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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应该知道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十件事

今年的大流行改变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实地研究人员的工作方式。今年,我们要强调人类起源研究中使用的不同证据线,所以我们把十个突出的发现分为四个更广泛的“证据线”类别。由于许多科学论文都是几年前才完成的,尽管我们无法在这一领域走出去,但在2020年仍有许多重要而令人兴奋的发现被揭示出来。

化石的足迹揭示了新代古人类的去向和方式

虽然今年我们可能无法四处走动,但2020年发表的三项关于人类足迹化石的研究揭示了更多关于远古人类旅行的地点以及他们如何成群结队地移动的信息。与身体化石不同,脚印(和其他“痕迹化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时间瞬间的快照,或者至少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间隔。

12月,Matthew R.Bennett及其同事宣布了人类化石脚印最长的轨道。这条有11500至13000年历史、长0.8英里(1.3公里)的轨道,大约有14个足球场的长度,是由一名妇女或一名少年男子在崎岖险峻的地形中抱着一名两岁至三岁的幼儿造成的。

我们是怎么知道?每隔一段时间,成年人的脚印就会停顿下来,然后被孩子的脚印连接起来。脚印沿着一条笔直而明确的线走,而且走得很快,表明是有意的目标;然后它们朝相反的方向返回,这次没有孩子。

但更新世人类总是独自旅行?我去。

查塔姆大学的凯文·哈塔拉和他的同事(包括布里亚娜·波比纳)在5月份发布了另一份2020年的公告,分析了非洲最大的化石足迹组合。大约在6000年到19000年前的某个时候,一群现代人在坦桑尼亚Ol Doinyo Lengai火山的阴影下走过泥石流。17个人留下的408个脚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脚印制造者的身高和体重,而且通过基于现代人类足部大数据集的统计分析,研究小组确定步行组可能由14名女性和2名男性组成。将这一点与坦桑尼亚哈扎等现代觅食群体的人种学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这些足迹可能是成年女性在食物采集过程中偶尔造访或由少数成年男性陪同留下的。

最后,脚印可以简单地揭示出人类是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某个地方,就像麦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迈克尔·彼得拉格里亚和同事在观察120时所揭示的那样,在沙特阿拉伯沙漠的一个古老湖面上发现的距今1000年的人类和动物脚印。在这一发现之前,人类进入阿拉伯心脏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85000年前。

化石显示古代灵长类动物也经历了重大旅程

虽然与人类进化历程直接相关的发现很重要,但了解现在已经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是如何生存、繁衍和周游全球的,同样令人兴奋。

去年10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尼娜·贾布朗斯基和季学平领衔的研究小组分别在中国云南省发现了3块距今约640万年的新中孔石龙化石。这些中新世晚期的化石表明,这种生态上多才多艺、适应性强的古猴子与猿类同时生活在亚洲。亚洲的现代叶猴,可能是这个物种的后代,通过居住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占据的一些季节性和极端栖息地,延续了这一趋势。

说到极限,研究人员现在认为猴子漂流到大西洋彼岸。今年4月,南加州大学的埃里克·塞弗特及其同事宣布了一种新的小汤罐大小的猴化石物种Ucayalipithecus perdita,它是基于他们在秘鲁亚马逊深处发现的四颗猴牙化石。这一新发现的物种属于一个已灭绝的非洲灵长类动物家族,被称为准种,它们现在是哺乳动物的第三个谱系,从非洲到南美洲跨越大西洋900多英里,最有可能是在风暴期间从海岸线脱落的植物漂浮筏上。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如果猴子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比如可能长在树上的水果和部分植物筏上的水果,它们就可以在没有淡水的情况下生存。

最后,在9月份,亨特学院的克里斯托弗C吉尔伯特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了另一种新的灵长类化石:这一次是在印度北部的拉姆纳加尔发现的一种猿类的臼齿化石,大约有1300万年的历史。这一新物种将长臂猿的化石记录推后了大约500万年,并提供了有关今天长臂猿的祖先何时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重要信息,而当时远古类人猿也在进行同样的迁徙。

来自南非德里莫伦的新人类化石


如果没有古人类自身的化石证据,人类进化史上任何重要发现的清单都是不完整的,今年南非的德里莫伦遗址是最大的赢家。

首先,今年4月,拉筹伯大学的Andy I.R.Herries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公布了大约204万年前到195万年前的粗壮副喉龙和直立人的新化石,使它们成为这两个人类物种中最古老的化石。这些发现证明了这两个物种在这个地点与非洲南方古猿同时代。将直立人的起源推后了大约15万到20万年。

Drimolen似乎是不断给我们提供化石的礼物,2018年,研究小组又发现了两块Paranthropus化石,其中包括大约200万年前的DNH 155成年男性头盖骨(是一名野外学校学生Samantha Good发现的)。拉筹伯大学的杰西·M·马丁今年11月发表了对这一标本的分析,特别是与来自德里莫伦和南非其他地方的其他成年雄性粗壮副喉龙化石的对比,这表明,先前归因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性二型性差异的差异实际上是这个早期人类物种内与生态变化相关的微进化的例子。

在洞穴沉积物和现代人类中发现的Denisovan DNA


回到我们的足迹主题。

去年10月公布的一个重大消息是,在西伯利亚的杰尼索瓦山洞外,大约1740英里外的西藏发现了杰尼索瓦人的第一个确凿证据。兰州大学张东菊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想验证一个假设,即一位佛教僧侣在白石崖溶洞发现的一块大约16万年前的部分下颚骨可能是杰尼索瓦人的遗骸。首先,在2019年,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基于蛋白质变异的新方法,确定这只下巴是杰尼索万;但这种新方法和在洞穴中发现下巴的确切位置未知,导致人们继续怀疑。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张和她的团队回到了洞穴。他们同意只在冬季零度以下和夜间进行挖掘,以避免打扰崇拜者,并从洞穴沉积物中发现了杰尼索万线粒体DNA,这些沉积物的年代可追溯到10万至6万年前,也可能是4.5万年前。研究小组还发现了在洞穴中建造的丹尼索瓦人的木炭,以及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

同样在10月,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斯万特·帕博和迪延多·马西拉尼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2006年矿工发现的一个大约3.4万年前的现代人类女性头盖骨,这是目前已知的蒙古唯一的更新世化石,还有一个来自中国天元洞的现代男性头骨,距今约4万年。他们发现这两个化石都含有尼安德特人和杰尼索瓦人的DNA。这些证据对欧亚更新世种群间的相互作用和迁移意味着什么?嗯,那…很复杂。因为这些化石中的杰尼索瓦人DNA序列在今天的大洋洲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新几内亚人)中找不到,但在今天的东亚人中找到了,所以现代人一定与两个不同的杰尼索瓦人群体——一个在东南亚,一个在亚洲大陆——相遇并交换了基因。这表明杰尼索瓦人曾经居住在亚洲相当大的地区。看来是时候找到更多的杰尼索瓦人化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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