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弟不是我的亲弟弟，三弟算我的亲堂弟。三弟的父亲是我二叔父，按照我们地方话，我称呼二叔父为“二大”，二大与我父亲是亲弟兄。二大是老二，我父亲是老大。
这里，我想有必要先交待一下我的二大。
我父亲生于1924年，属鼠。二大属羊，算来小父亲7岁，应为1931年生人。二大农民，不识字。村子里给他起的外号叫“二鬼〔诡〕”。几十年的生活中，我发现他的“鬼（诡）”，无非就是自私糊涂一点。“自私”，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性。古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指的就是人自私的本性。只是更多的人由于受伦理，道德，文化修为，法律意识等等的约束，常常能在大局当前，程度不同地掌握着“私”的分寸。有一些人是不顾什么局不局的，一到利益面前，便花椒一样“脸红心黑叶子麻”了。生活中我们发现，自私与知识及文化教育关系不太大。我二大是农民中的文盲。农民中的文盲很多，自私，愚昧，无知者也很多。然而，其中淳朴，厚道，通情达理的人也不少。我是农民，咱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农民中的自私者占大多数。由于自私，带来的问题就多。所以，记得当年伟大领袖也说过：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贪腐”中看来，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甚至“高干”，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贪腐成性的混账东西也是一波一波的。
我的二大就属于农民自私里“大多数中的少数”一种人。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在外当干部的我父亲，在“运动”中遭人诬陷进了“牢狱之灾”里。牢狱里的父亲写信让弟弟设法给他寄上点“旱烟”。当时家里二大是“掌柜的”，是一家之主。他就买了我们当地出产的二斤老旱烟叶子寄给了他的哥哥——我的父亲。当时，一斤旱烟说是7角钱。1962年春，父亲来信说“十月里就刑满释放”回家了。二大聪明地意识到父亲回来后的“分家”问题，就匆忙的卖掉了家里多余的五间房（我家的成分是老上中农，房舍较宽余。）价钱是七斗玉米。分的时候二大就在其中扣除了一斗曾经给我父亲买烟的那个钱。当时农村的计量单位还是很原始的“升，斗”，一升六斤，十升一斗。我们一面是四口人，二大一面三口人，按家分，我们家三斗，他们家就成了四斗。村里人说这样不公平，但我二大说公平就公平了。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的第二年，即1963年冬天，父亲与二大开始正式分家。之前只是另起炉灶，“家”还在一起的。分家时，身强力壮的二大与二娘差点要了我父母的命。这事，成了村里人几十年来相互“嘲笑”人的话题。
俗言说：“有父尊父，无父尊兄”这是人之常理。我二大讲什么理呢？在我父亲一再的忍让下，分家时，二大将多年来为我们“一家子”所有“油盐酱醋”的支出算过后，又将那二斤旱烟钱提出来算了一回。村里有知底的人骂我二大“不是人”，骂归骂，他装聋卖哑就是了。所以，村里人此前为他起的“二鬼”的外号，便从此正式叫开了。叫就叫吧，他也不在乎。一村人不分老小“二鬼，二鬼”地叫。二大就一声声“嗯啊哦”地应着。叫了几十年他从来不恼，也不怒。
背了个“鬼〔诡〕”的名，其实是那种“大处不看小处看的”糊涂好人。灾荒时期的1958年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时，生产队的粮库被盗。有人一句话说：那一定是“二鬼”偷的。于是二大就被人抓了起来，先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二大糊里糊涂不知道是咋回事。干部们就又用一根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绳子的一头搭过房梁，像工地上的滑轮吊物一样。人将绳子的一头往下一拉，那一头被绑着的人就“唰”地悬空——名叫上“房梁”。这是生产队发明的一种“刑罚”，酷似当年“白公馆渣滓洞”里坐“老虎凳”等的刑罚形式。只听得二大一声“娘娘吆”，就昏死了过去。看着二大不出声了，他们才把人放落地上。这时候有人喊叫“用水泼！”提水的人还没有来，有个人就及时的对准二大的脸浇了一泡尿。接着泼了两桶子水，我二大才又活了过来。这件事过了多年，国家的政策好转了些后才听村里人说，那个声言“二鬼偷的”，并及时尿尿整我二大最积极的人，就是当时的民兵连长，才是真正偷粮食的贼。
死里逃生的二大，看着自己在村里活不下去了。呻呻吟吟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后，带着一身的伤痛偷偷地跑了，一路乞讨着到了天水。据说国家为了建设的需要，也为了当时的“救助灾荒”，在大街上贴出广告支张桌子登记招工。有人看着我二大人年轻，就是身体虚弱，明显是饿坏的，就拉着他去登记。二大便很容易的当上了“盐锅峡水电站”的工人，总算投了条活命。
两年后二大回家探亲时，村里都说他“人得很”了。果然二大还留了分头，穿着带兜的“干部服”。真有点荣归故里的味道。我和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跑过去叫了一声“二大”，他从兜里陶出两颗早有准备的糖，给我们一人一颗。我们拿着糖赶紧离开了，怕被二娘看见惹出麻烦。那是我第一次吃糖，从口里一直甜到了心里。这是1961年，我虚龄9岁。不久后，日子渐渐地好了，我二大嫌当工人工资低，又偷跑了回来。
再后来，丢了工人的我二大觉得彻底后悔了时，迟了。
（二）
二大共有三个儿子，这里要说的是老三，就是本文将要述说的“三弟”。三弟生于1974年正月初二日，1992年初中毕业后，就跟上人去大城市打工去了。第二年，打工回来的三弟跟我说：“想当兵去”。那时候三弟出外打工，是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建筑活，他说：“实在背不住了”。
农人的孩子想跳出农门，自古只有读书“考场”一条路。与三弟同龄的我的孩子于第二年，即1993年考进了“中师”。那时候的“高考”“中考”都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有人形容说，那时考一个师范和现在考“北大”“清华”一样艰难，这话很对。那时候只要走进大学的门，饭碗基本就端上了。三弟在校时的学习情况他自己很清楚，所以初中毕业后根本就没打算再考。打工一年后，才发现自己“实在背不住了”。
“当兵”机遇好的，也就是命运好的也可以一辈子吃上“皇粮”——跳不出“门”的，从当兵这个“窗子”里跳出去的也大有人在。农民的觉悟不高，不会说当兵是“献身革命”“报效祖国”什么的。都是想着，怎样能千方百计跳出贫困的山沟沟，便是跳出了土里刨食的命。
听三弟提出当兵的话，当然我很高兴。放下繁忙的农活陪着他，从“目测”“体检”到去盐官医院正式验身体。满怀着希望他能“入伍”。然而三弟“命运不济”。连续三年，第一年嫌个头不够，第二年说是什么 “转氨酶”高。第三年，我陪着他“走”遍了所有该走的“路”，终于过关了。但不久后，眼巴巴盼望着一张“通知书”时，说是又被“终审”打下来了。得到消息后三弟痛哭失声，连续几天吃不下饭。最后，终于不得不又出外打了工。兰州，北京，四川都去过。一个人坎坎坷坷东奔西跑，七八个年头后，最后在我们陇南的另一个县里做了点小生意，算是慢慢地穏住了脚。这地方相距我们有几百里路，距陕西的汉中，宝鸡较近。
过了几年，从那里打工回来的人说：我三弟干的好，有两间体面的铺子 ，还雇佣了两个人呢。三弟经过生活多年的磨炼，人，成熟了不少。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再加上肯吃亏，善经营。据说，在那里还赢得了一个不错的名声。果然不久后，三弟将妻子儿女的户口也转了去。
（三）
三弟人聪明，而且能干事。缺点是他读书太少，骨子里“名”心有点重，也即虚荣心强。虚荣心每个人都有，说白了就是“好面子”。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好面子的。然而太好面子的人，往往“面子”破了时，“里子”都会丢尽的。
一次我们有机会坐在了一块儿。谈话中他突然问我“政协委员”是咋回事。一听，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有意岔开话题，劝他谨慎自己的生意，因为这时候他生意的“规模”好像比以前更大了些。
我说“手心里盘场”，很可能会“挣一点光阴”的。“雄心壮志”是年轻人应有的胸怀，好，但一定要有自制，自控能力，就是中国古人说的“识时务”。生意大了，风险也大。尤其对于你的情况来说，生意大，是好事，也不是好事。自己的小日子能过就好。现在的情况是：你“养活了些旁人”。铺子里雇佣人，从宝鸡，汉中进货，雇佣汽车司机。水果蔬菜又不是耐放商品。你的生意亏了，人家的工资你得付清啊。资金周转不开时，你就只有凭借关系借贷了（听说他已有几十万元的贷款），弄不好就是自讨苦吃……
我自觉已经苦口婆心了，但三弟却转过话头说：“好的，哥哥放心，我权当为人民服务吧”。我说：好啊兄弟。
《为人民服务》是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的一篇悼念张思德的文章。也是文革中“老三篇”里的头一篇。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我们学校学生的基本“课文”。我们今天可以骄傲地说，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多都背得“滚瓜烂熟”。2001年9月我参加“北京诗会”期间，一位在京读过大学的诗友知道我是头一回进京。从我们驻地“中国现代文学馆”租车几十里路，专程带我转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地方。朋友手指着新华门告诉我：“里边就是党中央驻地”。我远远的看见古老的“新华门”，门外两边坐着中国古老的一对石狮子。门里一座影壁上清晰的金字是：“为人民服务”。听说是党中央驻地，我立时有点热血沸腾。咱一个小百姓，能在党中央驻地的门外溜达一回，也是件幸事啊！
后来还见过一些省市县乡等行政单位的院子里，几乎都有上书“为人民服务”的一座“照壁”。兄弟啊，你我算什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遵纪守法，别给党和国家增添负担，就意味着“为人民服务”了。心想：估计你还没有几个“服务”的本钱呢，怎么就有如此大话了？
这就是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这就是农民的我们。所以我们自私，容易吃亏。我们愚昧，容易骄傲。我们淳朴，容易自满。我们忠厚，容易上当。
然而，三弟显然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儿，抬头又问“委员”之事。我估计，这，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问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政协委员。我只好实话相告：关于政协委员，更多的我不懂，只知道原则上要求是：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精英人物。只知道由统战部门在社会上调研认定“物色人选”。“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只是政治待遇，给我们不发工资的……我看着他点了下头，估计他听得云里雾里的。
看来，我再想说服他，已属徒劳。
意想不到的事情，偏偏就在意想不到的时间里出现。与三弟的这次“座谈”后，时间大约就是三年多些吗，没想到，三弟病了。
（四）
听说三弟病了，在西安住院治疗。什么病跑西安看去了？等出院后，儿子陪着我去那里看望他。
一路想着人生一世，不生病的人可能没有。我生六十余年，自谓在药罐罐里泡着。有时吃药一日三餐如吃五谷呢。
走进三弟家一看，他气色还不错，言谈举止与前没多少两样。我问“啥病还跑到大医院去了？”他随口回答我:“肺癌”。我心一惊：“莫胡说了！癌？”他“唉”了一声，起身走进了卧室。一会儿，拿出一大把医院的所有“证件”交给我说：你看看。这一看，我的眼前立时黑了，“肺癌”“胰腺癌”……
面对着一大把检查单，化验单，我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医院弄错了的多得很”……以此安慰着三弟，也安慰着我自己。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心底里的阴影却不住地往上冒：，毕竟是国内有名堂的大医院啊！
科学说吸烟能致肺癌，三弟从来不吸烟不喝酒，会不会真是误诊了？没有误诊，这科学又算什么东西？
三弟淳朴耿直，多年来生意“红红火火”，被人“王老板王老板”一声声地尊抬着。除了偶尔显露一下他外表的虚荣外，更多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劳苦。农民出身，本就勤快。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非自己干不可。孩子憨小在校读书，妻子只是个小帮手。有些雇员的奸诈、偷懒，他看在眼里装在心里，又不好意思说，长期忍在心里。“劳累”，“劳累”一定是最大最直接的病源。否则，就是天意了。
记得好几年前的腊月三十，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坐在炕上围着一盆炭火，像围着一家人火红的日子，兴高采烈地观看中央台的除夕晚会。正在这时，三弟会打电话给我拜年。我回他话时，他说“还在进货的车上，从宝鸡（或汉中）往回赶呢……”听得我常常都是满心的辛酸。
去年十月里，我与老妻孩子一同第三回去看望三弟。
望着他已憔悴不堪的病容和皮包骨头的70几斤体重，我的心理防线也崩溃了。就尽量努力用平静的口气，东一句西一句地分散着他的情绪。然而他还是含着眼泪长长的叹了口气说：“唉，天爷，让我再活上十年吧……”我再用什么话安慰他好呢？只觉得心里在一阵阵的滴血。瞒着妻子儿女，我将藏了一路的两千块钱，悄悄地塞进了三弟手里……
（五）
今年正月二十七日，晚饭后，像往常一样我走出城里的小区大门散步时，二弟打来电话说：三弟病重了，今夜晚往回家送，意思是让我也赶紧回家。
因为儿子媳妇在城里工作，老婆子必须进城里照看孙子。我也从去年开始，不得不跟着老婆子进城混自己的一口饭。所以接到二弟的电话后，第二日大清早，孩子给单位电话请了个假，陪我从县城急急忙忙往回赶。
当一脚踏进蒲家山的家门时，三弟已于昨晚十点多一命归西了……弟啊，让我肝肠寸断兄弟……
“噩耗”是预料中迟早的事，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正月初一早晨，三弟还打电话给我拜年呢。听气色还好好的，好好的人，说死就死了……
人都有求生的欲望。三弟也总是希望着能逢“妙手回春”的医院，能有一副“回阳救急汤”扭转乾坤。二弟跟我说：已经下了“不治”通知，三弟却不甘心。听信人言，又去了咸阳某医院，没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医院包揽下治疗。这次是第三回，新年过后不久，三弟不顾家人的劝阻，一个人去的咸阳。一个人几百里路，上车下车，还有医院生活都是自理。这就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将死的人。结果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一天不如一天。医院发现人彻底不行了，赶紧插上氧气才打电话叫家属……医院怕人死在他们眼前就不好说了，匆忙派了他们的一辆救护车，让赶快走。车子进入我们的村庄后氧气一拔，人就停止了呼吸。
三弟的葬礼上 ，来了些他生前的朋友。有他所在县的，也有从宝鸡，咸阳，汉中赶来的，都是生前做生意打交道时结识的好友。其中有一位年过古稀的回族老人，在我三弟的灵柩前三鞠躬后，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三弟死了，能赶来在灵柩前哀悼的远方朋友，大概有几十个。私下里也听说有几个“白眼狼”，我说那不算啥，很正常的。我想，三弟有这么多好友，强我十培。
我们十指连心，连死后埋的坟地都是同一座。坟里，“阴阳”说“字向不利”。按情况，现在暂时只能埋在我的一块土地上。后来又决定说是干脆“另起一座坟”安殡，永远不再动。我说好，都好。
村里人说这块坟地如果是旁人的，还需两万块钱呢。我说我的还提什么钱呢？让他放心“睡吧”，他是我的三弟！
三弟，你永远“睡”在我早晚耕作的土地上，土里刨食的哥哥我，看来目前还没有死的消息。咱人没啥本事，命还长。不死，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吃五谷，吃五谷就得种五谷。这样，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天天就能看得见你了啊——我的亲爱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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