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纯粹始如一

作者 | 书友kw4925452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淡泊晚年，无竟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此。”这时孙犁先生晚年所作书箴，其爱书之情溢于言表，所写文字也堪称经典。

孙犁先生的一生是爱书、读书的一生。他“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每一本书来到他的身边，他都会仔细的包上书皮，并将所感所悟写在上面，由此，独创了一种书话文体—书衣文体。在《耕堂书衣文录》的序中，孙犁先生说：“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裹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派遣积日。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

孙犁先生读书涉猎甚广，文史经哲、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秩文杂说，无所不读。作为作家，他的书话作品，有飘逸悠远的书卷气，而无单调乏味的学究味。他的书话，非简单的就读书而论书，里面有他读史的见解，经世的感悟，悟道的思索和对现实弊端的针砭。他在阅读书籍和现实两方面都读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除了自身的修养和学识，更有老人饱经风霜，身历坎坷的深思熟虑。

在读《文人笔下的文人》一文中，他评价郑振铎、夏丏尊、林语堂、郁达夫记念鲁迅的文章时说：“纵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感情；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舍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再如他读《胡适日记》，评价胡适，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提出见解，着墨不多，却全面客观而公正。“文化，总是随着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时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这只是大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虽则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孙犁先生为人真诚但不善交际，有时甚至“憨愚”，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心比嘴热乎”的实诚人、忠厚人。更可贵者，他从不在朋友危难之际落井下石，反在有的朋友落魄之时给予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他在《夜思》一文中写到：“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观真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则复生，大家相见，能无愧于心，能不脸红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对朋友，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我相信，我的大多数朋友，对我是这样做了。”

孙犁先生的小女儿孙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中回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召开批判丁（丁玲）、陈（陈明）大会，父亲作为天津代表，曾以有病为由保持沉默，这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严峻形势下，需要过人的胆识和极大的勇气。父亲平日看起来胆子很小，但在风口浪尖时却不出卖良心，绝不为保全自己，对朋友落井下石，有自己做人的准则。”

刘绍棠15岁时给孙犁先生寄来短篇小说《暑伏》与《完秋》。孙犁先生不仅立即发表，同时给刘绍棠写去充满鼓励和期待的信。刘绍棠说：“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的。”但是他们二人之间却并无太深的交情。刘绍棠一生只见过孙犁四次，一共不过四十分钟，每一起吃过一次饭，留下一张成功的合影，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孙犁先生如一“大隐”。他不出席各种会以，不参加名目繁多的活动，不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甚至，连住所的大门都不迈出。孙晓玲回忆，在旧居多伦道时，他十几年间，只迈出过大门一次—回访专程来看望他的丁玲。

孙郁先生说他很怪，是一个饱经风雨，且有淡于事功的安静、超拔的老人。庄子曰：“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孙犁，就是这种于纯素中得神趣的'真人’。”说他的文章平静，很少冲动，“可这奇静的画面后，却有泪，有血，有不平之音。这功夫，不是修炼多年的老者，是难以为之的。”“先生像一道透彻的溪水，可使一切插足者见出真形色来。是清是浊，在他那里一看，就清清楚楚了。”

我收藏有一本1983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孙犁先生作品《书林秋草》，书中有一篇为《贾平凹散文集》所写序言。他说：“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与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我想，这即是说的贾平凹，也是说的孙犁先生自己。

荷花淀里书传奇，
书衣文录有真谛。
铜枝铁杆无媚骨，
人文纯粹始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