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是朱元璋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由案例、峻令、训导相结合的十分特殊的法律典籍。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 成，颁示天下”
“洪武十九年三月 辛未，《御制大诰续编》 成，颁示天下”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 ， 是月 ， 大诰武臣。 ……颁之中外， 永为遵守”
明朝在取代元朝之后，朱元璋就觉得国家之所以动乱完全是因为元朝过于宽纵，在上位后加大了管控力度，美其名曰明纲常、正法度、严吏治。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统治者的思想，是大诰出现的目的。
“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大诰本身是有很多重刑律法的，甚至比以前都还要严重，和朱元璋屡兴大狱的作风一脉相承，更是朱元璋君主专治强化的结果。
其目标是大明统治下的臣民，还专门让人把这本书安排进学校，成为必修科目，之后更是表明以后科举考试也会从里面出题，乡里每次有什么聚会朝廷都会有专门的人来讲学。一时间全国上下有一股人人都有一本大诰的风气，天下有讲读《大诰》 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 并赐钞遣还。
朱元璋要颁布这个律法后发生的一些违反大诰的案件都是由朱元璋亲自处理的。比如在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 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有等邻里亦行隐藏，不拿到官，同其罪者亦多矣。所在巡检弓兵，受财纵放越境而逃者，同其罪者不少。
在明代并没有任何明令禁止说要废除，但是从朱元璋之后就没有皇帝再用了，因为太过过于严苛，甚至是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了。
一来是因为大诰有的条目已经被收入国家的法律之中。
二来朱允炆上台之后，一改朱元璋滥用严刑酷法的做法，“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依《大明律》 科断，法司遵守，无深文”
之后不管是朱高炽还是其继承人，都开始慢慢修改朱元璋的错误之处，朱高炽还说过，法司论同今后，一依《大明律》 科断，不许深文于戏，君民一体，爱人必务于宽弘，赏罚有经，为国必彰于明信。
并且还专门修改了大诰里面那些绑缚害民官吏赴京的规定，“朝廷建制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上司不为准理者，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于是，大诰从一个有实质行为的律法变成照本宣科的工具，“太祖高皇帝大诰三编教民为善去恶， 官民所宜遵守，今天下有司视为文具，乞令讲读，又天下学校皆设提学风宪官，惟云南独以地远未设，乞照例设官。”
甚至在《明史》中关于大诰的介绍都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谈论的，朱元璋苦心思索的“万世之法”就这么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刑罚必须要依法而行，但是又要使用得当，如果滥行而无节制只会产生反作用，而大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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