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汉初年的思想家，当推陆贾和贾谊两位大神莫属，他们的思想直接决定了西汉初年的主流思潮走向和政策倾向的基础。
陆贾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两方面论证了以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在天人关系方面，陆贾继承《易传》的观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天是生万物者，地是养万物者，人是成万物者。自然界的特点是'幽闲清静'，无意识地产生和养育万物；人类社会的特点是'附远宁静，怀来万邦'，有目的地使万物得以完成。他指出，建立君臣父子秩序，发明种植、畜牧，制作房舍、衣袋、舟车，正风俗，通文雅，都是人类特有的作用。人类以这种特有的作用与天地相配合，使天地生养的万物得以完成。这里排除了天意和天命对人事的决定权，而突出了人类社会特有的自觉能动性，但是陆贾又认为仁义是贯穿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不仅治理社会离不开仁义，《诗》《书》《礼》《乐》《春秋》体现着仁义，就是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都体现着仁义。他给自然界强加上道德属性，就不能完全摆脱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他继承了先秦据天道以定人道的古老观念，说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把自然法则说成社会法则的依据。他还进一步认为政治可以影响自然，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蛻之属因气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诚》)这就与后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很接近了。
关于古今关系，陆贾认为：'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纲纪'，'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新语·术事》)。这万世不易今相同的'法'和'纲纪'就是仁义。无论古今，以仁义为原则治国就会前功，违背仁义原则就要失败，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不同的是，陆贾认为在坚持仁义的原则下，治国的具体办法应当因古今时势不同而变化。'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同上)'权行'就是推行仁义的办法依据古今时势不同而变通。'合之者善'，就是与今世实际相符合的办法为好办法。所以他又说：'善言古者， 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同上)懂得了今世和近世，就可以贯通古今。他举例说，《春秋》一书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只记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小善'和鲁国十二公的'为政'，就足以知成败，何必一定要追述遥远的五帝三王呢？这些看法显示出陆贾重视现实反对泥古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历史的发展。
贾谊，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章'，知名于家乡洛阳。20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迁为太中大夫。因大臣周勃等的排挤，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数年后，怀王坠马死，贾谊自感为傅无功，哭泣岁余而死， 年33岁。著作有《新书》56篇和《鹏鸟赋》等。贾谊和陆贾的政治思想都主张以仁义守天下。贾谊也是从总结秦代灭亡的教训来探求长治久安之策的。他的著名政论《过秦论》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秦统一后若能适应形势变化，由'高诈力'转变为'贵顺权'，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秦没有实行这一方针的转变，招致了二世而亡的灾难。
贾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上距刘邦初定天下已有20多年。在这期间，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陈平、周勃为首的元老旧臣瓦解了诸吕的势力，对匈奴的和亲以及对南越王赵他的安抚政策暂时安定了边境，汉代政权已基本稳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恢复发展，阶级矛盾逐步加深，潜伏着社会政治危机。贾谊敏锐地觉察到潜伏的社会政治危机，上书文帝指出当时的'事势''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他忧心仲忡地指出：'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汉书·贾谊传》)。因此，贾谊的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
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仁义'的必要性。他说，政治经验告诉人们，君离不开民：安危取决于民；存亡取决于民；成败取决于民；力量来自于民。'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 (《新书·大政》)。贾谊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引出的政治主张是必须实行'仁义'，就这一点说是与陆贾一致的，但他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比陆贾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贾谊重新讨论了礼治与法治的优劣，他认为礼治优于法治。基本理由是：
①'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 '礼'可以预防'恶'，使百姓不产生'为非'的念头，有'劝善'的积极作用。'法'只能在'恶'发生以后进行惩罚，起'惩恶'的消极作用。
②'礼''法'有不同的'积渐'作用。'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同上)。礼治通过教育推行，久之成俗，民乐从之， 带来长远利益；法治通过刑罚推行，积怨越来越多形成哀戚逆反的情绪， 必将招致祸乱。礼法关系就是刑德关系，贾谊不反对用刑，又认为应当把德置于政治思想的首要位置。在这两点上，他与陆贾是一致的。但是，陆贾把'仁义'与'无为'联系起来，贾谊则把'仁义'与'礼治'联系起来，反映出从陆贾到贾谊的几十年间形势的变化。
贾谊激烈批评了'无为'思想。他认为，秦之所以灭亡，主要的是它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即没有推行礼制。他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 失理'的内容是'违礼义，弃伦理'(《新书·时变》)。又说'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新书·俗激》)， 于是导致秦代灭亡。秦亡的原因不仅在于苛政，而且在于'失礼'。因而要采取的治国方针就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建立和推行礼制。
贾谊指出当时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亟须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匈奴势力日益强盛，不断扰乱侵犯，对汉政权构成严重军事威胁。同姓诸侯王'制大权以逼天子'(《汉书·贾谊传》)，形成割据之势。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歉收之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灾害之年'卖宅鬻子， 既或闻耳'(《新书·忧民》)。大批百姓舍本业从末业，'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烦'(《新书·铸钱》)，影响社会安定。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败坏世态：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华大都之中，公然抢劫的事情出现了，利用巨额金钱和大量粮食公然行贿的事出现了，'刭大父''贼大母''刺兄'、吏民互斗，招摇诈骗假冒无忌，一切怪事、丑事、坏事都出现了。贾谊把这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归结为'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新语·孽产子》)， 即缺乏封建等级礼仪制度。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他除提出一系列具体对策(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国家垄断采铜、铸币，重本抑末等)之外，认为根本的办法是积极有为地推行礼制。他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新书礼》)，继续高唱'无为'是不能解决社会危机的。
陆贾和贾谊这西汉思想界和政界的双子星，他们的思想区别体现着西汉初年几十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他们也因为务实的态度和贴合实际的思想倾向，赢得了当世的尊重和后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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