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及中国殷商甲骨文都是人类上古文明中的成熟文字体系。在国内，殷商甲骨文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而亚述学和埃及学创立时间较短，现有的论著大多集中在历史、文化方面，除了一些入门性的读物之外，从文字学角度研究原始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专著相对较少。因此，作为一本既有普通文字学背景，又能同时对上述三种文字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的出版，对国内比较文字学研究的推动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该书共分为三章，依次论述苏美尔、埃及、中国的相关内容，继之以综合比较。首章论述了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问题，包括苏美尔、埃及和中国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以及陶器符号和数字符号与文字起源的关系；二章对三种古文字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三种古文字在结构类型方面的异同；三章依据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论述文字与国家和文明的关系，以及文字在文明中的地位。
磨砺十年，《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该书是三位各有专攻的文字学家学术思想的汇集。该书涉及三种古文字体系，涉及广泛，如果由一位学者完成此书，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纰漏。而该书由三位学者共同著成，这就弥补上了上述可能出现的缺陷。拱玉书教授是亚述学方面的专家，供职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在原始楔形文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颜海英教授是埃及学方面的专家，供职于北大历史系，擅长埃及象形文字写成的文献研究；葛英会教授是殷商考古学方面的专家，精通甲骨文，曾供职于北大考古系，现已退休。三位学者私交甚好，这些都为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极佳的便利条件。三位学者各自完成自己所擅长的章节，综合部分经三位共同商讨之后再由拱玉书教授执笔，然后经三位共同修改之后定稿。三位学者，十年磨砺，数次商榷，终成一书，其合作精神是非常值得学界同仁学习的。
其次，资料详实、论证有据是该书的一大亮点。该书所提供的文献资料有原著的引文、各种文字的列表和实物图片以及考古学方面的原始资料等等。第一章在论述三种文字的起源时，作者分别引用了楔形文字文学文献《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所涉及到的文字起源部分的转写和译文，埃及象形文字文学文献《图特赞美诗》相关部分的原文、转写和译文，中国古代文献《庄子》、《易》、《尚书》、《论语》等多部著作的相关部分。即使不是亚述学和埃及学的专家，读完此章之后，一方面对三种古文字的起源传说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对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有了总体印象。本章的综合比较部分以三种起源观的原文为依据，阐发了三种文字起源传说隐藏的文化、历史、社会方面的原因，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二章在论述三种古文字的结构类型时，所用列表达74个之多。其中大部分关于文字结构分类的表格都属原创。在难以计数的古文字中，找出结构类型相同的字并加以分门别类，这是一项工作量十分繁重的任务，三位学者为此书倾注的心血由此可见一斑。第三章在论述文字与国家以及文字与文明的关系时，作者突破了文字学的局限，引用了很多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材料，从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汲取所需证据，论证扎实，结论可靠。
最为重要的是，该书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深入细致的思考，并在象形字的地位和性质、六书和十二书、文字与国家、文明的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其一，通过对三种古代文字体系的文字类型进行分析与甄别，作者指出：象形文字的来源是多源的，早期文字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孳乳繁衍而出的，因此，象形字在早期文字中占有非常基础的地位，在比较象形文字时，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虽然象形字具有形似的特点，但不能依据文字外形的相似性来确定文字体系是否同源。因为，文字个体的构形是个体因素，并不能真正影响文字体系的性质。但是，通过比较三种古代文字体系，作者发现：三种古文字之间的形似字十分罕见，同本一物的字，形体上却相去甚远。文字毕竟不是图画，不能完全再现实物，造字时的心理、文化、美感等因素的不同，会导致物同字不同的情况。因此，比较不同文字体系中的形同字或形近字，的确是确定不同文字体系是否同源的有效做法，尤其是对早期文字体系而言。作者的这一发现，是对美国学者盖尔布以来长期流行于文字学学界的不能从形态像不像比较文字是否同源理论的拨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其二，作者认为“传统六书有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可废止，亦不可替代。”但可以重新发展和完善，因此提出了“新六书”说：一曰象物，二曰象事，三曰转义，四曰会意，五曰谐声，六曰形声。“新六书”从形、音、义三个层面分类：象物、象事与文字形体有关，转义、会意与字义有关，偕声、形声与字音有关。该书作者认为：象物和象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独体象形字，后者是合体象形字。作者根据苏美尔、古埃及文字中存在不表本义只表转义的一类文字，把字形与字义不同、不能望文生义的一类文字叫作“转注字”，赋予传统六书中的转注字以新的涵义。这一观点明确赋予“新六书”的转注字以表义功能，与清代以来的“四体二用”及转注即词义引申的讨论遥相呼应。
其三，作者认为传统六书过于简单，用来分析汉字尚产生诸多问题，用来分析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更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应。因此，作者在分析上述二种古文字时又提出了“十二书”的概念，并依据具体实例加以充分论证。为了更好地解释和说明楔形文字，方便古代的文字教学，使用楔形文字的书吏很早就从文字的外部形态角度对楔形文字进行了解释，类似汉字学上的“说文解字”。这些古代书吏的“说文”涉及到十三种文字类型，该书作者按照汉字学传统称之为“十三书”，即增画字、斜置字、左斜字、右斜字、省略字、加“E”字、交叉字、并列字、二重字、三重字、四重字、对置字及内外结构合体字。该书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并出能够适应所有原始楔形文字的“十二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增画、斜置、左斜、右斜、省略以及加E，并分别列举各类文字，制作成表格，阅读起来一目了然，非常方便读者。
其四、文字与国家、文明的关系
与同类著作相比较，该书的一大特色在于作者对文字与国家、文明关系的高度关注。学界普遍认为文明以国家为标志，国家以文字为标志。作者在综合了世界上多个古代文明的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文字与国家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新成就，文字与国家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有的地区国家的出现早于文字，比如西亚地区的乌鲁克、高拉、苏萨；有的地区文字的出现早于国家，比如古埃及；有的地区的文明始终没有产生文字，比如南美的印加文明。文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们以为，作为一部比较文字学研究的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解决了多少重要的现实问题，得出了几条重要的结论，而在于提出了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始终贯穿了科学的比较方法。该书从大量的考古材料出发，不作臆断，不空发议论，讲求学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总而言之，该书是近年来比较文字学研究领域的力作之一。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比较文字学研究和文字学理论建构提供新的思路，开辟新的视野，并对我国的普通文字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由于该书成于众手，各人的观点难免有不一致之处。其二，在论及三种文字结构类型时，出现了论述不平衡的现象。如，该书第二章第四节论及文字的结构类型比较时，虽然在列表中列出了埃及象形文字，但在论述的过程中，楔形文字和甲骨文论述较多，埃及象形文字则涉及较少。其三，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如作者所谓“新六书”中的偕声即传统所谓“假借字”，形声即传统所谓“形声字”。对“新六书”中“谐声”和“形声”这两书的命名，我们认为仍然沿用假借和形声的概念较好。因为谐声字和形声字可以交换使用，这在学界业已形成习惯，贸然改之，易造成不必要的称名的淆乱。瑕不掩瑜，作为一部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它必将对我国的比较文字学研究和普通文字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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