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1792年，《红楼梦》的“程甲本”、“程乙本”的出版，对《红楼梦》的传播历史意义重大。小说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巨大差异，以及作者曹雪芹和高鹗，是“红学＂的研究重点，众说纷纭。
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亦不例外，她在书序对《红楼梦》后四十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称＂坏在狗续貂成了附骨之疽＂、＂红楼梦被庸俗化”（图二）；她在首篇＂红楼梦未完＂则质疑高鹗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写（图三、四）；更专门写下＂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该文意图探讨《红楼梦》的＂人物关系桥梁＂之一袭人，张爱玲认为《红楼梦》高本违反原书意旨最突出的例子（图五），张爱玲是通过高鹗在参与《红楼梦》出版前的感情、婚姻生活进行的，大意是：1781年，高鹗的父亲和妻子相续逝世后，高鹗娶了乐户或优伶身份的畹君为妾，该妾为他生下孩子，可能因与高母关系难处、操劳家务繁重，或者是高鹗续娶张船山之妹张筠为妻之故。
畹君先是出家为尼，后又做回优伶，高鹗娶张筠约两年，张筠因生活的不如意逝世，在1788年，高鹗中举人后曾再见畹君，并写下一些诗词，反映两人的复杂情感。最后，得出高鹗改写袭人与他生活经历的关系（图六）。高鹗对袭人的写作的确有畹君的影子，张爱玲这种考证方式是较新颖的，也包含着以诗证史的方法。
但是，我想回到本文想表达的核心：创作与学术的区别。
胡适、张爱玲研究高鹗都涉及张船山，1921年，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无疑是最具开拓性的（图一）。胡适通过张船山的诗，论证高鹗参与《红楼梦》后四十回，通过张船山与高鹗是乡试的同年，于1788年中举，续而查考出高鹗的大致年谱，整个过程是非常严谨的学术。张爱玲则因在书序中就对高鹗非常情绪化，所以，对张船山诗证明高鹗参与《红楼梦》创作质疑（图三、四），事实上张船山与高鹗的确是1788年乡试的同年。
张船山则在1790年科举连捷中进士，并且入翰林院，根据清朝的制度，入翰林院后需二至三年的培养和考察锻炼，因此，1791、1792年，《红楼梦》程高版出版时，张船山在北京是了解情况的，1795年，高鹗中进士三甲的第一名，按制度应该是不可能入翰林院的，可能是他的旗人身份而入了，多年后，张船山写诗提及高鹗与《红楼梦》关系时，张船山与袁牧、赵翼，已是著名的“性灵派三大家＂，无需对高鹗捧什么了。
因妹妹的早逝对高鹗更不无看法；张爱玲如果知道张船山的家世，也就不会对张船山的哭妹诗，作出不正确或模棱两可的表述（图六、七）张船山的高祖张鹏翮（1649-1725）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张船山的父亲则因在1780年左右获罪（图八），可能因此上京听候发落或重新任命，或者是京中尚有祖产，因此，有张船山之妹与高鹗的婚姻，1785年8月，张船山携妻回四川（图九），高鹗则携张筠北上做幕僚，均从北京出发。
所以，做学术是需要很丰富的知识结构，以及严格的学术训练才可能的，虽然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化艺术的优长，笔触细腻生动，人物心理刻画，环境描绘渲染，都有独特的功力，但是，与学术的路子根本不是一回事。
张爱玲对《红楼梦》作者的一些观点，与 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楼梦》（珍藏版）署名更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无疑是有些类似。可能是因为：1788年，高鹗中举人，1790年，必然参加进士的科举考试，所以，在1792年前，完成《红楼梦》的“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创作出版，是非常困难的。
正是因《红楼梦》的内容浩瀚，创作过程充满未知和可能，才令“红学＂充满生机。
（注：文中尽管是使用一些百度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源自《张问陶年谱》等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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