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 Harris
编译/无讼观察员 刁远
来源/China Law Blog
想找个开半价的中国律师？那只能说祝你好运了。
前阵子，为了讨论手头上一个异常罕见又棘手的劳动法案件后，我跟所里一位中国律师打了通很长很长的电话。挂电话前，她告诉我她会找当地劳动部门的相关人士聊聊，不过她自己也拿不准到底会不会问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于是我们俩又互相给对方复习了一遍这位客户的棘手情况。虽说大多数情况下和有关部门“对话”总能得到些有用信息，但我有预感这办法在这次可能不会奏效。
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对方请求我给他们推荐个“便宜点的中国律师”，因为他们公司承担不起那些要价太高的。过去我们通常会列一份低价中国律师名单推介给客户，但由于很多律师提高了自己的评级，我们也经常收到客户对部分律师的抱怨，就没有再做推荐便宜律师这件事了。所以现在我对于这类请求的回复通常类似于下面我写给一家准备在中国办国际学校的公司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律师，至少我认识的里边没有。在我认识的所有律师当中，能够胜任你目前要求的都会比你们预期的收费要高。通常来说，所有优秀的商事律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任何地方）工作都是非常忙碌的。而且这种专事跨境法律业务的律师基本上是不会给任何收费优惠的，反正我没见过谁这么干。
我建议你找些来自辛辛那提，得梅因，圣地亚哥或者吉隆坡这些城市的小所年轻律师。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这些城市有很多非常优秀但又收费不高的商事律师，同样你也可以在他们中找到主攻中国法律业务的。
让你情况变得异常棘手的原因在于教育行业在中国一直是非常敏感和复杂的。我们不止一次被聘任去为其他律所所犯的相关错误救火。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去找那些低价律师（就算你真能找得到），因为长远来说他们肯定会让你花费更多。
我很抱歉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但如果你真找到了这样的律师，那么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肯定会把他列到下一期的推荐名单里。”
最近我读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Donald Clarke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对一位前中国官员执业感受的评述，那位前官员是这么描述的：
“尽管政府机构总被要求遵循法律法规，但法律的执行在中国仍然是个大问题。中国法律本身并没有一个内部机制确保它的实施。国务院经常会出台行政法规和规章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执行。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多数情况下法律也就仅仅是悬于墙上却从未被执行过的一纸空文。宪法和立法法明确地规定了法律的层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各类条例。然而实践当中可不是这样，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或个人在遇到法律问题时，他们可不会在那儿查阅法条，他们会直接从市长、省长甚至是总理那里寻求建议，因为他们深知这么做会更有效。”
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点。就拿我前阵子和一位中国律师讨论的劳动法案子来说，她接手后准备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法规跟指导案例来检索这一议题，这种做法确实跟个美国本土律师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她在做完这次检索之后，还是不得不跟劳动部门有关人员交谈，借以确定到底这家机构会怎样处理类似情形。我们团队的这位中国律师手头上有着一堆劳动法案件，几乎每一件都需要跟当地劳动局进行沟通。不过的确，我自己在和客户交谈时也肯定会推荐有着大量同当地劳动局有合作经验的律师给他们。
在中国，我们遇上案子也会跟美国律师处理本国事务一样先去做大量的法律检索。但差别之处是，在检索法律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搜集有用信息然后和有关部门交流一番。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试图让对方跟着我们所提供的思路走。如果我们跟劳动部门的思路达成一致了，那么我们也就成事了。但如果劳动部门跟我们确信的思路不一致，那么我们会和客户商量到底是采用劳动部门的处理意见（这样往往更保险），还是跟他们对着干。
像这种和劳动部门“沟通”的部分在美国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这会使得总体开支增加30%。何况我们这位律师有着中美两国顶尖法学院（北京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学位，而且熟练掌握英语和中文，这都意味着她（也包括我们）不会以折扣价收费。
所以下回当你奇怪为什么中国律师收费这么贵的时候，你得……
责编/邹一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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