方形的窑洞,面积较第一类窑洞小,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
窑址发现在西北侧最低处,应该与临近水源的功能要求有关。保存不佳,仅留火塘,体量较小,临近水源,与一处房址距离很近,有前后相连的操作间。
本次发掘的唯一一座墓葬为小型竖穴土坑墓,虽被严重盗扰,人骨保存很少,具体葬式不明,但仍能观察到墓主头向北,且发现随葬陶器——细柄豆1件。
遗物方面,庙梁遗址出土陶、石、骨(角、牙)等标本约200件。石器较多,主要有砂岩质地的刀、纺轮、磨棒、砺石、抹子、器盖,青石质地的斧、锛、凿等;骨角器较少,主要有镞、锥、笄、凿、针以及个别牙饰;陶器小件主要包括刀、纺轮、陶塑等。
灰坑中的少年有可能是用来祭祀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灰坑。灰坑多数为圆形袋状,掏掘规整,深度多在1.5米以上,个别深达3米,一般分布在房址周边,可能是相关房址的储藏坑。其中,两座灰坑内发现了“灰坑埋人”现象。H26中发现三具孩童骨骼,其中两具俯身直肢,另一具人骨散乱,有明显的肢解现象。H37内发现一具成年男性骨骸,侧身屈肢,面向坑壁,左臂肱骨有骨折痕迹。
邵晶表示,这两座灰坑内的人骨与正常墓葬内的埋葬方式区别明显,当属非正常埋葬,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值得深思。“此前石峁遗址考古中发现了用大量人头祭祀的现象,还出土了大量玉器,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严重阶层分化,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这么发达的文明不可能突然产生,在它之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由于以前发现的东西太少、太零散让人难得要领。这次靖边庙梁遗址的考古发现,刚好弥补了这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环节。‘石峁文化’用年轻人做祭祀,而庙梁遗址发现‘灰坑埋人’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庙梁遗址灰坑中发现的少年,很有可能也是用来祭祀的。”
庙梁遗址可能是“石峁文化”前身
庙梁遗址文化遗存丰富、层位清晰、年代明确,在近年来陕北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突出。发掘出土的陶器标本丰富,仅修复陶器就超过60件,陶器标本器形多样,组合稳定。陶器器形变化明显,考古人员初步整理发现这些陶器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年代最早,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第二组为龙山时代前期遗存(有斝无鬲),以大型单把斝、喇叭口圆(折)肩平底瓶、细柄豆、直口圜底瓮等为基本组合;第三组年代最晚,应为龙山时代后期遗存(出现典型双鋬鬲)。
考古人员认为,庙梁遗址第二组陶器是2017年发掘的最主要收获,陶器组合中明确出现了斝类空三足器。且以第二组陶器为代表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在陕北地区特别是榆林南部地区有广泛分布。根据发掘遗存的丰富程度,特别是陶器器形的典型程度和陶器组合的稳定程度,似可提出“庙梁遗存”甚或“庙梁文化”的命名。
邵晶表示:“我们认为, 第三组陶器是‘石峁文化’开始壮大的时期,而第二组陶器很有可能就是‘石峁文化’的前身。”
华商记者 马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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