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诗创作与传统文化的民间智慧

［摘要］作为格言和警句的孩子，诗歌与民间智慧的关联历史久远而又鲜活。从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歌谣，到信息科技时代的新媒体诗歌写作，民间智慧从未缺席。而“民间”“民间智慧”这些概念本身却又含混模糊，其中既有隐秘的一致性，也包含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涵义。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不同的视域，可以对照性地考察诗歌创作与民间智慧关系问题在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以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几个典型时期的衍变，从中勘见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表达中的核心价值：底层民众创造性地以诗歌方式表达其本能性生存与价值诉求。

［关键词］当代新诗 民间智慧 传统文化 新媒体

作者简介：王毅，武昌理工学院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系列概念：民、民间与民间智慧

没有比“民间”这个概念更民间的了。

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它如此久远普遍、鲜活实在，又神秘莫测，捉摸不定。“'民间’并不是一个经过长期批评性反省和提炼的理论概念，它在被用来指称某种社会现实时过于笼统，缺乏内部的分析性；而在规范的层面上，其含义既不够清楚，也不够有力。”虽然这是从社会学领域对“民间”概念的观察结果，但却具有普遍性。置诸其它领域，比如被广泛使用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等，“民间”这个概念都同样“过于笼统，缺乏内部分析性”。同时，由于汉语独立的方块文字，松散的词汇、语法结构等特性，其中的每个字几乎都暗含着一部文明史。就我们这个话题而言，“民”“人民”“民间”这些词语看似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宏大，难以界定，何况还涉及到被修饰的“智慧”概念，因此很难单独将“民间”概念置于诗歌（文学）领域进行讨论。更可行的办法也许是视之为一个对照性概念，在各个领域中予以对照、参考性地观察它与诗歌写作之间的既显白又隐秘的关联。

在社会学领域，“民间”概念强调的是与政府相对且相互渗透的一个空间。梁治平在《“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SOCIETY——CIVILSOCIETY概念再检讨》一文中，从CIVILSOCI⁃ETY的译名问题着眼，特别强调civil这个英语单词对应的三个汉译名：公民、市民和民间。“公民”的语境是17世纪以降在欧洲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本土概念“市民”所指称的只是一个特定范畴的人群，即城市居民，而“民间”所指的却是一个远为广大的社会空间，一个普通民众（“民”）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巨大世界。

“民间”……所指称的可以是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这一点可以从“民间”一词的含义中得到证实。“民”的原始义和基本义之一即是“人民”“民众”，尤指与“官”相对的普通民众。这种界分本身即暗含了某种区别性的空间观念，这一点因为“间”字的引入而变得更加清楚。“间”字在“民”的概念上加入了一重社会性空间的重要含义，因而建构了一个具有空间含义的“民”的概念，令普通民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得清晰可见。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民众依其熟悉的方式过活，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和宗教会社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民间之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还是所依附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空间环境，也可以是从这个空间环境中生长出来、带有“大众”“民俗”等等修饰意义的形容词，比如“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智慧”。其间“民间智慧”显然有别于主流文化（儒道释）与非主流文化（法、墨、名、阴阳等）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另一方面又与之有着难以割舍的紧密关联。所谓主流、非主流和民间等不同空间的区划，与传统意义上“官”或者现代意义上“政府”之间的对立有关，对立的边界却又极为模糊，两者往往相互渗透相互界定。

人类学领域看重的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对立与依附，而更关注民间与科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评说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之前，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评说对象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城乡差别的存在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乡土知识相对于都市知识而言民间智慧相对于科技智慧而言。乡土、民间与都市、科技构成彼此对立的结构，且不提这些结构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知，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存在。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田野工作者来说，这样的结构，即便它们只是相对独立，也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我们所面对的经常是不可捉摸、千变万化的'喧声’，一片乡土与民间、都市与科技彼此交融的'杂语’。”跟社会学一样，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民间智慧、乡土知识即使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只能相对而言，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则是乡土、民间与都市、科技之间相互交融的、巴赫金意义上的众声喧哗与对话，对彼此的认知同样需要一种参照性视野。而尤其是在当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喧哗之声更加嘹亮。

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将民间理解为大众、草根，将智慧理解为创新，于是，民间的智慧和创新是社会草根阶层谋求生存以及实现其自身价值而做出的创造性适应。这其中的智慧、创造性有着大小之分：“作为一种草根阶层的创造，民间的智慧与创新无疑地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小c’，人们根据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或所想到的问题，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是很有限的知识、能力和资源而构思出来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有些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民间创新更是具有自娱自乐的味道，但这些创新与在心理学实验中通常研究的难题不同，它多源于生活并且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同样地，其中的民间、智慧和创造等概念，跟其他领域一样，也只能是对照的而非绝然的区分。“尽管与当今文明世界所公认的、符合官方学术规范的智慧与创新不同，民间的智慧与创新往往来自于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造性适应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都能将民间的或非民间的智慧与创新截然区分开来。”

文学艺术领域谈论到民间文学、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等等时，更多地关注固然是其“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相对独立的特征，但也不得不考虑雅与俗、书面与口语、精英与大众、传承与变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相互关系显然是一个不断衍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这种演化具有易于识认的时间节点。民间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即是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出现和流行的学术名词，而20世纪50—70年代特别强调的所谓“人民性”无疑成为文学艺术领域考察民间智慧的重要面相。至于最近20年，借助论坛、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和户外移动媒体等各种新媒体构成的网络空间，无疑前所未有地改变着文学艺术中民间智慧的呈现样貌，将文学艺术中的民间智慧再次强有力地激活。

总之，虽然在不同领域“民间”“民间智慧”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也有大致相似的一致性。首先，民间智慧可视为社会草根阶层谋求生存以及实现其自身价值而做出的创造性适应；其次，不管是民间概念还是民间智慧概念，都只能在各种领域的相互比对以及相互关系中予以限定和阐释。鉴于此，这里将它置入诗歌（文学）的历史场域，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学（诗歌）中的相互参照中进行考察。

二、历史语境：新诗与民间智慧

如果对民间及民间智慧的中国语境进行历史性观察，梁治平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就其大者而言，“'民间’概念在晚清有一变，民国有一变，至1949年有一变，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变。”这个观察相当准确，但还没有来得及考察最近20年的情形。如果再结合诗歌在本世纪的实际情形，则不妨从新诗与传统文化中民间智慧的关系角度可以大而化之地分为三次显著变化：晚清民国一变；1949年一变；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又有一变。

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民间或者民间智慧与文学的关系不能说丝毫没有变化，但大致可以说没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变化。这也是何以社会学领域研究民间与社会关系时，将“变化”的最早时刻判定为“晚清有一变”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依据。这种变化最易判断的标志无疑是晚清民国之际的新文学文化运动。

新文学运动初始，从事件性的标记上看，北京大学的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于1918年开展面向全国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运动，与之同时诞生的《歌谣》周刊对民歌民谣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发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是传统文化中民间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的首次学术性集中展示，其价值在此后整个现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得到了现代性体认。胡适更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以“白话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追溯诗经、乐府的民间意义。胡适固然是要从历史语境中为白话文学寻找合法性依据，但事实上也用“民间”、白话及口语，呼应和擦亮了传统文化中遥远灰暗的民间智慧。从观念上讲，其时对人的重新发现，周作人等人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文学观念，正是对民间和民间智慧的重认。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首次将现代意义上“人”的内涵灌注于“民”“民间”“民间智慧”，赋予民与民间以现代性内涵。而传统社会中，民与民间虽然也有被看重的一面，所谓“民为贵，君为轻”，但它同时（甚至更主要地）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所谓“劳力者治于人”，更是鲁迅笔下想做而不得或者做稳了的奴隶。

新文学文化运动初期有关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中，民间智慧的彰显方式还主要是在文学、思想文化领域，通过文字与文学写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途径呈现出来。到了1949年尤其是之后十年的1958年，声势浩大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标志性地将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智慧与当代诗歌的关系进行了强力结合，再次凸显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官与民或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转换之间的微妙涵义。更有意思的是，两者的含混正好典型地说明了传统文化与现实处境之间十分隐秘而又有力的连接。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新民歌运动’的发生与早期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相关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北大歌谣采集运动影响的结果。北大歌谣采集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表现在毛泽东生涯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也许的确深深刺激过刚到北大工作的毛泽东。这很可能让他意识到民歌与民众发动和教化之间的功能性关联，才会有其后来一系列利用民歌组织发动群众的社会、政治实践。加之，延安时期的民歌采集、整理和新诗创作，在追求文艺大众化、有效发动教化民众方面已经有过切实效用，无疑也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民歌的认识。

但毫无疑问，此时的民间又显然不同于，至少是强烈地异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民间”，因为根本上，虽然新民歌运动的参与者是工农兵等一般底层民众，但该运动的发起、转折及落幕，作品的写作、收集与出版等等，均是政府官方的行为，与本义上民间文学、民间智慧中的各个义项都不吻合，民歌仅仅保留了名称的空壳。此时新民歌运动唯一能显示跟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民间智慧的关联，恰恰是从反面强有力地论证了这个概念本身作为对照性概念的必要性，即，民间总是在官府或者政府的意义下才能获得自身的界定。

非常吊诡的是，这种名称空壳意义上的民间写作，却在强大意识形态加持下，成为官方政府认可和推进的主流文学文化，而后来（尤其是作为地下诗歌的那一部分）的朦胧诗写作却不得不以“地下”“民间”“抽屉”的方式存在。乔治·斯坦纳认为，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语言会衰败，也会死亡，语言的意义会被消耗殆尽。他在解释那篇引起极大争议的论文《空洞的奇迹》中说：

我在本书再次发表此文，是因为我相信，语言和非人道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是因为我还相信，需要特别的、悲惨的迫切性，方能看到纳粹时期德语的使用，看到纳粹政权倒台之后杂技般的遗忘过程中德语的运用。麦斯特（D.Maistre）和奥威尔都写过语言的政治性问题，语词在政治暴行和谎言的压力之下如何丢失其人文意义。

现在的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以后见之明，理所当然地将朦胧诗恢复到了当代新诗写作的主流地位，但在当时由官方政府倡导的主流诗歌语境下，朦胧诗则是不折不扣的民间写作，其中汹涌着的正是民间智慧暗流。其时及之后一段时间里大量盛行的所谓诗歌“民刊”，显然有别于比如《诗刊》这样的正统官方刊物。由此可见，中国历史语境中，民间与民间智慧可以复杂到何等程度：从相互依存到相互独立甚至截然相反的内涵，可以寄居在同一个概念的能指符号中。

不管是新民歌还是朦胧诗以及随后的第三代诗歌写作，现在看来明显都是当代新诗主流文化的不同（阶段和形式的）呈现，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远去，当代新诗写作才真正进入到了民间：在“诗歌（文学）热”退潮的哀叹中，当代诗歌以个人甚至私人写作的样态回归到了真正的民间（而不是民间文学）。

三、重现民间：当代新诗写作与民间智慧

今天仍然用“民间”这样的概念谈论民间智慧与新诗写作的关系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指回到传统社会结构的语境中，因为一系列的变化已经发生并将持续显现。这种变化也正是考察当代诗歌与传统文化民间智慧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民间’这类概念的想象范围，即使这些概念本身已经发生变化并且仍然具有活力。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今天的国家已经改变，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不再有效。所谓'民间’的重现并不意味着也不应当是回到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去，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恰切地从社会学视野考察当代诗歌中传统文化的民间智慧，或者反过来从当代诗歌中反观民间概念的当代文学性表达。

从诗歌的角度看，因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其中包括义务教育的普及，社会性人口流动的增加，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严格意义上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如果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至少可以说逐渐丧失了生发的土壤。不过，民间文学只是传统民间智慧较为集中的表达方式之一。当代民间文学的萎缩，丝毫不能指认为民间智慧的消失，恰恰相反，民间智慧总能相当智慧地为自己寻找到新的寄居空间，底层民众总能创造性地以诗歌方式表达其本能性生存诉求。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当代诗歌写作对乡土性题材的强烈关注、底层打工诗歌、网络写作、城市民谣中的歌与诗，等等，正是传统文化中民间智慧集中的洼地。

上个世纪末因为“盘峰论争”，以伊沙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写作第一次在当代新诗史上鲜明（甚至相当夸张）地在理论上公开了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姿态。这种写作立场无论其理论上还是创作实绩都尚未得到真正学理意义上的厘清，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写作姿态中所暗含的民间智慧极大地影响了随后当代诗歌写作的走向和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高调地呼应了新诗史上最初的白话诗写作主张。而胡适当初“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主张，还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支撑。这个传统以及其中的民间智慧之所以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字与写作一直被垄断在极少数人手上。在“现代”意义上，恰恰因为教育的逐渐普及，民间写作及其民间智慧才有可能得以呈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现代文学都不妨视为民间立场、民间智慧型的写作。伊沙等人或者之前甚至就已经开始的于坚、韩东的诗歌写作就已然或明或暗地吻合着这种写作路向。举例而言，伊沙的诗歌《张常氏，你的保姆》中，诗歌说话人不仅使用口头语的表达（“我在一所外语学院任教/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明确将农民保姆张常氏与学院教授们对立起来，视前者为价值立场判断下的“真正的教授”。同时，诗歌也直接展示了农民保姆张常氏的民间智慧：“把一名美国专家的孩子/带了四年/并命名为狗蛋”，以此隐喻性地揭示以美国、英语为代表的当今强势文化与陕西蓝田下归乡农民张常氏所代表的古老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并最终让这个象征着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保姆，成为人人的保姆——“张常氏，你的保姆”。可见，虽然以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歌泥沙俱下，其中也的确有着为人诟病的不少所谓口水诗，但根本上讲，它的出现及其巨大的影响，背后有着传统文化以及（看似相悖的）五四新文化中民间智慧的潜在而强硬支撑。当然，如果深入追究，民间立场写作者究竟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所坚持的“民间”，或者说，这一路的诗人是如何理解、界定“民间立场”“民间智慧”，是不是又回到了传统社会语境之中？那将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如前所述，从人类学角度看，城乡差别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总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这是谈论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前提。而都市与乡土的对照，也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变得格外明显，这两者虽然根本上相辅相成，依赖对方而显现，在随后的各个时段中对立的尖锐性时强时弱，但却始终存在。两者之间的最耀眼的相互揭示性，肯定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商业大潮下的人口流动中才真正得以呈现。

在人类学学者看来，田野并不是一定在“田野”，而更在于身体的位移和文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打工文学和城市民谣就是人类学者眼中“位移”之后的田野和乡土知识。

我们为了追求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就跨越空间距离到田野的社区中去。可是，我们不能忘记，社区有两种：一是学者群体内存在的想象或联想的社区；一种是在一定的空间距离以外、要经过一定的位移才能达到的、可以触摸的社区。这两种社区的互相作用在文本化之后就变成了人类学的田野。田野不在“田野”，在于身体的位移，在于写作，在于对话、解读和相信。

人类学者眼中的“田野”其实是经历了野外实地的第一空间（需要位移抵达的）和第二空间（观念和想象中的田野）之后，（由真实和想象）混合而成的“第三空间”。来自从乡村的诗歌写作者，无异于将乡土和乡土知识进行了“位移”，将它们（通过想象、观念、写作、对话和相信等等）带到了今天的诗歌写作中。当代新诗写作中，有关乡土/乡土知识题材的写作、底层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关故土的写作，城市民谣的写作和演唱，往往较为集中地闪耀着民间智慧的光芒。这正是底层打工诗歌与乡土诗歌写作中民间智慧的人类学依据。在都市知识环绕之下，写作者们的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显现了格外的忧伤与力量。身在都市，写作者们却始终难以忘怀他们曾经的土地与信仰。比较典型的如雷平阳《亲人》：“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诗人在文学的“田野”中写出了“针尖上的蜂蜜”般的刺痛和甜蜜，而“针尖”“蜂蜜”这样的意象本身即带有显然的乡土知识性。同样，张二棍《在乡下，神是朴素的》：“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粗茶淡饭。/有年冬天/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红薯/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拭每一张瓷质的脸/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嘴角/——呃，他们像是一群比我更小/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喊冷。在乡下/神，如此朴素”。其中，首先，这是“乡下”，已然不同于城市；其次，“我的乡下”也许不同于你的或者任何别人的乡下。最大的不同也许恰恰在于神仙们端坐其中、非常特色化的“堂屋”：用于尊祖敬神、祭天拜地、婚丧寿庆及禳鬼避凶的传统中国民居中的礼仪空间，这显然有别于现代都市住宅中的客厅。那正是民间生存所必备的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可见，乡土知识在都市化的过程中正如诗人所写作的那样在“缩小”“木讷”“提心吊胆”。几乎所有带有乡土根源的写作者都难以忘却与生俱来的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那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神祇和信仰。

更典型地展示民间智慧在当代新诗写作中情形的，也许是底层打工诗歌写作群体。一方面，本土传统中的“民间”概念本身即含有“市民”的涵义，即城市居民。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打工现实语境中，底层打工者（至少临时性地）正在成为市民。他们之所以出现，显然是与政府官方的鼓励与扶持分不开，这里可以看到民间这个概念与官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上全民义务教育的普及，写作正在变得越来越“民间”——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同时，随着这些乡下人进城时间逐渐加长，城市开始成为他们的“故乡”，当代城市民谣中开始渗透出这种“城市乡愁”。城市民谣因此成为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历史因此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初期：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民谣一开始就与现代诗歌有着紧密的关联。随着歌词学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被重新认识，以及现代城市化过程对空间社会的剧烈改变，城市民谣注定会成为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重要考察对象。

四、崭新民间：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新诗写作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一个新的民间隐约出现。这是由“网民”组成的既实在又虚幻的社会空间。它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个社会空间中的“民”，显然已经不同于传统历史语境中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民”：“现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表明，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人们在学会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获得了思维定势，而这些定势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创新思维的障碍，因此，学习与创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一对矛盾。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关键科技生长点（如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核心迅速膨胀、遍地开花的'碎片化’发展模式之下，传统的体系化知识结构很有可能成为创新思想的障碍。恰恰可能是中国当代民间的智慧与创新在系统知识体系的学习方面的先天欠缺，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当今世界的'碎片化’发展方式，并从中获利。”这就意味着，专业化的研究和知识生产机构虽比较科学和严格，但同时也可能存在过度追求方法的科学性，并对全新思路持比较审慎保守态度等方面的局限，民间的尝试受到的约束反而更少也就更加自由。

从前述的社会学所必然涉及的官民关系角度看，网民所构成的空间中既有民也有官。据其本意，媒体无非是传递信息和获取信息的工具、载体及渠道等。传统媒体的报纸、书籍及电视等在大多数时刻显然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而现在的新媒体因为改变了获取信息的媒体手段，个体不再需要依靠官方的媒体平台去获取信息和发声。这也意味着，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民间”概念肯定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就社会学意义上的官民关系而言，“网民”的民间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或者说，网民的隐匿性使得官民的对立已然被取消。人类学视角所曾经关注的都市知识与乡土知识、科技智慧与民间智慧之间的区分，也因为网络强大的覆盖性和虚拟性，都市与城乡之间的“田野”区别也失去了意义：网民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在城市，所操作的总是网络技术、科技智慧。也就是说，一旦成为网民，也就必然地置身于科技智慧的光芒之下。从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方面看，传统民间文学所谓的集体性、口语性、传承性及变异性等等，也在网民的世界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网民空间的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民间文学都更加“民间”。

当代新诗写作与传播显然搭上了新媒体的顺风车。网民在网络媒体上有关新诗的写作、传播和阅读，已经或者正在新诗研究界形成某种共识：依托于网络平台的各种新媒体，当代新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大九的《稿费》是创作方面的典型例子：“我写诗/赚到的唯一一笔钱/是花五万元/印了三千本诗集/诗集卖不了/没地方放/又花了八万/买了个车库/五年过去了/诗集没卖多少/车库涨到了三十万”。这首诗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段子，像一个来自民间的玩笑和无奈的调侃；而它之所以也是诗，是因为它还具备了（诗歌理应具备的）某种言外之意：在飞速飙高的房价面前，诗歌已经降落到相当难堪的处境，自费出版，没人买，甚至没地方堆放，无人关心。在昂贵而且具有最坚固的物质性的房产面前，诗歌所代表的形而上精神显得一文不值，需要由形而下的、垃圾般的车库（想想凌乱与杂芜的车库意象，车库本身就是一个工具间，但诗歌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来担保甚至增值诗歌的价值。这显然不是官方话语，而是最真切的民间智慧。

网络诗歌的传播过程中，赵丽华的“梨花体”也许是诗歌传播学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赵丽华的部分诗歌被传上网络之后，立即被网民讥讽为“梨花体”，其中得到最多赞同的网民跟帖是：“拜读/大作/惊为/天人/原来/我/也/可以/写/诗”。这首跟帖诗将“梨花体”非常形象地理解为敲回车键，构成了对“梨花体”诗歌写作最为辛辣的讽刺。不过，这首跟帖诗恰恰放弃了现代汉语新诗最初的本意。胡适开创的现代汉语诗歌，从一开始强调的正是表达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是平民的诗歌，民间的诗歌。这不仅是诗歌在语言形式上（针对几千年贵族文学）的变化，也是对民间智慧的看重。非常遗憾的是，这位网民以及众多的点赞者看来，写诗依然是别人的事情，而不是人人自己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这种（潜在的或者无意识的）诗学观或者文学观的指引之下，网民才可能以看似肯定实则否定的方式说出这种声音：“原来/我/也/可以/写/诗”。这意味着，网民以嘲讽“梨花体”的方式让渡了自己写诗发声的权利——这本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所力争的。

可见，网络空间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民间，甚至在人工智能（AI）写作的主体性问题，网络诗歌写作中的公私领域问题，网络诗歌传播与媒介符号问题，等等，都跟传统文化的民间、民间智慧有着明显的变异；但另一方面，对诗歌而言这也并非一个崭新的空间，网民依然从现实空间中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民间，为当代新诗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造就新的诗歌新世界，这仍然是个谜。谨慎地说，这可能是新诗新纪元的开始而已，至少目前还并没有出现真正令人振奋的写作。有意思的是，与民间智慧相对的科技智慧，虽然可以提供形成新民间、表达民间智慧的新的可能性，但却并不能担保新诗艺术本身。

结语

就这里的论题范围而言，主要涉及民间、民间智慧以及诗歌本体等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因为其复杂的内涵而难以单独界定和把握，势必将诗歌本体、民间/民间智慧的历史语境及其现实形态三者予以对照性考察。

历史语境与现实处境之间就跟“民间”这个概念所暗含的种种对立一样，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现实处境并不能真正摆脱历史语境下的民间涵义，但现实处境尤其是当下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也为民间及民间智慧的呈现方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还必然受制于诗歌艺术本身。换句话说，不管媒介及其传播如何变化，也无论官民、城乡及雅俗关系如何变化，诗歌必然会有其自身的独立特性，就像人本身有其作为人的根本规定性。

同时，民间智慧与草根创新在心理动机上本来就有投机、破坏以及（由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而来的）注重实用等阴暗面特征，“这可能与草根阶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权益较少而所受到的压制较多有关。”事实上不少谬误也正是顶着智慧、常识这个貌似真理的帽子。其中的真伪对错等等，很大程度上最终取决于人/民（间）对常识和生存本身的认知。于是，问题似乎又绕回到新文学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起点：“人”的发现与立人。这将是一次出乎预料的、漫长的“革命”。与之相伴，民间智慧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中既充满困惑，同时也恰恰是诗歌与人自身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