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老僧把佛忘

《闲话周作人》由陈子善主编，系“书斋文丛”之一种。书中为亲朋故旧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对于周作人的失足，语多惋惜与感伤。

其实，在北平沦陷前后，有很多人都在劝周作人南下，莫失明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曾劝阻他“先生清名不要毁于一旦”；郑振铎曾劝周作人南下；郭沫若认为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假使他南下，“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1939年夏天北平《小实报》上刊登了在南方的矛盾、郁达夫、老舍等许多作家联合发表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敦促他离开北平到后方。

在常风《关于周作人》一文中，他回忆1938年叶公超回北平接家眷，7月12日赴周作人家，叶对周讲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委托他敦促周到昆明的事。等叶讲完，周讲很怀念老朋友们，总希望大家不久就可以回来，要到昆明，一家十几口实在是困难，朋友们的情谊他十分感激，请代他说明不能离开北平的苦衷。9月底，叶公超将离开北平南返，到苦雨斋辞行离开后，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一语双关的话：“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当然，最出名的劝告还是1938年8月4日，胡适从伦敦写给周作人的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9月21日，周作人答胡适诗，命名为“苦住庵吟”：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先生的闻讯。
意思当然还是诉苦，说他庵里住了好些老小，只能关门敲木鱼，与世无涉，感谢胡适的好意。

在周作人给陶亢德的信中，他还说：“请勿视留北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然而最终却“错将和服作袈裟”。

关于周作人失节的原因，谢兴尧在《回忆知堂》一文中提到：一是其弟周建人的看法：“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这完全是周作人的本质和性格。另一条是郑振铎说的“他是舍不得八道湾舒适异常的起居”即此两条已足说明周作人失足滑坡之根源，所谓“家务重不能走”乃不愿走也。同时，谢兴尧又说：“我又常想，周作人失足，本身的软弱是其主因，久负盛名，够上为侵略者所利用的人物，亦其因素。”

任访秋的《忆知堂老人》一文，也分析了周作人晚节不终的原因：

一是家庭关系。人口较多，平时惯于宽裕安定的生活。同时，夫人是日本人，不免要扯他的后退。

二是存在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亡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后来附逆的根本原因。

三是他思想中有一个“叛徒”，另外还有一个“隐士”。在“五四”时代，他排击中国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反对古文学，当时确实是以一个“叛徒”而兼战士的姿态出现于文坛，但到30年代，他在《五十自寿诗》中，自以披袈裟的老僧自居，说明这时他在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圈外，而成为时代的“隐士”了。

周作人的朋友们对此惋惜不已。谢兴尧说：“周作人的毁灭，其致命伤在未能南行，留居沦陷区域竟至沉沦，一念之差，终身莫赎，知堂当悔恨不已，吾人对之亦惋惜不置，人生悲剧也。”并赋诗曰：红楼往事何能忘，苦雨丝丝如梦凉，美景良辰容易过，歧途末路总可伤，尽有文章谈古今，不堪史笔论短长，徒负虚名难苦住，空羡苏武牧群羊。

唐弢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也说：“到1938年2月9日，这位羊倌却出席了日本军部支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照片公开登报。我见了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就步《五十自寿诗》原韵，在《文汇报》写了两首诗：

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炎丘史笑裈中虱，叛国人嗟袖底蛇；寂寞古城春似水，低徊旧事雨如麻。生涯此日垂垂老，又玷清名一盏茶。

万语千言都为家，舞来长袖胜袈裟。更生文化夸功狗，老去衣冠数嫩蛇；北国英雄犹沥血，中原士子欲批麻。而今苏武也臣虏，汉室何曾薄苦茶！”

对于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我在这里也是画蛇添足。不过，我想，还是人与文分开为好，多研究他的文，别学他的做人。

亲朋故旧话知堂，
语多惋惜和感伤。
袈裟披错难重来，
为何老僧把佛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