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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笔下当场作诗诸态
shineboy1
>《中华读书报 读安意如的聊将锦瑟》
2023.09.09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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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我们常常津津乐道地说起曹植的“七步诗”。
细细想想,曹植当时其实面临生死大考,一旦诗作不出,性命不保。
了解弟弟才华,自己也是文学名家的曹丕,命现场限时(七步)完成诗作,在他心里,显然深知其中难度。
或许因为有曹植的“七步诗”,后来古人笔记中,也记载一些当场命笔成章的“捷才”,但人数的稀少和可见的夸饰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样做的难度,完全不是用毛笔当众写现成话的潇洒。钱锺书先生博览群籍,他从古代文章笔记中,寻觅出一些当场写诗撰联的情态,这其中传递的信息,真个相当丰富。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讨论到南朝梁时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裴子野的《雕虫论》。谈及作者时,钱锺书引述了《梁书》本传中的介绍:“(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之词,其制作多古法,与今文体异。”说裴子野作文不仅典雅而且速度快,对后面言其“不尚靡丽之词”等,钱锺书不以为然:“未识所谓。”他读了裴子野的作品,认为:“子野存文无多,而均俪事偶词,与沈约、任昉之'今文体’了不异撰。”沈约、任昉均当时文学名家,他们作品,当然不脱时代特色:讲求音韵,注重对仗,字句齐整又多用典故……钱锺书认为裴子野的文章,并不像史书上评价的依凭“古法”带来的“典雅”,也不过是“俪事偶词”的“当时体”罢了。
二
接下来,钱锺书引述了裴子野此文的序言部分,来展开另一个有味题目: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
”宋明帝刘彧,南朝宋第七位皇帝。
这里说他喜好文章,每当国家有好事或吉祥征兆,或者自己出行和宴饮集会,动不动都要作诗展示含义,而且让朝臣们也参与进来,当场作诗文逢迎。
这一来可不妙:
“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
”下面不甚通文墨的赳赳武夫们,限于时间,只好到处托请人帮忙写,甚至花钱买诗文来应付。
对此,钱锺书进一步设想:“公䜩赋诗,往往悬知或臆揣题目,能者略具腹稿,不能者倩人拟授;惟即席当筵,拈韵击钵,始示难验捷,杜绝假借。”多人参与的聚谈中作诗,一般大致可知或者能猜测到题目。有些能耐之人,事先就大致构思一番,形成腹稿;不行者就只好请人帮助写一个带上;只有当场随意拈出一个韵脚,限定时间并加催迫(击钵),这样才能显示难度,检验真实敏捷与否。不过这样虽可以杜绝事先托请,或花钱买诗文充数的情况,却真把一批人难住了。
钱锺书的设想,其实是为后面的例证出台铺垫:“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二《示儿燕》之三曰:'席上赋诗,山头驰马,此是险事’,盖深知急就难成章、疾行易失足也。”孙枝蔚系清初诗人,曾授内阁中书。他对席面上当场赋诗,应该有亲历,所以用危险的“山头驰马”来形容。钱锺书当然同意孙的看法,也用“难成章”和“易失足”来说明“急就”“疾行”的难度。
再举例:“《颜氏家训·勉学》讥梁朝贵游子弟云:'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䜩,则假手赋诗’,是倩人代作不仅'戎士武夫’。”“明经”是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颜之推说那些贵公子们在明经考试中,偷看他人卷子。(“顾”即回头看。有人解为“雇”,误。考试现场,何处雇人?)在重要节令会聚时,则先借他人之手赋诗。钱锺书笑这帮表面光鲜肚里无货的贵族弟子,说由此可见请人作诗者不仅是赳赳武夫们。
三
当场作诗,还会引发不良后果,这应该是主事者不曾想到的: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五月'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下诏宥之,引咎曰:
'乃尔纷纭,良用反仄!
’,并敕以后罢此举。
”“高贵乡公”即曹丕之孙曹耄,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第四个皇帝。
“辟雍”是周天子所设学府,后世传递下来,成为典礼,祭司场所。
这是说有一天曹耄去了“辟雍”,因为是学府,便应景让群臣当场赋诗。
可时间到了,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官员却未能完稿。
有关部门随即打报告要求罢免他们官职。
不能按时赋诗居然有摘乌纱帽的危险。
最后是曹耄下诏宽宥了他们,还引咎说这样做弄得大家不安了,再后来还下文不要让官员们现场赋诗了。
这一方面真体会到下属难处,同时突显了当场作诗的不易。
钱锺书认为曹耄这样做,“庶几不以雅事为虐政者”。
不希望高雅之举变成不良政事。
这次倒是有惊无险,可后来有人就不那么幸运了。钱锺书再记一事:范镇《东斋纪事》卷一:“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旨,却被这石头搽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诗,令中书铨定,有鄙恶者,落职与外任。”“天圣”是宋仁宗的年号。“赏花钓鱼会”是北宋一个时期宫廷中的一项娱乐活动。皇帝爱热闹,也常常参与。除去赏花钓鱼,赋诗自然不能少。为避免现场出丑,大臣们往往按常态事先构思好(宿构者)。不料仁宗年间,一地送来一座“山水石”,皇帝便指定以《山水石》为题赋诗。这下麻烦了,多数人没有准备,写出的作品,“多荒恶者”,差劲的很不少。
其中参与的有演员,他们有趣,现场来了一次表演:每个人都拿着笔装成写诗的样子。其中一人忽然扑倒在界石上,其他演员搀扶他起身。此人起来后一语双关地说:几天来准备的赏花钓鱼诗没用上,却被这块石头(石头诗)绊倒了。引来一片笑声。
这次作诗却引起了不良后果。第二天,这批诗作由中书评定,写得太差的人,受到降职,甚至逐出京城外任的处分。
这是部分记述。另外,宋代名家梅尧臣对此次活动,也有一首相关诗作《薛九公期请赋〈山水〉字诗》:
我去长安十载后,此石谁辇来京师。
苑中构殿激流水,暮春修禊浮酒巵。
是时词臣出不意,酒半使赋或气萎;
日斜鸣跸不可驻,未就引去如鞭笞。
此诗较长,钱锺书节引了这么几句。诗比较平白,不用多解释。其中“鸣跸”是说古帝王出行扈从喝道开路。这是说太阳下落,帝王要起身回宫。那些赋诗尚未完毕者走时就像被人鞭笞一样难堪。钱锺书评说:“则曳白者且当场被辱,'纷纭’乃至于此!”此处“纷纭”是与前面曹耄下诏引咎之语联系。“曳白”即交白卷,这里应该还有未写毕的意思。一场赋诗雅事,弄出如此纷繁的结果。
命题诗,有这样作不好或写不尽的,当然也该有出彩上佳者。钱锺书读书真多,他居然从一篇墓志铭中,找到了参与这次作诗活动的“优等”者:刘攽《彭城集》卷三七《赠兵部王公墓志铭》:“仁宗尝锡宴苑中,时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群臣赋之。皆不能下笔,奏篇才十数。上令宰臣铨次之,公第为优。”(“锡”即:赐)“王公”即王嘉言。这里记载说那次赋诗完成的只“十数”篇,经过评定,王嘉言作品为“优”。家人终于还将此事记入墓志铭,可见当时对此次结果是何等看重。
四
我国之事,一旦有了较多先例,便易长久延续。
不过因主事者性情,具体场景又有不同。
钱锺书谈及当场作诗,就似乎一定要说个通透。
前面例证够多,他却不满足。
说到清代,他还从自诩“十全老人”的高宗乾隆集子中检出又一新方式来。
乾隆一生写诗达四万多首,接近现存全唐诗数量,还不算千多篇文章。
从读过的人评论看,这些诗水准实在有限,一般人是不屑去读的。
早年接近的人形容钱锺书阅读有“横扫图书馆”气势,从人们不屑读的乾隆诗中征引内容,可算得侧面一证吧。
“清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二九《紫光阁锡·联句、得诗》:'蒇功自是资提戟,联句何妨有捉刀’,自注:'平定两金川,战胜成功,实赖武臣之力。至䜩间联句,不妨人代为之。且迩年新正联句皆预拟御制句成,其余则命内廷翰林拟就,临时填名,非即席自作。’”
“蒇”:完成。平定大、小金川,是乾隆时期的艰苦之战。从诗句看,成功后乾隆很是高兴,在紫光阁设宴慰勉下属。想着完成任务的皆为“武臣”,宴席间作诗撰联有些困难,便用其它方式解决。他自己在近新年来临之际,预先写了不少现成作品,又让内廷翰林们拟出一批来。席间现场作诗联句,轮到谁时,随便拉来一联,填上名字即可。既不有违常规,同时大家高兴。这样免了当场写诗联句可能出现的难堪,“武臣”们吃喝起来,少心理负担,当更为畅快。对此,钱锺书评论:“曲体下情,大开方便,使臣工既免众前出丑,又无须场下走私。”对乾隆待下属的这一招,还是颇赞赏的。
这几位于当场作诗有主导作用的君王,各自态度方式不同,钱锺书评价:“四君相形,魏高、清高诚高,而宋明未可为明,宋仁亦殊不仁矣。”所谓“魏高”,即高贵乡公曹耄;“清高”自然是乾隆。钱锺书认为他们两人或下诏“宥之”甚至引咎;或早早拟出诗作联句,使下属不至于失去体面——“诚高”——实在是高。宋明帝“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弄得大家“托请不暇”,或“买以应诏”,着实不够高明。宋仁宗当场命题,让多人下不来台,更是不仁之举。借几位帝王称号说事,如此恰切,钱锺书小小“卖弄”了一点游戏文字的机智。
大致完毕,钱锺书还不忘续一条相关的尾巴: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朱文正师》:“上幸翰林院,欲令与宴者皆即席为诗。公奏:是日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恐分心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语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赋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朱文正师”即清代名臣朱珪(谥号“文正”)。他陪着皇帝(当为乾隆)来到翰林院。皇帝要让大臣们即席作诗,朱珪上奏,难得大家蒙你恩赐喝酒看戏,写诗就分心了,恐怕写不好作不毕。皇帝接受了。不过后来还是对大臣们说,那一天假若真叫你们作诗,你们恐怕都得钻狗洞吧。
看来,当场赋诗的难度,历朝多位懂一些写作的人都知道。不过有权让大家或好好喝酒游玩看戏,或胆战心惊、或被“石头绊倒”甚至钻狗洞者,帝王也;下属情状心态,在其一时喜好之间也。
为文作诗,通常必须富激情、有灵感,环境更须幽密、安静、独自……这样才有助于心灵充分展开,使创作者可以“神与物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达到“吐纳珠玉之声”(刘勰语)境界。可帝王眼里,它也可以是大众面前的一种表演,于是出现了钱锺书从古籍中钩沉出的诸种可笑可悲现象。除去谈资,它本身也该是一种提示,一种文艺写作条件的别样探讨……钱先生谈论之时,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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