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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应许之地》系我国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最新长诗力作，《十月》杂志2022年第4期刊登后，在国内外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德国汉学家顾彬、美国诗人西蒙奥尔蒂斯、法国诗人塞尔日·佩里、澳大利亚诗人马克·特雷迪尼克、匈牙利诗人拉茨·彼特、罗马尼亚诗人欧金·乌里卡鲁、作家邱华栋、《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诗人王家新、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等国内外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纷纷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名持续探索“史诗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吉狄马加在其诗歌中展现的宏阔视野、诗性想象与超越、“精神还乡”的写作信念，使其诗作呈现出了“大”诗写作的气象和风范。吉狄马加已授权其长诗力作《应许之地》（多国语言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前，《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广受好评。该书系吉狄马加的主要诗歌作品合集，亦体现了诗人将史诗传统与时代写作相融相生的孜孜探求的成果。诚如吉狄马加所言，“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在任何精神表达中都不会是没有关系的”。其诗作总是置于深邃而广阔的文化精神背景之下，民族志、人类志书写的精神取向，使吉狄马加的诗成为中国当代诗人写作谱系中厚重的存在。
诗的基本主题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审视。早在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人类从各个方面对“现代性”的追求已经开始了，时至今日，这种追求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这不断加速的历史进程中“慢下来”？换句话说，哲人们所说的“猫头鹰”是不是早就到了起飞的时候？而诗歌，是否也应担当起它的历史责任？
我想起了前些年陪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布伦达·希尔曼夫妇游上海外滩的经历：望着对岸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和颇为炫酷的后现代建筑，布伦达转过身来，微笑着对我们说：“其实，比起那些高楼，我更爱你们西湖边上的垂柳。”
而我在当时颇受触动。是啊，我们究竟想要什么？一丝垂柳，在我们这里又唤起了什么？
这个“所唤之物”，也就是吉狄马加这首长诗所运用、审视、探究的“应许之地”。它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承诺，一个现代或后现代乌托邦，一个更为光怪陆离的现代神话。
毫无疑问，诗人选择了这个重大主题，或者说，他面对这个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创作，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不仅是一种如今很多诗人都在回避的“宏大叙事”，这样做，也面临着巨大的艺术风险。
也许，我自己更偏爱那种从个人的角度对生活进行审视的写作，如我前不久翻译的美国已故女诗人简·肯庸的一首诗《梨子》：
从一只不起眼的、平时我们毫无知觉的坏了的梨子入手，却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警觉。这样的诗，真具有一种让人暗自惊心的力量。
的确，我倾向于这类具有个人性质、在风格上也更为简约的诗。我也曾在文章中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诗人的“史诗诉求”或对于“大诗”的雄心，但是后来呢？——即使是海子本人，对他的几部长诗恐怕也有一种失败之感。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对时代生活进行宏观把握的诗就完全“失效”了吗？未必。如果我们重读艾略特的《荒原》或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仍能受到深深的触动，我们就得承认那对我们的写作仍会是一种召唤。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当年尚年轻的布罗茨基不认为“最主要的事情是构思的宏伟”（这是他对阿赫玛托娃说的话），会有他的惊人之作《献给约翰·邓恩的哀歌》出现吗？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诗人吉狄马加以及他在当今诗坛的独特意义：他经受了现代主义的洗礼，他也深知诗歌艺术的限度和戒律，但他有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重要的是，他不仅要在今天恢复大诗写作的可能性，他也获得了一种与之相称的广阔视野，一种从容驾驭重大题材和复杂经验的能力。他的诗歌技艺也日趋娴熟。他可以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进行一种诗的对话了。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首长诗。作为一个历史的承受者，诗人当然并不否定人们对“现代性”的追求，但他获得一种更高审视的视野。在这首长诗中，他穿行在“数字化的居住区域”、置身于“现代星球的漂浮物”之间，见证、评说，但同时又以他的信念和诗性想象力，打开了另外的存在维度。它唤起了我们的同感，但又促使人们去思索。纵然长诗中有些句子可能有些直露，但从整体上看，这部长诗获得了与它所书写的时代相称的恢宏、繁密和“复调”的性质。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的同一性”，以及到处所显现的“同一张脸”，诗人当然会发问：“为什么不让局部凹陷于整体的肚脐？”这样一个隐喻不仅新鲜独到，也很耐人寻味。诗人不仅要为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辩护，从根本上看，他要为人的位置辩护，为生命本身辩护；在“穿越任何一个障碍物/都能在穹顶目睹到闪烁的电子眼”的时代，诗人看到的只是“科学的胜利”“技术的胜利”……作为一个曾经的“骑手”，他深切地意识到在当今“寻找马蹄铁的预言已经没有意义”。他索性深入到一个以人工智能来取代人本身的时代细部或隐秘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异乎寻常的敏感：
“积极的盘子”堪称是一个词语的大胆创造。毫无疑问，诗人的世界观是“积极的”，人们对现代乌托邦的追求和营造也要求我们“积极”，但这都不应是空洞的、虚妄的姿态。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指出“语言的本质在于质疑”，诗人阿多尼斯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对现存秩序的“撄犯”。吉狄马加这首长诗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他对当今时代和未来富有揭示力的洞察，他对“现代神话”光环的祛魅和质疑，他的不无痛感的警示：
如果没有这种来自语言的质疑，这种灵魂的考量和警示，“积极的盘子”最终会为我们端来什么？
这一切，也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当年对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和工业文明提出的深刻质疑。在一个无诗、无思，人被连根拔起的“技术统治”的时代，他也不能不思索人类的文明进程和所陷入的“形而上学的迷误”。正是这种迷误彻底破坏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这个日益恶化的过程中，存在被遮蔽了，人从内里被掏空了，因而“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夜”。
我想，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位哲人提出了“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著名论题。
而这，也正好构成了吉狄马加这首长诗的对位性主题。“应许之地”这个诗题本身，就提示着一个诗人的“还乡”，一种对古老誓约的践行，虽然这一切又无比艰难，甚至不可能。
好在作为一个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有其独特文化身份、语言资源和生命经验。在一个全球化的趋同时代，他转身返入彝族自身的传统，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对彝族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和整合。在《迟到的挽歌——献给我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中，他别出心裁地写到彝族传说中一只以双舌著称的绵羊“双舌羊约格哈加”。显然，这体现了一种神话学意义上的自我辨认，一种要把自身中的文化多重性融为一个独特整体的努力。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大凉山和彝族文化摇篮中成长、“在梦里接受了双舌羊约格哈加的馈赠”的诗人，吉狄马加一直忠实于他的生命记忆和信仰。在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和数字化的时代，他仍处在先人和古老神话的庇护中。不仅如此，在这首长诗中，他还要把人们重新带回到“久违的穿斗结构的天宇/以及神话中巨人的木勺”之下：
诗人像彝族古老传统中的祭司“毕摩”一样招魂（而太阳“佩戴酋长的面具”），他的“还乡”也显然是“逆时代”的，朝向生命记忆的。他仍相信传统中的那种祈祷的力量：
读着这样的诗篇，尤其是诗中“逆时代”的“还乡”及其诗人形象，我不由得想起了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本雅明早年曾收藏有一幅超现实主义画家保罗·克利的《新天使》，即使后来流亡巴黎的时候，他仍随身带着这幅画作。他是这样描述这幅画作的：
如同这样的“历史天使”，吉狄马加这首长诗的抒情主人公的脸也“朝着过去”，朝向生命记忆中的家园，同时也任凭着历史的“进步风暴”无可抗拒地把他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那不可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未来。
不过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本雅明的“历史天使”的历史境遇间有一种巨大的、剧烈的张力，而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更多了些东方的从容静观：“鹰仍然在宁静的虚空瞩望移动的印记”，这是长诗中很重要的一句。“鹰”一直在吉狄马加的诗中起落，所以他在这里用了“仍然”的字眼。它在这里再次出现，显然提升了全诗，并显现了诗中的某种动与静、上与下的多重对应结构。
正因为这种信念和超越性的从容静观，这种想象力的打开和毕摩式的招魂，在一个同质化、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诗人为我们创造了一套动人的富有“磁性”的抒情语言，一个奇异的、万物相互映照和转化的诗性宇宙：
这就是生命的“应许之地”吗？是的，“它隐匿于宇宙的另一个纬度”。它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任何地形学意义上的山川，如以下引诗中所说，它处在“时间铸造的玻璃那边”。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语言才赋的诗人才能创造和打开的世界：
它让粗糙的山脉变得如同情侣的睡姿。
多么动人！诗由对现代世界的审视开始，最后达成了这样的诗性超越和回归。“历史的天使”让位于或再次化身为诗的祭司。而诗人的职责仍是见证、创造和梦想。
因为这样的诗，我想起了马加一直所喜爱的聂鲁达：“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我不敢说诗人就达到了他的理想，但这样的诗篇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视野，另一种观看和思考人类世界的方式，同时，它让我们接过了久违的“木碗里的酒”，让我们麻木的嘴唇“同时滋长痛苦和快乐的闪电”……
我想这就够了，如果我们可以，如这首诗的最后所愿，愿我们都能穿过历史的风暴，为诗性的回归加冕，为人性中的善加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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