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畔的一对情侣。佛见君/摄影
任何城市都有着其特定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潜移默化地烙印到城市的历史进程中，就会演化为城市的文化性格，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酷热的天气开始降温，雨一直下，偶尔停停，高明西江畔，行走的男人们开始不用卷起T恤衫，露出滚圆的肚皮。这个国庆，很多市民没有外出，窝在这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像极了生活在长江以北的城镇。
十月的高明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季节，即使在这风声鹤唳的疫情下，崇步的万亩稻田依旧可以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受台风“艾云妮”“山竹”带来的暴雨影响,皂幕山三年封闭，憋坏了望眼欲穿的市民，两名驴友在山谷被困成为了这个假期高明的热门话题,高明产生的新闻，总是那么带有乡土气息，甚至有点魔幻现实主义。
国庆节宣布的新机场大道选址，仿佛是要在高明这片土地上表现出由于对时空因素进行迥然不同的并置所致的奇异的效果，说明白一点，就是一位画家正在描绘在皓日当空的正午，有一盏亮着的街灯。
不用感到奇怪，在五区当中，高明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异乎寻常，很难用一段文字甚至一篇文章描述她。
我翻看“佛见”这几年来陆续发表的文字，发现都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高明。其实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文字工作者能够达到把高明写“活”的高度。
这正是大家对高明产生距离感和陌生感的原因。
要把高明这个区域描述清楚，写得活灵活现的难度在于这个区域历史的断代，这个问题我的老领导，知名作家赵洪说的清楚，他在给一位后辈作序时给出了答案：
高明作为一个县域，自1958年到1981年，亡县23年，恢复县治时，全域只有7个公社，连县城都弄丢了。对一个县域发展来说，不怕慢就怕站。这一站就是几十年，就形成了发展的断代。如同骨骼，成长慢不要紧，断了重新接上就麻烦了。
这似乎是高明经济滞后的表象，但绝不能仅仅这么理解。
大虫经常问我：爸爸，我现在算是哪里人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年，我很多时候开车漫无目的带他在高明城乡游走，擦身而过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棵树、甚至每一个镇、每一条村都那么的熟悉。
你就是高明人啊！我总是这样回答儿子，或许只有成人后，大虫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要高明人爱高明，就必须回头看，重新解读高明的历史，以历史为鉴，在高明城市化的进程中拾起那些早被遗忘但弥足珍贵的城市文化，放大这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才是赋新的真正意义。
我到高明都整整36年了，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刚刚到高明的感受。
这种感受和我今天写高明一样难以言表，那种感受，是在多年以后与高明第五任书记梁江小聚后写的一段文字才慢慢感受到：
1985年7月29日的黎明黎明静悄悄的降临在南海西樵公社的西江河堤上,以至于高明恢复建制第五任书记梁江进入西江渡口时，看着对面因为被江水阻断灰暗小城，怀疑是到错了地方。
那天早上,梁江来到后,才知道高明县城要等候摆渡过江。
西江偌大的水面上,只有一条渡船,在奔腾的水流中缓慢地行进。江的对面,隐隐可见一片淡灰的房屋,毫无生气。风吹过,站在堤上的梁江,此刻心里竟有一种萧然的感慨。
高明当时的拮据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最贴切，从高鹤”分家”时，高明县只分得60万元的财政,加上佛山地区支持的150万元、省里支持的100万元,310万便是建设新县城的原始资金，现在看来，这点钱还不够买碧桂园二期的一幢别墅。
当时的高明县委县政府从省建委请来一个总工程师负责县城的整体规划,把新县城划分为商业、工业、政治文化和居住区,新县城的建设便这样姗姗在西江畔起步了。
高明自古有“上方附峒，中方附郭，下方附围”之说。上方西南部群山连绵，中方中北部丘陵起伏，下方东北部，是一片广阔的围垦田园。
连绵起伏的皂幕山。佛见君/摄影
梁江书记1985年初踏这片土地看到的高明主城区是广阔的围垦田园，既“下方附围”，但高明的历史真正发源于“上方附峒，中方附郭”的区域，曾经的高明历史文化中心明城历史悠久，始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设县，作为高明县治所在地长达500多年。
1949年10月19日，高明县全境解放，县人民政府就设在明城，所以说，高明在荷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的历史其实就是明城镇的历史，是丘陵山区的历史。
这段历史可以证明，高明自古就是山区文化占主导，80年代初才向水区文化转型。
要更加深刻的了解高明，就要扒一拍古代的高明是有多山多偏僻？随意看一下高明县志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的一段文字记录：三月，浪贼劫大幕等都，携去乡民 100多人,据薛公岩勒赎。九月，浪贼劫太平都，携去教官严励等 200 多人,押至鹿洞山勒赎。十一月，浪贼劫田心等都。
一年之内浪贼竟然敢三次公然掳人勒索财物，连官府的人也不放过，清朝和民国也没好多少，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的年代，3月，土匪严燕领匪徒700多人攻掠明城，驻军抵抗一整天，肇庆援军赶到，匪徒败走。
山多土匪多不说，野兽也横行。来看看高明县志在乾隆五十五年的记录：七月十七日晨，巨虎窜入明城，知县柳傅发动强壮居民数十人将虎击毙，重 150多公斤。
高明的发展是因为向东北部水区的迁徙才脱胎换骨的。
老高明都知道，高明因处于“山北水南”高而明亮之地，故名。
山是皂幕山，群峰如黛，苍翠欲滴，浑然无际，如帷遍野；深黑为皂，帷帐为幕，古人名之皂幕。又因山体连绵起伏，酷似读书人放置毛笔的笔架，乡人又名之笔架山。
水便是西江，江面宽广，风帆片片。自古东流可达佛山镇、广州府，沿江北湖至西、北江交汇之三水 （另一水为四会县之绥江），西可达肇庆、梧州、南宁等处，北则通清远、英德、韶关诸地，越大庾岭而抵京。西江滚滚，在高明县形成大片冲积平原，河网如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林牧副渔皆宜。
很多社会学家早就得出结论，山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是贫困文化特征产生形成的土壤,贫困文化阻碍了山区资源的市场化高效流动和配置,抑制和阻断了产业演进的固有机制,同时阻断了外部力量的介入。
高明知名的“四哥”黎文东80年代初在新圩工作，从新圩到高明新县城有40公里的路程，黎文东需要坐班车前往，这是一段丘陵往大江大河挺进的道路，颠簸坎坷，尘土飞扬。汽车仿佛驶过一条漫长的隧道，这短短的40公里仿佛40年，汽车穿越丘陵、桑基、农田，碾压过苦难心酸。
江河意味着流通，在历史上，南海、顺德的水区百姓人财物等要素通过河流实现了畅通鲜活。在南海、顺德，河不是孤单的，那是一个河网和生态系统的概念。就像人的血液系统，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到水乡小河这样的毛细血管，它们一起构成了南海、顺德。如果河没有了，河不通了，南海、顺德的血脉、文脉也就不通了。
在水文化区域成长的高明县工委首任书记刘明和县长欧阳洪最明白县治靠近大江大河的重要性。
跨过西江的高明大桥 佛见君/摄影
但从山文化走向水文化，高明挣扎过、斗争过。
1981年，作为闹分县的首义之地,重生的高明县,县治理所当然要选在明城，这是主流的声音。
也有主张铲平人和附近一带小山丘,节约用地,节约投资,快速建成新县城的简单的“眼前效益”论的主张。
在争执的难分难解之际，刘明和欧阳洪选择沉默，在一个天高云淡之晨，带一众成员乘小艇自沙坪逆西江而上,到达高明三洲公社。那时的西江江畔野草丰茂，透过浓密的野草，西江水滚滚东流，光秃秃的灵龟山上，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灵龟塔弹痕累累。
明朝进士区大伦道：“峨峨龟峰，拔乎中川，塔势涌出，作柱于天。”
众人穿着水鞋登上灵龟塔俯瞰,塔下秀丽围是广阔的河滩地,山岗坡地和大片低洼地，是天然的造城首选。
1982年初,刘明和欧阳洪将从鹤山分家所得的所有家当,装上了100多台车,连同250多个高明籍干部,从沙坪一声不响就直接拉到了三洲公社。把三洲公社的水运公司宿舍作为高明县委县政府临时驻地。
令人唏嘘的是，与高鹤“分家”时，高明只拿到了氮肥厂、水泥厂两家正式工厂、一间麻风院、一家精神院和一个火葬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明县工委迅速征用了秀丽围大量河滩地,山岗坡地和低洼地,部分农田,共约四平方公里开始了高明新县城的建设。
多年后，有媒体总结：早在高明恢复建制的1981年，在一次“将新县城留在明城还是迁往荷城”的大讨论中，“靠近大江大河，靠近广佛核心区，更能推动新高明发展”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高明新县城最终选址荷城。
这也使得高明的发展重心从西江支流沧江河，逐步转移到西江干流之畔。正是这一抉择开启了高明的“西江战略”，揭开了高明开放发展的新篇章。
40年来，基于自身东靠珠三角核心区、西连粤西的地理区位，一条突破西江瓶颈努力东靠、依托西江水道实现西连的发展脉络在高明一直得到延续，引领着高明的城市发展实践。
要感谢眼光长远的高明前辈，把高明人从更合、明城所代表的 “内向型”的“山文化”直接带入了西江沿岸流动、开放的现代文明 “水文化”。
以高明第二任书记欧阳洪的回忆结束此章：
第一件事是分县之时县城该设在哪里，有人说是明城，有人建议秀丽围，两种意见持续争论。我们当时用两个道理说服了其他人。第一，明城建城500年，到分县时也只聚集了2500人；第二，古今中外，近水的城市都是发达的、有前途的。由此最终将新县城建在了荷城，奠定了高明现在的发展基础。
第三件事是高明归属哪里。我们以高明是粮食高产区为主要理由向上级争取，成功将高明留在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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