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小国纷纷被大国兼并，并且大国之间也出现了你死我活的竞争，虽然还不知鹿死谁手，但“天下归一”的势头已然不可抵挡。时代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归一”的要求，在列强国君方面，表现为建立功业、一统天下的雄心；在为列强出谋划策的游士方面，表现为布衣平民出人头地的欲求；在百姓方面，则表现为结束战乱的渴望。这几方面的力量汇合起来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呼声，就是让一股强势的力量出来建立秩序，把天下从纷乱中解救出来。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孟子所呼吁的良心觉醒，而开始攘臂响应这个压倒性的社会需要：“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荀子·不苟》）思想探索的重点移向了整合诸子争鸣期间提出的治平之策，为即将诞生的大帝国设计出一套可行的政教思想的系统。“车同轨，书同文”的文化局势在秦的强力推行之前就已具备了观念上的基础。
思想界既已多半放弃了自由的理想，士民对人性、人心的兴趣就从境界修养转向了“内圣”与“外王”的联结之道。这在思想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效应：
其一是“理想时代”的设定出现了扭转，“法古”开始被“尚今”所取代。
在战国末期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思想家们根深蒂固地以“古”为真、善和美的标准。我们在前面陆续分析过早期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比如孔子的美学，是以“述而不作”的精神，希望重建一种基于君子人格的艺术化的政教传统，孟子关于人性之美、大人风化的论述，表达了农业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于富裕和教化的憧憬。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相忘于道术”则意味着令社会结构消隐于人与人的真淳共处、无言而心应的关系中。在此，早期的儒家（孔孟）和道家（老庄）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社会的存在、文化的积累乃是为养护人生而服务，也都诉诸自由的审美体验来达到其理想。它们把理想设定于已逝而不可追的古代，区别只在“古”的程度不同而已。“古”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人与社会不相对立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古”所指代的浑朴的生活和社会结构长于精神的陶养、民风的培护，却短于军政效率的提高和有力的治理。与之相对照，细致的分工和严密的组织能有效率地调动众力、威服天下，却无法兼顾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自由。对同一事实，人有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两种态度，蕴涵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春秋的大夫士子为整全的精神生活的远逝而哀叹“道术为天下裂”，战国末期的游士们却热情地迎接这一变化。他们汲汲然为呼之欲出的帝国设计政教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陶醉于那种撼天动地的权力感。从荀子的“法后王”到法家的“法时王”，用世建功的要求愈显著，“古”的魅力则愈剥落。这一心态上的反转也决定了战国末期普遍的审美取向和美学思考的基调。
其二是思想完全服从于现实的需要，诸子趋向合流而渐失创造的活力。
战国末期的“一统”需要直接影响到了思想创造活动的面目。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诸子思想”的主体已有不同：早期的“诸子”多表现为独立思考的个人或者围绕着核心个人的小型派别，而战国后期的“诸子”则带有体制性的色彩，背后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如齐国的“稷下派”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术团体。司马迁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高调延揽各国才士，给以很高的待遇，还为他们在稷下这个地方修建了“学宫”。这些“不治而议论”的士人既为齐国出谋划策，同时也承揽一些体系性的写作任务。齐国的稷下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国际学术中心”，为学术合流提供了体制的保障。在《荀子》、《管子》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稷下学术杂合儒、法、黄老的作风。
此时期的学术合流，与《易传》融汇儒道而立天人之学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早期的“诸子”多有棱角，其思考和主张大多深刻而偏激，《易传》和《庄子》的外杂篇等皆求其挫锐解纷的一贯之道，以便更进一步地创造。到了天下归一的前夜，国君的最大企图是富国强兵，思想上的创造则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官办学术的目的是摘取各家思想中可以为我所用的现成结论，而非求取其中的一贯之道以了解其立论的依据。另外，“学宫”中的学术人员在整合众论的同时也进行了取舍：他们只收束跟治术有关的建议，如儒家的尊卑之分和社会教化思想、道家的无为政治等，所有有碍于提高统治效率和军政实力的言行、所有鼓励个体的精神追求且与大一统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思想，如儒家思想中有关境界修养的方面，和道家思想中崇尚精神自由和自然无为的方面，都成了不受欢迎的废物，都在他们的否决之列。
当各派学术观点在军国利益的整合下最终达到完全合流的时候，就倾向于四平八稳，甚或没有观点。这也就丧失掉了所有学派的特征，人只能以“杂家”名之。冯友兰说：“凡是一个大哲学家，都能够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所发现的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问题，他们的解决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是，他们都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有所体会。因此他们的思想都能成为体系，都不失为第一流的哲学家。杂家不是这样，他们不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而是在别人的体系中看别人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徘徊于别人的体系之间，企图发现他们所认为是精华的一部分，摘取下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体系。……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的体系也没有生命力。一个时代的第二流哲学的出现，表示这个时代的创造力已经将要发挥尽致了，再也不能往前发展了。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荼蘼花最后开。它的开放，表示春天已经快完结了。‘开到荼蘼花事了。’在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杂家是一棵荼蘼花。”
战国末期的整个思想史，已不再是一幅万川奔流的面貌，而好似到了一个平稳而宽大的“入海口”，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缓缓地送到无所不包的大海中去。杂家学术的前方，就是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时代”。
选自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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