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台秘要方》版本流传
《外台》自公元752年撰成，流传迄今，已有125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几经后人传抄、刊刻，有的版本亡佚了，有的版本保存下来。然而，早期传本虽已亡佚，但为后期刻印流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今天，我们仅就《外台》的版本流传过程和《外台》的版本现状，作一初步考察。
一、宋政府刊刻前的抄本流传
《外台秘要方》撰成时期，正值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历史阶段。虽然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公元752年前后，或者说唐至五代，书籍产生的方式主要还是依靠书写。《外台》成书以后，直到宋代政府的刊刻，它的流传形式，应该说是完全靠着写本。推其原因有三：第一，虽然有确据证明雕版印刷术最迟在八世纪末发明，但当时并未普及，而主要是用来印刷一些经书和佛经，不大可能用到医书的印刷。尤其《外台》卷帙浩繁，更不可能雕版。第二，唐朝是我国写本书极盛的时期，大量图书主要是靠写本流传。唐政府在藏书机构中并专门设置了许多正字、楷书手等官吏用来抄书。由于抄书风气的盛行，在民间代人抄书已形成一种专门职业——“经生”。经书尚且靠人抄录，何况医籍？第三，从现存历史资料中，找不出唐、五代刊刻《外台》的一点蛛丝马迹。且孙兆在《校正〈外台秘要方〉序》中明确写道：“自唐历五代，传写其本，讹舛尤甚，虽鸿都秘府，亦无善本。”说明孙兆他们也没见到过刻本。
正因如此，此书在宋代流传不广，世人鲜知，也可以说到了濒于失传的地步。据《宋史·高若讷传》载：“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高氏这次考校未能正式刊刻，也只能是以书写的形式抄录几部而已。《外台秘要方》中所附录宋臣校订刊刻《外台秘要方》一书进呈表中，有这样一段话：“令秘阁检《外台秘要》二三本，送国子监见校勘医书官仔细校勘，闻奏札付孙兆，准此。”秘阁所藏的《外台秘要》二三本，很有可能便是经高若讷之手考校整理之书。因为高若讷考校不甚严密，所以又命孙兆进一步仔细校勘。
经孙兆仔细校勘整理的《外台秘要方》，由校正医书局修写进册，奉圣旨镂版施行，才使濒于失传的《外台秘要方》得以流传下来。宋人王应麟云：“嘉祐间，命掌禹锡等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后涉太学十余年，补注《本草》，修《图经》，而《外台秘要》、《千金方》、《翼》、《金匮要略》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可见，在宋政府组织校刻以前的三百余年间，《外台》主要靠书写流传当无疑义。并在传抄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后人的东西。这从今本《外台》留下的一些痕迹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外台》卷七《久心痛方六首》“疗心痛如虫啮痛，宛转欲死不救方”后有“正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痛”大段病案记载。正元，即贞元，唐德宗年号，宋刻避仁宗名讳改。在天宝十一年（752）成书的《外台》中而出现贞元十年（794）的事，显系后人传抄增入。又《外台》卷八《诸噎方一十二首》中引有《广利方》一首。《广利方》于贞元十二年（796）成书，如不是传刻致误的话，亦属后人所增。正因当时主要靠传抄行世，故流传不广，天下鲜知有此书。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隋唐之际，国内许多医书东渡日本，而《外台秘要方》未能成行。
二、熙宁初刻及宋代的两次翻刻
《外台秘要方》一书的正式刻版，根据林亿等进表来看，在北宋熙宁二年是无可争议的。但此书的校刊整理，却早在仁宗皇祐年间便开始进行了，关于它的校刻过程，在林亿等进表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此书的整理刊刻大体分以下几个阶段：
皇祐三年(1051）五月至治平二年(1065）二月，校正医书官孙兆奉旨校正，并净草后藏于家中等候进呈，前后共用十四年时间。
治平二年(1065）二月至治平四年(1067）三月，由校正医书局修写进册，前后共用两年时间。
治平四年(1067）三月至熙宁二年(1069）五月，进呈皇帝，再由皇帝命有关校书医官，如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审订，并加了部分按语，共用二年多时间。
熙宁二年(1069）五月二日，准中书札子奉旨镂版施行。
从皇祐三年五月开始校正，到熙宁二年五月雕版印刷，前后整整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外台秘要方》一书，终于以版刻的形式流传开来。《宋会要》云：“嘉祐二年(1057），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奉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版行。”《玉海》卷六十三亦云：“嘉祐二年（1057）八月辛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从韩琦之言也。琦言《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方》之类多讹，本草编载尚有所亡，于是选官校正。”目前，世人多据《会要》、《玉海》言《外台》一书于嘉祐年间校正医书局校勘整理，但从《外台》宋臣进表中看，早在嘉祐二年成立校正医书局前六七年就有孙兆奉旨校正了。只不过此次校正，后纳入校正医书局规划而已。
熙宁二年（1069）《外台》初刻以后，在宋代至少还有两次翻刻：
第一次翻刻，大约在北宋末年的大观年间（1107-1110），或大观以后。《外台》卷一、卷九、卷十七、卷二十三，四处卷末题有“朝奉郎提举药局兼太医令医学博士裴宗元校正”一行。考裴宗元曾在大观年间与陈承、陈师文等人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玉海》卷六十三：“大观中，陈师文等校正《和剂局方》五卷，一百九十七道，二十一门。”据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进表，三人结衔分别为：“将仕郎、捐置药局检阅方书陈丞。奉议郎守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裴宗元。朝奉郎守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详此裴宗元结衔为“奉议郎”，散官十六阶，品级从六品上，而校正《外台》结衔为朝奉郎，散官十四阶，品级正六品上，可推知其校正《外台》应在校正《局方》之后。从大观四年（1110）上溯到熙宁二年（1069），已四十一年，时刊刻《外台》裴氏必不曾参与校正之事。若此，裴宗元校正《外台》，当是据熙宁初刻覆刊。
第二次翻刻，是在南宋以后，这次翻刻是在裴宗元校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根据北宋末年的翻刻本再次翻刻，故某些卷后留下了“裴宗元校正”的字样。目前我们在国内外见到的宋版《外台》都是这次翻刻的本子。关于此本的刊刻年代及刊刻地点，下面我们专门作一考证。
三、国内外现存所见的几部宋版
宋版《外台》凡有三刻，已见上述，而熙宁初刻、大观覆刻早已荡然无存，今所见者，只有南宋年间第二次覆刻本。迄今为止，既知此版本国内外尚存有多部，分别藏于中国的北京、台北和日本的东京三地。其中较完整的只有一部，其余几部均是残卷或残叶，兹分别介绍如下：
【北京图书馆藏残本】此本原为吴郡钱中立旧藏，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存宋刻2-6卷。《中国版刻图录》中对此书有记述，其云：“《外台秘要方》，唐王焘撰，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匡高20厘米、广13厘米。十三行，行二十三、二十四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卷后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校勘、张寔校勘各一行。刻工徐政、徐高、阮于、章楷、徐升绍兴九年又刻《毛诗正义》。《毛诗正义》为绍兴府刊，二书正同时同地刊本。”今以此本与《静嘉堂文库》所藏《外台》对照，正是同一版刻。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卷】此为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残存卷三第二至二十三页，其中二至四页漫灭不全，前有李木斋简短跋语及藏书印。其跋云：“此北宋刻，陆心源谓是熙宁本，似不误，惜陆氏全书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土留此一册，聊以解嘲可也。癸酉雨水日盛铎识。”今以此本与静嘉堂本对照，此亦属同刻，为南宋刻本。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残本】此为清内阁旧藏，民国政府后，归北平图书馆所有，抗日战争期间运往上海，又转运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1965年归台湾中央国立图书馆迄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有著录，其云：宋刻本（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20×13.6厘米。原题：“朝散大夫守光禄卿直秘阁判登闻检院上护军臣林亿等上进”。卷一后书题以前，题“朝奉郎提举药局兼太医令医学博士臣裴宗元校正”，后书题以后，题“右从事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校刻本也。此仅存卷一、卷二。清代唯黄丕烈有残本，陆心源有全本，详《仪顾堂题跋》卷七。陆本孙兆序后林亿等衔各三行，富弼等衔名八行，因知此本乃宋熙宁间校刻者。孙兆序、王焘序。南京图书馆存有此本缩微，笔者以此本与静嘉堂文库藏本对照，行款格式完全相同，当亦是同刻。所不同者，此本先孙兆序，次王焘序，与静嘉堂文库所藏先王序后孙序次序有别，疑是装订时颠倒所致。
【日本杏雨书屋藏残本】据《杏雨书屋藏书目录》可知，此本原为荻野原凯旧藏，后归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经籍访古志》卷八对此书有著录，其云：“京师荻野原凯家藏零本，卷二、卷三、卷七、卷十二、卷十六、十七、十九、三十二、三十五、四十，凡十卷。而纸墨尤精，盖为初印本，卷首有颐神印记。”与今《杏雨书屋藏书目录》所记卷数相同。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本】此残存十一卷，原为枫山秘府所藏，1891年归宫内厅书陵部迄今。《经籍访古志》卷八所记：“枫山秘府所藏……但所存仅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及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凡十一卷，每卷有金泽文库印记。”即指此本。今经日本小曾户洋氏考察，卷九缺第十至十二叶，卷二十一缺第三十叶，卷二十三缺第二十三叶，卷二十七缺第三、四、六、十七、十八叶，此版面损伤，属后印本。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足本】此本原为我国陆心源氏皕宋楼所藏，1906年被日人购去，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今由日本东洋医学会影印出版。本次整理校注，即以此本为底本。
静嘉堂文库所藏宋版《外台秘要方》，是我们目前既知最完整的一部。
原物虽然不能得见，但可藉日本东洋医学会影印的《东洋医学善本丛书》本了解其概况。
今通过对该书的详细考察，并参照小曾户洋氏在影印宋版《外台》之际的《书志》，对其版本情况作一简要说明：
该本版框高约20.5厘米，宽约14.5厘米（此据小曾户氏《书志》），每半页13行，行24字，或23字、25字不等，注文22行，行30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黑），鱼尾下有“外台方几”数字（“几”表示卷数），版心中间有表示每卷第几页的数字，下端有刻工姓名，避宋讳用缺笔、改字两种方法，缺笔至“桓”字。共四十卷，另有目录一卷，卷一前首王焘天宝十一年自序，次孙兆校正《外台秘要方》序，卷四十末有皇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内降指挥、熙宁二年五月二日镂版指挥及高保衡、孙奇、林亿、王安石、赵抃、曾公亮、富弼等衔名。每卷前首题“外台秘要方卷第几”（下有双行小字注文，如卷第一下有“伤寒上一十二门”之类），次行题“朝散大夫守光禄卿直秘阁判登闻检院上护军臣林亿等上进”，每卷后又各有“右从事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校勘”或“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一行。卷一、卷九、卷十七、卷二十三等四卷后，并有“朝奉郎提举药局兼太医令医学博士臣裴宗元校正”一行。
全书共1583页，每页情况不尽一致，纵观全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大部分版面整洁，字体清楚；第二类部分版面模糊，字体不易辨认；第三类有少部分抄补页数。今影印本有失本真，尤其前二者不易辨认。
日本影印此书之际，小曾户洋氏曾有如下说明：全书共1583叶，可分以下三类。
（A）除去B、C部分，共1427叶，纸高27.8厘米，纸色稍白，印面精明。
（B）卷1-〖1、3〗，卷4-〖4、5〗，卷10-〖1、2〗，卷19-〖1-34〗，卷20-〖1-7、9、12-15、18-29〗，卷23-〖1-37、43、46〗，卷24-〖1-23、25-30、32-34〗，卷28-〖14〗。这部分共计138叶，纸色比A部分稍黑，纸高26.2厘米，金镶玉装，版面不如A部鲜明，是版木已有相当磨损的后印本。
（C）卷2-〖13〗，卷20-〖8、10、11、16、17、30-33〗，卷23-〖38-42〗，卷24-〖23、24、31、35〗，共计19全叶，以及卷23-〖1〗，卷24-〖34〗半叶，是补写部分。除此，卷1-〖1〗开始若干欠损地方有补写。
今据小曾户氏统计核实，B部分应是136页，又卷24-〖23〗页与下C部分重出，经査阅应是C部，这样，B部分实际应135页。若以B部135页，C部19页计，A部应是1429页，方与总页数1583页相合。
四、国内外现存几部知见氏影宋抄本
目前国内外现存影宋抄本，既知者凡六部，其中全帙二部，残本四部，分别是：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此是江户医学馆根据竹田氏家藏旧本影抄的两部之一，原藏于枫山文库，后归内阁文库收藏至今。关于其影抄过程，据江户医学馆精写本所附丹波元坚等跋文曰：久闻纪藩医员竹田纯道家藏有足本，系其祖昌庆入明时所赍归，臣等因疏请从其本补完之，而大府亟下教使进之，兼命臣等以校订之任，臣等不堪感跃，取而阅之，其本亦一与官库所贮同，而首尾完全，无一缺脱，真为稀靓之珍函也。乃倩巧手影写二部，其偶文字漫涣不可读,及一二差违，不得不待点勘者，则又更从官库本及荻野元凯本、巢氏《病源》、孙氏《千金》等书校之，别作《考异》以附后，其一纳于官库以补旧本之缺，其一弆于医学以备子弟讲诵，庶几乎始得窥嘉祐之真矣。（见《宋版〈外台秘要方〉书志》所附书影。）
此影宋抄本卷帙完整，后并附《宋本〈外台秘要方〉考异》，影抄笔法逼真，接近宋刻。据森立之云：“以五人分书之，越三年乃成。”（见清代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光绪二十三年（1897）邻苏园刊本。）可见江户影抄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江户医学馆当时影抄校勘之后，曾希望由政府出资复刻，据丹波元坚等云：“大府好生为政，屡刊医书，以助拯济，曩岁己酉，使臣等刊布宋版《千金方》，天下之言方术者，均蒙厚泽。倘使是书亦得付之梨枣，与孙氏之书同传不朽，则岂非医林之盛事，生民之大幸耶！此臣等之至愿也。臣等不胜惶恐之至，谨附书卷末，并以志企望之意焉。”（见《宋版〈外台秘要方〉书志》所附书影。）但由于当时着手刊刻《医心方》，以后便是江户医学馆衰落，接着赶上明治维新，所以刊刻《外台》之事便搁置起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此亦江户医学馆据竹田氏家藏本影写两部之一。先由医学馆所藏，明治维新期间落入市人之手。我国学者、藏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得到后带回中国。其得书始末在《日本访书志》卷十中论述颇详：立之又言，当新写此书时，立之方为医学校官，以五人分书之，越三年乃成，其费不貲。余因立之言，先购得小岛学古校本，乃知明程衍道刊本，夺误凡千万言。因访之杉本仲温，据言纪藩之宋本不可见，枫山库之新本亦不可得，唯医学之一部，明治初散出，未知存于谁何之手，余乃嘱仲温物色之，久之以此本来，缺其末一册，盖以末册有题识，恐为其官所觉也。索价殊昂，余以为此书宋椠，中土久绝，程本伪谬不可据，乃忍痛得之。每卷首有“林亿等上进名衔”，卷末有“裴宗元校正”，及赵子孟校勘名衔，或有“右迪功郎张寔校勘”字。影摹之精，下真宋刻一等，无怪立之言，以五人之力三年乃成也。末一册托书记官严谷修从枫山文库本补之，乃为完璧。此书为古方渊薮，晋唐逸籍，赖是以存。当吾世不乏寿世仁民之君子，当覆之以传也。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中国后，藏于其“观海堂”书楼，又转归故宫博物院。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本】此凡十二巻，即卷三、六、九、十一、十二、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五至二十八，分别由两种不同影宋抄本组成，其中卷十二为一种抄本，其余十一卷为另一种抄本。据小曾户洋介绍，除卷十二外，其余十一卷均有影写的“金泽文库”印，卷十二尾页有简短题识：“此第十二卷，系荻野台州家旧藏宋椠本，传入福井榕亭之手后，小岛学古从福井家借出影写。余借小岛氏影写本再次影写。”（《宋版〈外台秘要方〉书志》）除此卷十二外，另十一卷与枫山文库（内阁文库）旧藏本残存卷数和缺页部位完全相同，推知此十一卷是在竹田家本、荻野家本发现以前，据枫山文库旧藏残卷摹写者。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残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古医学书目录》云：“影宋本《外台秘要方》卷一二，养安院小岛宝素旧藏，唐王焘撰，江户写。”卷末有天保二年小岛宝素题识：“天保辛卯望，井上延明亮、小森叔方常，为予同校，又与叔方再审，小岛质记。”（《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古医书目录》，日本雄松堂书店，1978年。）可知此第十二卷残本系小岛宝素从福井家借出荻野家旧藏本影写而成。
【日本杏雨书屋藏残本】《杏雨书屋藏书目录》云：“《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缺卷第一、第二、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唐王焘撰，江户阙名用宋刊本影写，二帙，三十六册。”按此本不能得见，亦未曾见有人介绍，来历无考。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藏残本】此系康熙年间影宋抄本，《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有著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1961年。），现零乱残缺严重，不可卒读，影写始末无考。
五、明程衍道初刻及重印
《外台秘要方》一书自南宋复刻至明代中叶，未闻有重刻者，直到明崇祯十三年（1640），才有程衍道氏本问世，为《外台》的流布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程氏以儒者治医，认为“欲精医道，必先读书。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决未有不读书而能医者也”。故重视医籍的刊刻与传播。当时宋本《外台》虽海内尚存，但为藏书家所珍秘，流布不广，世人鲜知。程氏得到抄本，即欲刻布，其重刻《外台秘要方》题识云：“此书肇基于唐，再镌于宋，自元迄今，未有刻版，不佞购得写本，讹舛颇多，殚力校雠，付诸剞劂，期以流传宇内，用为医家考古者之一助。”
程刻所用底本，下落不明，今已无从察考，但以其所刊本同今存南宋绍兴刻本两相对照，则知其所据之抄本亦源于宋刻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八）也说：“今与宋本比较，误字颇多，然宋本漫灭处，此本亦漫灭，则可征所谓写本者，盖取原于宋本，不可与明代诸书谬误错出同日而论也。”陆心源更认为程氏所据者，是影宋抄本，他在《群书校补》卷三十四《外台秘要校补》中云：“程衍道以不全影宋抄本重雕，讹夺其多，且有妄删、妄增处。”究竟程氏所据之底本是据宋抄本，还是影宋抄本，今亦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早在明代，影宋抄本的确存在。《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二：“《外台秘要》四十卷，唐王寿（焘）撰，明写本。”此明写本，实际便是明影宋抄本，孙氏《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卷三中有详细记载：“《外台秘要》四十卷……此从宋刊本影写。明程衍道重刊本删内降札并后衔名，细注按语亦多不同，收藏有王文铎印，白文方印。伯振字，朱文方印。”此所著录明影宋抄本，是否程氏所据之底本，更是无从考察。
程本于崇祯十三年歙县槐塘经余居初刻，既知国内外藏有十余部。刻版框高约21厘米，宽约13.5厘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或单行不等。左右单边，上下双边有界，白口，单鱼尾（白）。版心上款题“外台秘要”四字，鱼尾下刻有“几卷”，下款属“经余居”三字，“经余居”上刻有页数。扉页版框上刻“新安程敬通订梓”七字，框内右刻“重校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大字，左有“此书肇集于唐”云云识语，接署“歙西槐塘经余居藏版”九字。后有方逢年、吴士奇、金声、陆锡明、张天禄、唐晖、吴孔嘉等序，程衍道自序，王焘《外台秘要方》进表，目录。卷末记有“熙宁二年五月二日准中书札子奉圣旨镂版施行”及高保衡、孙奇、林亿、王安石、赵抃、曾公亮、富弼等衔名。
经余居版初刻以后，究竟印刷几次，无可详考，但至少有后印本存世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崇祯十三年刻本，扉页原“歙西槐塘经余居藏版”处，改为“歙西唐模许氏藏版”。且钤有“翻版千里必究”阴文方印（朱），推知经余居版初印之后，又转手于唐模许氏，许氏用原版再次印刷。
六、程本翻刻、重刻及其他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宋刻本为藏书家所秘，而淹没不彰，程氏刻本才“独显厥功”，为世人所青睐，故自经余居初刻以降，非但有重印，翻刻、重刻者亦复不少。目前既知的翻刻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清初无名氏翻刻本。此本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有收藏，笔者以此本与经余居初刻对照，基本是原样翻雕，甚至连字体也大体一致。所不同者：第一，刻工比经余居本较劣，刀法不纯熟；第二，经余居刻本全部白鱼尾，此翻刻大部分版是黑鱼尾，少部分白鱼尾；第三，经余居本完全上下双边，左右单边，此本上下双边或四周单边不一；第四，经余居重刻《外台》诸序，只保留了方序、金序和程序。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此本的复刻所用底本并非经余居初印本，而是根据歙西唐模许氏后印本。盖因歙西唐模许氏印本在条记下方有“翻版千里必究”戳记，故此翻刻之本不敢刻真实牌记，仅署“本堂藏本”而含糊其辞。
其二是日本延享三年（1746）山胁尚德翻刻本。此本系日本医官山胁尚德养寿院据“经余居”初版翻刻，国内现存有许多部，仅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就收藏有五部之多。版式与经余居初刻基本一致，字体亦仿经余居刻本，只是版心除去“经余居”三字。天头保留通按，加尚德按，并增加望月三英、山胁尚德、野吕元丈等日本人序言及县孝儒叙，各序之后有“翻刻外台秘要方凡例”。卷末署有“大日本医官平安山胁尚德玄飞甫校刊，清水敬长源五甫参校”识语。
据该本日人诸序可知，日本国内当时虽亦藏有宋版，但不为世人所知，所流行者，仅是抄本，且难得而读，为好古之士所叹。山胁欲行刊刻，又虑抄本难凭，故托好友东都医官野吕元丈从江都侍医望月三英之手借得明程氏刻本，并奉旨以秘府宋本（残）校之，历时一年，翻刻而成。
山胁覆刻后，该版既知至少也在日本重印过一次，今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日本延享三年刻本，卷末有“天保十年己亥江户须厚屋伊八，大阪伊丹屋善兵卫”木记，是知此本为天保十年（1839）重印本。
山胁刻本传入我国后，我国又有根据此本复刻者，目前既知有同治十三年（1874）广东翰墨园覆刻本，国内藏有此本甚夥，仅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就藏有多部。此刻本有明确牌记，题“同治甲戌秋日广东翰墨园刊”。去掉全部日人序言和校刻凡例，加上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行款字数、字体风格、版框大小、版口、鱼尾等，大体与山胁复刻程氏本同，所不同者有以下两点：第一，山胁覆刻左右单边，上下双边，此刻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第二，山胁覆刻版心下款无“经余居”痕迹，此刻间有“经余居”三字。盖翰墨园所据者为不全之本，故以程氏经余居刻本配补之。凡配补之页，书眉皆无尚德按语可证。又以两本相校，此刻脱尚德按语处亦复不少。
既知据程本重刻、重印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成都志古堂重校刊本。
2.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3.1912年纬文阁书局石印本。
4.1915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
5.1924年广益书局石印本。
除上述翻刻、重刊、排印本外，还有两类程氏系统版本：即《四库全书》抄本和三种影印本。
四库本是清四库馆臣据程氏本抄写而成，当时抄有七部，分别藏于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等处，现存者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渊阁本。
三种影印本分别是：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程氏经余居本影印本；1964年台北中医药研究所据人卫本再次影印本（后又有重印）；1980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据山胁复刻本影印本。
另外，北京、东京、台北还藏有几部抄本和眉批手校本，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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