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不仅是一个百年老店，而且是个350年的老店，相对于荣宝斋来说，我们都太年轻了。荣宝斋的故事很多很多，都是些老故事。老一辈人，特别是老一辈书画家、藏家，他们的故事中间肯定都离不开荣宝斋，而我们这一代人和荣宝斋的故事还是有的，就没有那么丰满了。但在中国，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或者从业人员，如果说和荣宝斋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起和荣宝斋的关系，就要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在我们那个小镇里得不到什么绘画资料，好在我的大哥在北京当铁道兵，就住在丰台那一带，听说小弟弟喜欢美术，他也不懂，但他知道有个荣宝斋，所以每年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准会到荣宝斋买点东西给我带回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散页的画，就是一个套里面大概装着12张散页的画。那个画拿到手里像宝贝一样。有一次我还带到学校去显摆，没想到引起了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的嫉妒，然后就抢我的画，为了夺回这些画，我还奋力地抗争，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很温馨的。
后来就是上了大学，当时荣宝斋有不少出版物，特别是名画家的技法画谱系列书，我是出一本买一本，后来可能买了有几十本，就从那里去学一些老先生的绘画技法。因此，荣宝斋其实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或者说它是一个启蒙的学堂，它有大量的出版物作为我们的启蒙教材。至于木版水印，对我而言，小时候在南方就像听一个神话一样，到底真实面貌是怎么样的呢？也很好奇。
到北京来念书后我才去的荣宝斋。我来北京的时候是1982年，至今整整40年了。那年从北京火车站下车以后，我心里想到的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天安门、天安门广场，第二个目标是长城，第三个目标就是琉璃厂，琉璃厂的重点当然就是荣宝斋。我那是第一次来到琉璃厂，走进荣宝斋，看到荣宝斋这个古老的店面，这种民族风情的街道，包括里面挂着的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家翰墨，感觉非常的亲切，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殿堂级的场所。荣宝斋店里挂满了画。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名家的作品，这些画家的名字，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荣宝斋真的是一个国家画廊。因为能够进到荣宝斋店面里，在那里展览也好，在那里售卖也好，在那里交流也好，这些艺术家都是一些成名的大家。那个时候北京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美术馆，到美术馆看画也就中国美术馆这么一个地方，一般也是看当代画家创作的展览和一些主题性的展览，真正想看一些名家名作，特别是看一些历史上的名家名作，还只有荣宝斋可以去。包括故宫当时也没有绘画馆，也就只有秋天有那么几天晾画时才能看几张画，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绘画作品看的。所以荣宝斋在那时的地位就显得很突出，它是唯一一个不谢幕的国家殿堂级的美术馆，而且它的作品是从古至今的。所以我们学美术的人，特别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荣宝斋在我们艺术生涯中的地位都是无比崇高的。
下面我讲讲荣宝斋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荣宝斋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木版水印作品《齐白石画集》曾参与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美术史的事件。大家知道张仃先生是毕加索的拥趸。无论是在上海、在延安，他都经常拿着毕加索的作品欣赏研学，他是受毕加索影响最深的一个中国艺术家。1956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法国特别邀请了中国去参加，中国馆就设在美国馆旁边。中国政府对这个中国馆的设计非常重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周总理让张仃作为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张仃带着太湖石、宫灯厂的宫灯等货真价实的东西和泥瓦匠到现场去搭建，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月。那时他还负有两个重要任务：首先是召集那些留在国外的画家，如潘玉良、常玉、张大千等，召集他们一起吃饭，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劝他们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见到毕加索，邀请毕加索到中国访问，并成为中国的荣誉公民。张仃先生通过法国共产党和赵无极等联系到毕加索，特意南下到位于法国南部坎城毕加索的加里福尼别墅去拜会。毕加索婉拒了出访中国的邀请，理由是：“我年纪大了，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大国，我害怕年纪大了见到那么多丰富的东西，逼得我改变画风，所以我不敢去，不能去。”
张仃先生给毕加索准备了两个礼物，杨柳青的两个大门神，他想毕加索一定会喜欢，但没想到大门神被代表团里的党代表压住了，认为不能送这种封建糟粕给毕加索。而另一个重要礼品就是荣宝斋出版的木版水印作品《齐白石画集》，张仃先生很隆重地将册页赠送给毕加索。毕加索非常高兴，回赠了他刚刚出版的画册，还在画册扉页上画了一只和平鸽。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另一个故事，美术界就很清楚了，就是在张仃先生去拜访毕加索后不久，张大千也去拜见了毕加索。
1956年中国代表团到访毕加索加利福尼亚城堡，
王雪涛（左一）张仃（右一）
向毕加索介绍赠送齐白石木版水印画集
据张大千后来的回忆录所记，当毕加索见到张大千时，劈头盖脸地说了一句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理解你们这些中国的艺术家，跑到巴黎来学什么艺术，巴黎哪有艺术，艺术在东方，艺术在中国。”这段话很有意思，张大千开始不明白，后来毕加索就拿他临摹的齐白石的作品来请教，张大千当时就挑出了他的毛病，还说：“我们中国讲究用笔用墨，我送你几支毛笔吧。”
那么毕加索临摹的作品到底是哪个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找不到任何材料。我专门去毕加索的博物馆咨询过，他们并不知道。直到2019年当代艺术中心在798尤伦斯举办毕加索展览，其中毕加索博物馆的一位女士受邀介绍的就是毕加索临摹中国画的这段资料，但是她并不知道毕加索从哪里得来的资料，我看了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临摹的正是齐白石画的天牛。毕加索很喜欢这个天牛。天牛一会儿趴在草叶上，一会儿趴在草茎上。他画了好几张，临摹之后，他那一段时间里的作品，尤其是《三个火枪手》就受到了中国大写意水墨技法风格的影响。毕加索一生没有画过几张花鸟草虫，而这几张作品上的时间正是张仃先生走后的几天，这成为毕加索绘画生涯中少有的几张花鸟作品。
毕加索临摹中国画作品
“二张”与毕加索交往的故事，是被中国美术界和西方美术界严重忽略的文化交往事件，我们以前没有太去关注这段。李庚先生从日本回来后去拜访张仃先生，他看到毕加索的一个夫人的回忆录里曾提到，当时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在那段时期交流时经常提到一个东方人的名字，那就是齐白石。也就是说那段时间，《齐白石画集》成了毕加索临摹的对象，成为了他和西方顶层艺术家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毕加索和西方艺术大师讨论时曾提到过，在他们向现代艺术的山顶攀登的时侯，每个人的路径都不同。当他们从不同路径向上登到山顶时，山顶上却已站了一个人，那个人正是齐白石。这是因为他了解、知道、临摹过齐白石。而这段美好佳话的媒介物就是荣宝斋50年代初印制的木版水印作品《齐白石画集》，是由张仃先生带去的。张仃先生既是毕加索的拥趸，也是齐白石的入室弟子，他把他心目中最崇敬的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联系在了一起，产生了东西方顶级艺术家的一段佳话。
我到日本去拍摄采访，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日本有很多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老店，那些老店成为大和文明历史文脉的延续者。而中国的历史文化比日本久远得多，但中国很难找到几家真正意义上的百年老店。我知道有两家：一家是孔府，代有传人从未间断；还有一家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从东汉开始也从未断过。一个代表儒家，一个代表道家。另外还有一家就是荣宝斋，康熙年间创立，在京城琉璃厂专门从事书画的印刷复制、交流、买卖的文化机构。在中国过去没有这类官方文化机构的时候，荣宝斋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在京城天子脚下，就是中国的顶级品牌。至少350年中国书画的文脉不绝，很多中国历史文物都是通过荣宝斋收集再归到国家的收藏体系而后保存下来，我们因为有荣宝斋感到特别的幸运。
在这里，祝贺荣宝斋350周年店庆。350周年真的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相对于中国文化历史来说不长，但是相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已经非常古老了。祝愿荣宝斋这一家350年的老店能一直开下去，一直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能够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文化圣地。
2022年2月
内容来源 | 《荣宝斋350周年纪念文集》
校对 | 王桂荷 侯文佳 易抒璇
编辑 | 李晓婉 审核 | 刘珍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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