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演讲。
1914年，江苏发现天花病例，政府在学生中推广种痘防疫，当时很多学生不愿意，并把种痘视为洪水猛兽，还有家长闻之，纷纷要去理论。那时人们的卫生习惯和理念都很落后，不洗澡，不爱洗脸，不爱洗手的“三不”人群多不胜数，城中街巷间垃圾堆积，沟渠淤塞，蚊蝇群集，白喉、痢疾等传染病肆虐。
为一改国民面貌，从1920年代开始，国民政府在各地开展卫生运动，美其名曰“唤起民众注重清洁及公共卫生，促进全民身心健康”。随着运动的推进，这场清洁卫生运动逐渐演变为以“礼义廉耻”为内核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彼时国家尚且贫弱，又有战争纷扰，政令不通，新生活运动难免神形分离、荒腔走板，甚至引出许多荒诞的笑话。
全民捕蝇捉鼠，以罚代奖适得其反
在1929年的南京街头，随处可见清洁工人在收拾着各类拉圾，运往临时场地销毁。作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学校也派出教师学生队伍清除各种污物，仅南京各校就派出了158支小分队，街头巷尾扑灭蚊蝇，很是热闹。
一开始地方动用真金白银鼓励全民动员，成效一度令人吃惊。1932年在长沙的灭蝇运动中，市民可以将拍死的苍蝇提到市公安局卖钱，每20只苍蝇卖20文。在苍蝇换钱的号召下，仅一周时间，全城就拍死了60万只苍蝇。
时间紧迫，人力不够，小学生也得帮忙完成任务。他们被学校拉入了“捕蝇运动”中，按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向学校上交8只苍蝇。天气热，小孩的汗流水一样淌着，弄得灰头黑脸。在垃圾堆、茅厕里这些停留苍蝇最多的地方，成为了他们硬着头皮完成“家庭作业”的去处。
不久后，官方的算盘也开始越打越精，奖励逐渐变成了罚款。1938年在鼠疫流行的云南，为鼓励市民灭鼠，昆明市一开始收买死鼠，每只滇币2角。后来却规定“普通户应缴鼠五头，饮食店及中等学校应缴鼠十头，缴鼠不足，准折缴代金，每头国币十元。如运动期满，抗不缴鼠，亦不缴纳代金者，每头鼠督缴罚金国币二十元。”
“卫生运动”没了奖赏，突击式的卫生检查更是常常引起居民反感。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的一名小学生目击了某次卫生检查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昨天上午放学，刚到家里，就听喊嚷，查卫生的来了，吓得各家，室内扫的比每天清洁，院内外有洒白灰者，有洒卫生水者，恐怕挨罚。”
当有人假借检查卫生之名行索要钱财之事时，民众的厌恶情绪则更甚。天津地方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夏季傍晚，两名警察敲开市民赵七爷的屋门，声称“我们的局长，每一家发一把苍蝇拍，扑灭苍蝇”。赵七爷接过苍蝇拍后，警察却向其索要大洋一角。
正当赵七爷表示为难时，两名警察以“竟敢破坏公共卫生”为由，威胁赵七爷“到局子里坐坐”，迫使其交出作为第二天生活费的一角大洋。文虽类似小说，反映的却未尝不是社会现实。彼时，卫生运动已经搞得民间乌烟瘴气，民众满腹怨言。
形式盖过内容，“一场全国性的笑话”
随着卫生运动的推进，当局认为仅仅搞卫生运动似乎远远不够，应让民众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于是，自1935年开始，卫生运动升级为新生活运动，改造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但事情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歧路。在当局的号召下，大批谋士鼓吹造势，并搬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朱熹哲学作大旗。
乡民搞不懂什么是“四维”，恰好某村有个外姓寡妇李忆莲，方言里平仄混淆，于是“礼义廉耻堂”变成了“李忆莲祠堂”，“蒋中正”变成了“讲忠贞”。错会几个字，新生活运动没搞出“新”来，倒是把旧糟粕里最要命的魑魅魍魉给放了出来。
虽然民众深知这些花式运动当不了饭吃，但潜在的奖励金却是实实在在。于是新生活运动的旗子下，不同的人各怀鬼胎。一部现实题材的黑色喜剧《荒城纪》，就产生在这一背景下。片中，当新生活运动来到穷乡僻壤的村庄时，吸引保长和族长的并不是什么“发扬中华美德”，而是成为模范后的配套资金——三十万大洋。
电影《荒城纪》剧照。
清华大学一名民国史学者解释，这场运动背景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围剿红军，文化上打压鲁迅等进步作家，为了进一步“统一国人思想”，不得不在社会生活方面“来点花样”，所以几乎是一场形式盖过内容的运动。冯玉祥举例说，“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比如“新生活不要大吃大喝”，可国民党政要的饭桌上从没少过鱼翅燕窝。
运动中更有人夹带私货，对女性正常的社会交往、仪表仪态进行过度批判。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明令要求各理发店在门口悬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以遏制爱美女子的烫发行为。因烫发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更是颁布法令，规定全县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
命令一出，妇女便再也不敢烫发。在江西，政府进一步公布若干穿衣细节，以正“不良之风”。例如，衣摆应至膝盖以下十厘米，旗袍侧边的开衩可及膝上八厘米，搭配裤子的女衫下摆必须超过臀线以下八厘米等。
“这些规矩都非常可笑。在新生活运动推行绥远到小镇后，许多乡民竟不敢出门了。因为习惯敞胸的他们怕被强迫扣纽子。”冰心在1935年说。
为了给行人、车辆立规矩，新生活运动又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行人都靠左走。对于“左行规则”，百姓表示不理解，一些政府人士也十分费解，以至于有人质疑“行人靠左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左走，那右边留给谁呢？实在太糊涂了！”
胡适在《大公报》曾撰文批评该运动，他认为“新生活”里面只提到生活常识，没什么救国良药，也不会有民族复兴的奇迹。美国作家项美丽曾将该运动评价为“一场全国性的不大不小的笑话”，尽管一开始的意图很严肃，但没有达到“卫生救国”的目的，最终在对琐碎小事的纠结中销声匿迹。
实际上，当时百姓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不饿肚子，对精神层面上的提升难以产生心理认同。对于这类运动，大家除了敷衍了事，便是怨声载道。折腾了一圈，村庄依然贫瘠愚昧，甚至比过去更加混乱无序。
撰文 / 梧桐
编辑 / 许然
视觉 / 谭黎明
审核 / 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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