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我们正在从诗性技术转向官僚技术。

作者：大卫·格雷伯

我们正在从诗性技术转向官僚技术

迄今为止发明的所有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没有减轻一个人的辛劳。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

本书的写作前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官僚制深入骨髓的社会。如果我们对此浑然不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僚实践和要求无孔不入，以致我们熟视无睹，或者还要更糟，以致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行事方式。

计算机从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18世纪和19世纪新型的工业自动化发明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将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转变为全职工人一样，近几十年来所有旨在将我们从行政职责中解放出来的软件，最终把我们都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大学教授好像觉得用越来越多的时间管理经费是在所难免的；父母默认每年必须花数周时间填写40页在线表格好让孩子进入满意的学校；商店店员也意识到自己将耗费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碎片时间在手机上输入密码，以便登录和管理各种储蓄和信用账户；而人人大抵都明白，自己现在得学着去做曾经委托给旅行社、经纪人和会计的工作。

曾有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一生共计要花6个月时间等红灯。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数据显示一个人一生要花多久填写表格，但时间起码与之相当。不出意外，我敢保证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过哪群人要花如此多时间从事文书工作。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旧式官僚主义被推翻、自由和市场大获全胜之后。这无疑是当代生活最大的悖论之一，尽管我们似乎极不情愿去直面这个问题，就像对待未兑现的技术承诺那样。

这些问题显然是相互关联的。要我说，从很多方面看，它们根本是同一个问题。这也不单单关乎官僚作风，或者更确切而言，不单单关乎管理式作风对一切形式的技术远见和创造力的扼杀。毕竟，我们总是被提醒说，互联网释放出了各种创造性远见和协同智慧。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奇怪倒置，创造力被统筹起来为行政服务，而不是相反。

01诗性技术到官僚技术的转向

我要说的是：在这资本主义的迟暮阶段，我们正在从诗性技术转向官僚技术。

我所谓“诗性技术”，是指用理性的、技术的、官僚的手段来实现不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意义上，诗性技术与文明一样古老。甚至可以说，它们出现于复杂机械之前。刘易斯·芒福德曾主张，最初的复杂机器实际上由人构成。埃及法老之所以能建造成金字塔，是因为他们精通行政程序，从而开发出生产线技术，将复杂的任务拆分成几十项简单操作，分派给不同的工人团队，即便他们掌握的最复杂的机械技术不过就是杠杆和斜面。官僚监管将农民大军化作一架巨型机器上的齿轮。甚至在很久以后，在真正的齿轮被发明出来之后，复杂机械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基于对最初用来组织人群的原则的细化。

不过，我们还是一次次目睹这些机器——无论其活动部件是手臂和躯干，还是活塞、机轮和弹簧——实现了本不可能的幻想：大教堂、登月、横贯大陆的铁路，不一而足。诚然，诗性技术不免有可怕之处；诗意召唤出的可能是优雅或解放，也可能是昏暗的撒旦磨坊。但理性的官僚技术总是要服务于某种异想天开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疯狂的苏联计划（即便从未实现）都标志着这种诗性技术的超高水准。我们现今的情况正好相反。不是我们不再鼓励远见、创意和狂想了，而是我们的幻想始终飘浮在空中；甚至没人愿意假装它们有可能成形或落地。与此同时，在极少数真正培养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的领域，例如开源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创造力最终被集中用于创建更多更有效的填表平台。这就是我所说的“官僚技术”：行政诉求不再是技术发展的手段，而成了目的所在。与此同时，地球上存在过的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国家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表明，我们根本不能再考虑宏大事业了，哪怕它攸关地球的命运，就比如当前面临环境危机时该做的。

02这种转向有何政治意涵？

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彻底反思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其一，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市场，因此两者都有损于官僚制这一国家产物。其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技术进步主义的。对当时的工业革命满怀热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似乎弄错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坚称工业生产的机械化终将摧毁资本主义，这没有错；错的是他们预言市场竞争将迫使工厂主无论如何都要推动机械化。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只能说明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言，市场竞争事实上并不像他们假设的那样至关重要。不出意外，当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大部分竞争的形式似乎是在大型半垄断企业的官僚架构下进行内部营销——大概会令他们大吃一惊。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通常持三个宽泛的历史主张：第一，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二，不论它会为少数人带来多么巨量的财富，它都能增进所有人的整体繁荣；第三，这样做可以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民主的世界。事实上，就连资本主义的拥趸也逐渐不再声称它是一种绝佳的制度，转而声称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或者至少对于一个复杂的、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比如我们的社会）而言，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身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总是在与后一种观点周旋。

怀疑者：随你怎么做乌托邦美梦，我说的是一个可以实际运转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现有的制度的的确确就是唯一的选择。

我：你特指我们当前形式的有限代议制政府，或者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是唯一可能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吗？经验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凡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你就会发现成百乃至上千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中许多看起来跟我们现有的大相径庭。

怀疑者：当然，但你说的是更简单的小规模社会，或者技术基础更简单的社会。我说的是现代的、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社会。所以你的反例跑题了。

我：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技术进步实际上限制了我们社会的可能性？我认为应该恰恰相反！

可即便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同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虽然从前可能有过形形色色同样可行的经济体系，但现代工业技术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复如是的世界——谁又能真的辩称，当前的经济安排放到任何可能的未来技术体制下，也是唯一可行的？这样的表述不言而喻是荒谬的。正常情况下，这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还真有人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光谱两端都有。身为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得不经常与“反文明”人士打交道，他们不仅认定当前的工业技术只可能导向资本主义式的压迫，还坚信任何未来的技术也必将如此：故此，只有回到石器时代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技术决定论者。但归根结底，认为资本主义在当今是不可避免的，这般主张必须建立在某种技术决定论之上。正因如此，如果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没人相信还有其他经济制度可以真正运作的世界，那么它不仅需要压制任何关于救赎性未来必将到来的想法，而且根本不能允许人们想象任何完全不同的技术未来。这就有些矛盾了。它并不想让我们相信技术变革已走到尽头，毕竟，那便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是真的进步。它想让我们相信技术进步确实在继续，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但又要确保这些奇迹大都体现为小幅改良（最新款苹果手机！）、关于新发明即将问世的传言（“我听说飞行汽车真的快要有了”）、越发复杂的信息和图像处理方式，以及越发复杂的填表平台。

03让想象力再度成为一股物质力量

我并不是在暗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任何制度——会在这方面永远成功下去。首先，试图让世界相信你在引领技术进步，而实际上你却在阻碍它，这是个大问题。目前的美国在这方面就做得格外糟糕，基础设施日渐破败，面对全球变暖束手无策。（更不用说极具象征意义的载人航天计划了，当中国在这方面加快步伐时，美国却全然放弃。）其次，变革的步伐根本无法永远被牵制住，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充其量只能被拖慢。突破迟早会到来，惹麻烦的发现不可能被永久雪藏。另外，世界上其他官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至少是官僚制不那么敌视创造性思维的地区，将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获得必要的资源，从美国及其盟友停下的地方继续向前。互联网确实提供了合作和传播的机会，最终也可能帮助我们突破壁垒。突破将出现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在过去数年里，自从本文的第一版发表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3D打印、材料技术的进步、自动驾驶汽车、新一代机器人，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机器人工厂和工作终结的新一轮讨论。另有迹象表明，物理学、生物学和其他科学即将取得概念性突破，这样的突破在现行正统理论绝对化、制度化的钳制下举步维艰，但很可能也将意味着深远的技术影响。

此时此刻，我认为有一件事可以确信：发明和真正的创新不会发生在当代公司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或者说，很可能不会发生在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框架内。越来越明朗的是，要想真正着手在火星上搭建穹顶，更不用说找到可行的方法探明太空里是否真的有可供接触的外星文明，或者探明向虫洞内发射东西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它采取的形式当真只能是某种新的大规模官僚制吗？我们为什么假定那是必要的？也许我们只有打破现行的官僚架构才可能达成目标。如果我们真的想造出可以洗衣服或整理厨房的机器人，就要确保无论由哪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之上，其中不再有超级富豪，也不再有意替他们做家务的极端贫困人群。只有到那时，技术才会被重新整合起来，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而这就是挣脱对冲基金经理和首席执行官桎梏的最佳理由——把我们被这些人囚禁在屏幕中的幻想解放出来，让我们的想象力再度成为一股物质力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