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 |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发展及其变化——新世纪老舍研究动向的一种考察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发展及其变化——新世纪老舍研究动向的一种考察

作者简介

石兴泽，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及其发展变化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内涵，新世纪众多研究者对此进行考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研究或者选点提线，梳理老舍从“自由主义作家”到“人民艺术家”的转变过程和因果，或者探究“写作场”更迭对道路变化的影响，均不乏新意。老舍创作道路“全程”四十年，有长度且变化多端，全面考察有难度，多数研究者切段分期，“界点”略有分歧，多数分为前后两期。考察道路“前期”，以空间和时间为观测点，结合创作具体论述老舍四十年代的创作变化及其承启关系，“重庆写作”和1941年这两个节点屡被重视。道路“后期”研究聚焦创作转型，研究者打破禁忌直面复杂棘手的历史问题，剖析老舍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迷失自我”和“自我迷失”“赶任务”的影响、“小阳春”期间的“返回”都得到正面阐释；而耙梳老舍的“认同、反抗、疏离”触及老舍与时代“关系紧张”等有深度的问题。道路后期研究显示出学术界逼近深层、追寻真相的学术勇气。

关键词：创作道路；发展变化；老舍研究考评

老舍创作道路历经四十多个春秋，受时代和个人因素影响，有辉煌有曲折也有挫折。对此，新世纪之前就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勾勒老舍创作道路，认为《鼓书艺人》是老舍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途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又在《老舍的创作道路和文学业绩》和《老舍的“寻找”》中作了细致梳理。在此前后，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认为，《离婚》标志着老舍创作成熟，范亦豪则提出《月牙儿》是老舍创作道路的转捩点。相关研究文章还有袁洪雪《论〈离婚〉及其在老舍创作道路上的地位》、牟国胜《论老舍创作的大众化道路》、章罗生《论老舍创作发展》、王行之《我论老舍》等等。综合性考察、阶段性探讨和动脉线梳理同时推进，“主干道”拓展和“辅路”梳理并举，小口切入由点及线，选点定位前后勾连，很多问题形成共识，不少问题存在分歧。如关于《离婚》和《月牙儿》谁是通往高峰的转捩点？《离婚》和《骆驼祥子》哪个是老舍幽默艺术成熟的标志？老舍“后期”创作是“滑坡”还是“高峰”等等。研究者在预设的论述系统内自说自话，或者消化共识“变着说”，或者呼应时论“接着说”；有严正的商榷论争，如在评价老舍“后期”创作问题上有研究者对王行之的“滑坡”论提出质疑，但争论没有展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开论述，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读，揭开遮掩，清扫路障，拓宽领域，为新世纪“道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世纪提供了新的语境、理论和方法，老舍研究队伍中出现了很多青年学者和客串者，他们拾级而上，勇于探索，整体上看，论述更深入具体，梳理更清楚明晰，道路发展变化内涵外延的阐释更有深度。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对老舍创作道路的全程研究、前期研究和后期研究进行考察。

一、老舍创作道路“全程”研究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发展变化是学术内涵极丰富极有吸引力的话题，前此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新世纪以来仍有研究者试图对全程进行正面梳理。孔艳侠《老舍文学转型及成因探析》以1949年为界，将老舍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老舍始终坚持思想的自由和文艺的自由。关注底层人物，进行文化批判与国民性剖析。后期老舍紧密配合政策与任务，歌颂新社会，歌颂新中国，努力将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化。老舍由一个独立不倚的自由主义作家到努力为政治服务的人民的艺术家，是政治环境变化，身份转型与文化心理三重变奏的结果”。分期和阐释符合“道路”变化实际，归纳概括却没有刷新学界共识。在研究已经相对深入的情况下，正面的全程性探究，即使资深研究者也很难突破共识壁垒，更何况青年学人。而类似的选题论述恰恰是学术历练欠丰的青年学人！这种情况符合青年学人成长规律，得失均具有普遍性。

与前相比，新世纪以来，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具体分析。或选择某个观测点，由“点”及“线”乃至“面”，考察发展变化；或“提线选点”，抽样分析，线点交叉梳理发展轨迹。两者相似但有侧重，而无论突出“点”还是提取“线”，都要纵横结合，也都注意前勾后连。与正面考察相比，选点连线具体分析透着智慧，但须注意两点。其一，选准观测点，固然可以说每个“作品点”都是老舍创作道路上承上启下的一环，但环与环在链条上的位置和作用是不相等的，选择那些关乎全局的“点”做文章才能保证论述发掘的学术含金量；其二，选点提线须建立在对创作道路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基础上，否则选点难保典型性，前后勾连有障碍，脉络梳理难保顺畅。考察道路发展变化，很多“选项”可供选择，可以是作品、形象、主题，也可以是年份、地域、风格、创作习好等等。具体选择因人而异，其中“场阈”是较有新意的提法。

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场域，接受其影响制约，根据情况做出反应，在影响与适应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法国哲学家泰纳将影响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因素归纳为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场域”是“时代和环境”的组合，如同神秘的巨手拨弄着作家的生活命运，影响着创作的发展变化和道路选择。老舍创作受场阈的影响制约，或者说对场域的感应和反应比较明显，从此着手探讨道路发展变化是上好的选题。研究成果未必尽如人意，但也有研究触及“道路”与“场阈”关系的质性内容。运用场阈理论正面考察“道路”者是刘燕《写作场的变迭与老舍的创作》。此文所说的“写作场”基于物理学原理，内容与泰纳的理论大同小异。这也显示出新世纪理论语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泰纳理论是何等尊贵，研究者将运用其说明文学现象作为有理论修养的标志，现在被束之高阁，理论批评中再难见其踪影。理论变化自然符合进化规律，正如泰纳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环境气候，任何理论都有“时效性”。时代发展变化，研究者更新换代，知识积累和理论取向之新陈代谢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标志。刘文旨在论述“写作场”变化对老舍的多元文化观念形成的影响，其所说的“写作场”是城市即地理空间，而论述则超越“地理”指向“时间”。分析指出，老舍创作经历的城市有伦敦、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纽约等，但“根”在北京，北京对老舍而言是最重要的“写作场”。“写作场的变迭让老舍对北平有了一种更异乎寻常的眷恋，他不断地将北平传统文化放到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检验和审视，从而为我们贡献出了几乎全部的优秀作品”。同时指出，“写作场的变迭和老舍固有的为国尽忠的思想，也让老舍逐步与政治结缘”，并且“最终湮灭在'文革’初期起于北京的政治运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写作场”是内涵丰富而深刻的话题，其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者考察时代、社会、地域、宗教等大环境，也注意到家庭、人际小环境，关于“人际”环境，论者说“写作场的变迭让老舍结识了许多的朋友，老舍人生中的几次重大转折都跟朋友有关系，有的朋友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显示出思维的周到和严密。

陈红旗也谈“写作场”对老舍创作道路的影响，且把“场域”变化与时间推进关联起来，《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考察“空间转移”和“时间推进”对老舍创作的影响。老舍一生有过多次空间转移，“场域”变化迎来新的“时间氛围”而形成新的都市体验，导致“革命叙事”和“文化选择”此消彼长。论者抽取《赵子曰》《猫城记》《四世同堂》三部作品聚焦分析，说“这三部小说真切地透露了老舍革命观转变的精神轨迹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可谓慧眼独具。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组成部分，而基金项目是“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革命叙事”起着统领作用，于是便有了“老舍的空间转移和都市体验成就了其市民文学创作，而他所建构的革命叙事其实是其多元文化选择中都市体验的必然结果”等分析判断。窃以为，都市体验及老舍创作变化是深刻的命题，陈文就此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但受项目影响，在诸多事项中突出了“革命叙事”；论者完成了选题规定的议程，但仍有很多内容值得关注——自然，我们的考评受题旨限制也有偏倚：全面客观——难！

老舍创作道路曲折多变，有些元素在“路上”隐显不定，对道路延展正反作用兼有。从某个“选项”切入，考察其进退隐显是“道路研究”常见的方式。《老舍的文学世界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是这方面的尝试。论者认为民间通俗文学传统对老舍创作道路延展发生了重要作用。它助力老舍成为人民艺术家，但同时跳出“选择即肯定，分析即强调”的思维模式，说受其影响，老舍创作道路“无论是正常情况下的发展还是特殊年代的转折，都曾经出现因陋就简顺流直下的情况。有时与促进作用共生，被促进作用掩盖着；有时则表现为明显的艺术滑坡——初登文坛，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兴趣爱好使他亲近狄更斯，模仿狄更斯，致使早期作品有些油滑；抗战初期，向民间通俗文学转变，搁浅高雅的艺术追求，作品档次不高，理论固然有其特殊意义，但在很多方面走向平庸；如果说民族危难，抗战第一，情有可原，那么，建国后的大转变则显得欠理智，欠妥当，不能高估。对俗文学的偏爱和偏重使他对普及性、通俗性、功利性、宣传性等理论作了狭隘的理解，囿于一隅，忽视了博大，偏离了高雅。尤其是在'庶民意识’作用下，他只求尽职尽责，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固定思维模式，其创作图解政治观念，配合政治运动，其思想失却独立性，挖空心思阐释既定的理论主张。这些变化固然与时代的'高压’有一定关系，但与他对民间艺术的偏爱及民间通俗文艺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论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创作》认为老舍对通俗文艺经历了“从积极热情地学习并实际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宣传抗战”，到因难度大且效果不理想“逐渐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新文学样式”的过程，从主航线上说这段路算是“弯道”，但通俗文艺创作对其文学生涯并非毫无裨益。“他从中汲取了民间语言的精华，熟悉了中国语言的自然韵律，也更了解了民众对文学的心理期待等”，对《方珍珠》《龙须沟》乃至《茶馆》都有助益。脉络梳理符合老舍创作实际。如何评价民间通俗文艺对老舍创作道路发展变化的影响？两文都做出了客观周到的研判，有共识也有分歧。这是一条重要的脉络线，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

老舍创作道路上有很多“延展线”，长短深浅曲直有异，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解选项考察，“道路”研究“多线”并举。《从车夫形象的塑造看老舍创作观的发展》属于“形象线”梳理。车夫是老舍笔下重要的形象系列，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开始便经常出现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其家族成员在不同创作阶段有不同的生活命运和精神面貌，映射着老舍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的发展变化。论者选项具体，划线清晰，对认识老舍创作道路发展变化颇有助益。郑芃芃从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考察老舍创作道路，《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而民族国家危亡的严峻现实却又把“个人”组织到“国家”中去，老舍怀着深厚的民族国家感情创作，从《二马》到《猫城记》到《四世同堂》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经历了“由疏离革命、警惕革命到投身抗战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从一个精神焦虑的承担者转变为狂热礼赞的鼓手”的演变。这是有深度也有难度的话题，描述比较容易，说深说透很难。概因“国家”“民族”“家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对个人的作用以及个人与之亲疏远近也不同。有时候“解放出来”值得肯定，有时候“投入进去”也值得赞赏。“民族国家与老舍创作”是个大题目，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发展变化是庞大而复杂的话题，“场域”“通俗文艺”“形象”以及“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等是梳理行程、探究变化的切口。论者从这里考察全程，发现了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促进了老舍研究深入。但“全程”过长，且变化多端，切口的能见度有限，故欲求深入还须更多尝试，而分期研究不失为有效的方法。

二、老舍前期创作道路研究

新世纪老舍创作研究成果中，题目标有“前期”者有限。概因“前期”囊括了老舍创作的主要成就，研究绝大多数围绕“前期”做文章，无须特别标出。明确标注“前期”者自然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少许没有标明期阈但论述明显集中在前期者，在此一并述及。

凤媛考察老舍前期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质，论述表现形态，追溯形成原因，讨论意义和价值，构成完整的论述体系，显示出训练有素、扎实严谨的治学功夫。杨新刚认为老舍前期创作属于“英雄叙事”——这是一个被忽略的话题，老舍被视为“市民作家”“通俗文学作家”，必有符合这个读者群欣赏情趣的审美特点，“英雄叙事”便是其中之一；欣赏英雄是老舍重要的心理情结，书写英雄是其创作的重要元素。老舍前期创作“着力塑造了行侠英雄、启蒙英雄和救亡英雄为主的三类英雄人格”。老舍作品中的英雄叙事“由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侠义思想、爱国主义与西方现代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国家观念整合而成”——这是概括性很强的阐释，说明论者阅读深切、感受敏锐，有很强的分析概括能力。关纪新立足“前期”说“后期”，解读老舍的“见解平凡”，颇有深意。在他看来，“前期老舍”身上“找寻不到阶级斗士、激进鼓手的影子。除却外敌入寇岁月他较斗士更为斗士，一般情况下，在国内政治斗争舞台上绝少听到他的激烈言辞”；而后期“老舍曾要求自己洗心革面，试图追赶革命，却终未做到”。比较前后变化，“前期老舍的'平凡’，抑或是相对于某些'神圣’概念而言。他的'平凡’，至今给研究者留下了多重思索角度与较大阐释余地”。耐人寻味的“平凡论”，其实是对老舍前期创作及后期变化的深刻认识。

孙洁选取“1941年”做文章——此前，有研究者考察老舍“四十年代”创作的变化，选取的也是这个时间节点。“1941年”是老舍创作道路的重要拐点，此前他为抗战热情驱使轻看艺术质量积极宣传抗战，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个人理性的恢复于是年回归文学。在此前后老舍创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因素推动着转折变化？变化后走向了何处？孙洁撰写了《论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兼及〈四世同堂〉的写作准备》（以下简称《准备》）、《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以下简称《论争》），以及《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以下简称《经验》）等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探究。《经验》分析抗战期间老舍参与的“通俗文艺写作和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说与“老舍的庶民身份、性格因素”有密切关系。《准备》认为，1941年后老舍放弃通俗文艺、宣传文艺写作，赓续小说写作之路，从写作风格、写作题材、写作体裁等三方面为《四世同堂》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深远的心理背景”“幽默、北平、小说”是回归的标识。《论争》论述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之关系，指出在此期间，老舍参与了文艺界关于“暴露和讽刺”“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和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等三次论争，这些论争都对他产生了实际影响，“从1941年前后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开始，老舍在文体上、题材上、体裁上、风格上都毫不犹豫地回归到新文学的探索之路，并在其后不久开始创作《四世同堂》”。选点分析均显示出女性研究者特有的敏锐和细致。

“观测点”可以是时间，也可以是空间，还可以时空交叉探究某地某时的创作在老舍文学道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胡登全《重庆1938—1946：老舍的文化分水岭》和喻晓薇《论老舍抗战文学中的重庆书写》便纵横结合探讨重庆创作的占位和意义。胡文注重“文化”，从老舍的文化审视考察其创作变化，赋予重庆创作以“分水岭”的意义。“他从文化审视的路子转移到通俗文学的方向，并且饱尝生存的艰难；但是亲历抗战的洗礼，也让他重新理智考虑文学和文化”，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的信心，这对其此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前，老舍借异域视角观察中国文化，要么表现出“嘲弄和'怒其不争’混杂的心态，要么是归国后幽默笔触下无可奈何的沉重心情”；“抗战让老舍亲身体会了国人抗日的热情和巨大的成效，使他能够以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抗战文学和中国文化，更深刻认识抗争才是民族的惟一出路。”喻文注重“书写”——前者也论及“书写”，相比之下，后者的论述更专注，也更充分。其所说的“重庆书写”，包括“关于重庆的书写”和“在重庆的书写”两部分。“重庆书写”对老舍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意义在于“完成了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变”，在喻晓薇看来，《四世同堂》的成功就在于，“重庆书写资源与北平书写资源的整合”，即“功利性社会性的重庆书写”与“北平书写所代表的风俗文化型创作”资源的整合。“前者使老舍的创作向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带位移，具有了主流意义；而后者则使老舍的抗战写作脱却了公式化、概念化，艺术格调不高的弊病”。“重庆书写”的转折性意义是，“它决定性地促成老舍由一个个性化的文化型作家，升格为一个社会文化型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的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契合十分紧密的作品背后的文艺观也与“重庆书写”一脉相承。纵观老舍建国前后的全部创作，论者发现，“重庆书写所折射的社会型功利型创作”与“以北平书写为代表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化型创作”，“交替出现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它改写了我们常规理解中的倾向于将老舍划类为风俗文化型作家的定势，使老舍的创作个性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态势”。论者视野开阔，储备丰富，思考深入，放开眼光充分论述，赋予“重庆书写”足够的意义，而“重庆书写”也确实承担得起。

有论者以作品作为观测点，论述其在创作道路上的占位，达到勾勒发展变化轨迹的目的。《〈大地龙蛇〉：老舍文化思想和创作发展变化的重要文本》与孙洁的考察点相同，区别在于其以作品作界标，围绕发展变化做文章。老舍的《大地龙蛇》创作于1941年9月和10月间，为表现“东方文化”而作，并为此做了深入思考和用心准备。“作为老舍创作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它一头连着老舍创作的过去，一头连着未来”。此文分析《大地龙蛇》对老舍戏剧创作的意义，认为老舍经过两年多戏剧创作实践，至此“已经能够较好地运用戏剧艺术的创作规律表现复杂主题，这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成为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作品作为界标考察，避免了空泛，但也容易导致狭窄，因为“作品点”的观察度原本有限。《二马》是老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变化和艺术自觉都很明显，因此考察早期创作乃至整个创作道路都会提到它。黄善明分析老舍其时的创作心态和小说艺术新变，指出《二马》“创作动机明确而深刻”，其“忧世伤生”的创作心理“成为推动写作进程的恒定力量”。“创作动机和心态上的'新变’趋向，不但意味着文学观念的提升和成熟，而且深深制约着《二马》的文本操作方式，使之在叙事方法和技巧上出现了空前的'革命’色彩”。他认为，“《二马》应该作为老舍小说创作历程的第一座'界碑’而得到确认”——“革命”“界碑”似乎言重，但其在老舍创作道路上的位置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翻译到创作：从一个特殊视角看老舍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是比较特殊的观测点。概因翻译并非老舍的主业，20世纪30年代老舍因教学需要偶尔为之，但翻译需要深切阅读细心体验，准确把握对象的精神意蕴和语言细微变化，因而印象深刻，影响力绵长。此文具体分析了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Albemon BiaekWood）的《客》与《微神》、约翰·戴维斯·贝雷斯福特（J.I.Beresford）的《隐者》与《歪毛儿》的对应关系，坐实了影响作用；比较翻译活动前后的短篇小说创作，说翻译使他洞悉短篇三味，随后写出《黑白李》《眼镜》《上任》《断魂枪》等优秀短篇，成为那时代著名短篇小说作家。这个观测点孤立狭窄缺少典型性，但不乏启示性。

老舍的创作道路上有很多值得聚焦的观测点和线，选点连线是常见的方式方法，但点的选择和线的勾连取决于论者的研读基础——惟熟读深思之论才有说服力。

三、老舍后期创作道路研究

道路梳理常常涉及分期，老舍创作道路分期有多种，以1949年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期是多数研究者的裁断。新世纪前关注前期较多，研究比较深入；至于后期，成就有限，分析评价牵扯很多敏感话题，有些话不便直言，有些事不好直视，有的看不清楚说不明白，有的看清楚了也不能说明白——障碍禁忌影响了选题论述，老舍后期研究远不深入。时间的流水冲淡了障碍，新世纪以来后期研究日渐深入。成果未必丰富，但有些论述即使放在硕果累累的老舍研究整体中也称得上厚重。

需要说明：虽然都是“后期研究”，用语却有分歧。“新中国时期”“解放后”“建国后”“当代”“晚年”“十七年”“五六十年代”“1950年后”均指后期创作。在此我们用“后期”统一表述。

窄目所及，新世纪直视老舍后期约始于2004年。此年度两位学者径直地走进这个有争议多顾忌的领域，对该时期的老舍创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显示出直视复杂事态的勇气。两篇论文分别是王玉琦《试论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和程光炜《试论老舍的后期创作》。王文于比较中分析老舍的心路历程和矛盾心理，对其做了实事求是的剖析，指出该时期老舍经历了“从由衷歌颂到按照别人的调子奉命歌颂的复杂微妙的过程”。观点算不上新锐，但材料的丰富和用语的严谨却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厚重和锐利；并且，谈老舍创作思想的矛盾冲突，认为老舍创作心态和创作思想的复杂性由“深刻的社会的、个人的因素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合力而形成”，“老舍的平民、作家与文化官员等不同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则是主导因素。此说故不新鲜——此前曾有“四重意识”说；但论者认为老舍在新的创作环境下，“把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轻易泯灭或异化了”则表现出直视真相的锐气。几年后，王俊虎谈“角色”对老舍创作的制约，认为，“新的文学秩序为他们规约了新的社会身份，他们已经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本色文人，而具有了文化官员这个新的社会角色，这个角色在他们获得了荣耀、地位和较高的物质享受的同时，钳制了他们的艺术遐想，阻滞了他们的艺术逻辑”。“制度和秩序”切中命根，道出了影响老舍心理矛盾、创作失度的决定性原因。

聚焦“问题”是老舍创作后期研究的智慧选择，也是新世纪老舍研究自觉的标志。概因话题本身十分复杂，研究者选点切入，更容易把握。“问题选项”因人而异，研究判断各有千秋，诸多“选项”立体交叉，后期研究日渐深入。张丽军《论1950年后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从“底层叙事”出发对老舍后期的创作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论变化，指向对新社会的“认同感”，认为，“高度的认同感”“转化为强烈的书写新中国、为新中国翻身穷人进行写作的审美创作冲动”，显示出与前期的纯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倾向；二是分析原因，即“急剧发展的时代和多变的文艺政策”让“老舍没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纯文学作品，转向了时代召唤的通俗文艺创作”；三是论创作变化，用三个标题概括：“《龙须沟》：被新中国改造的穷人世界”“《茶馆》：逝去的黑暗地狱”和“从话剧到城市底层叙述的多样尝试”，颇有力道；四是描述“转向”标志，则是“从原先的注重底层穷人的生存苦难转向为对旧社会黑暗性质的揭示；从原先的描写穷人与劳苦世界为主转向穷人为辅、展现新旧压迫世界对比为主，来诅咒旧世界的罪恶及其灭亡，歌颂新世界的光明与新生；也从原先的单个个体人物形象性格世界的精心刻画到转向为更宏阔的时代政治风云下群体性人物形象与社会历史形象的揭示与刻画”——概括精彩到位，阐释具体有力，显示出厚重的知识积累和上好的学术历练。

无论发展变化还是创作成色，老舍后期创作存在的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心知肚明，但阐释和表达各不相同，有的委婉谨慎，有的直率尖锐。孙洁《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隐现》和商昌宝《在“检讨”与“颂歌”中迷失自我：老舍1950年代的另类文字》分属两翼。孙洁文章论述老舍在创作上曾经有过三次“回归”北京的经历，分别是1933年创作《离婚》、1942年创作《四世同堂》和1956年创作《茶馆》，每次“求救于北京”都标识着创作活跃期的到来。在老舍创作中，北京有“符号”“人物”和“文化”三种形式，“符号的北京”出现在每个时段；“人物的北京”和“文化的北京”只在后期少数作品中出现，足见老舍后期创作的困境。分析细密，表述“曲绕”，研判符合老舍创作实际。商昌宝的此篇文章将变化概括为“自我迷失”和“另类文字”，言说的大胆直白区别于前者的谨慎委婉。三个小标题显示出对“另类文字”难以掩饰的情绪：“自觉检讨'旧作’'旧我’”；“检讨'新作’和'新我’”；“热烈歌颂”。对于老舍后期的变化和境遇，论者认为，“1949年后，老舍这样虔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阶级和集体的乌托邦事业中，同时也能够那样完整地放弃自己的幽默、沉郁、悲观和改造国民精神及文化的自由追求，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那样协调，那样顺理成章……”，老舍的离世令人惋惜。理性思考和情感宣泄并重，显示出可贵的学者情怀。

“迷失”是一个有意味的提法。多年后，哈迎飞结合《骆驼祥子》对老舍晚年的“迷失”做出了更有宽厚感的阐释，其《论〈骆驼祥子〉与老舍的晚年“迷失”》认为，祥子的悲剧在于没有断除“奴瘾”，而老舍晚年也是如此。“老舍的晚年写作至少有三个明显的弱点：其一是臣民意识突出，公民意识薄弱；其二，感恩心理浓厚，自我意识萎缩；其三，国家立场鲜明，主体意识匮乏。应该说，这三个弱点，都与他的穷人意识有关。”这是一个略带“颠覆性”的观点，学术界结合“穷人”出身分析老舍后期创作，多数正面解读，意在说明其适应时代需要、积极表现合乎情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表现开脱；而哈文则认为“穷人意识”是“奴瘾”的病灶，老舍晚年的迷失是因为“无暇顾及吃饱饭以后的问题……他对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缺少应有的警惕”——此乃“老舍原生性不足”。乍看很难接受，深入思考即见其解读的深刻并感佩表达的率直。

“赶任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崇尚而盛行的创作现象，老舍躬逢其时自觉响应，很多作品是“赶任务”的产物。随着那个文学时代的远去，“赶任务”成为不屑提及的名词，老舍研究界也很少再做这方面的分析。然而，事实是无可回避也不容回避的。王锺陵《论老舍“赶任务”的创作观及其后期话剧创作》从“赶任务”的角度分析老舍后期创作，颇有异乎寻常处。首先，王锺陵提出老舍前后期创作的分界线既非《方珍珠》也非始于回国，而是《龙须沟》，因为从此开始才走上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冒险写不熟悉题材的道路，这是精确的“定位”——但创作分界不一定“精确计时”；其次，结合《春华秋实》《茶馆》等作品对“赶任务”和“非赶任务”的创作情形及其后果做了具体分析和坦率评价，前者是“赶任务”的典型，后者是“非赶任务”的典范；再次，认为作为“赶任务”的“典型例案”，《春华秋实》等“鲜明地表现了一整个时代戏剧生产模式的特点及其运作的具体情况，表现了在当日占主导地位的'赶任务’的创作观从兴起到黯然收场的过程……还表现了在社会政治学模式统治时期艺术精品产生的艰难性，及其所需要付出的沉重的人生代价”，论者以直视的勇气和直截的语言道出了共知却无语的事实。徐仲佳也直视老舍“赶任务”创作现象，《论老舍的“赶任务”》主要就老舍缘何“赶任务”进行分析。“缘何”是深刻而尖锐的问题，徐文做了有意味的剖析，说“赶任务”是一体化文学场的结构性要求，任何作家都别无选择。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进步作家，老舍要在“一体化文学场”中“洗刷自己的阶级原罪、改变自己的身份”，须比其他作家都更积极，其中也不乏真诚的一面；但“赶任务”也给他带来“困扰和痛苦”。而在“高度情境化、仪式化”的语境中，“赶任务”的苦恼总是无法公开表达出来，“反证了一体化文学场'赶任务’的非文学性质”。“赶任务”“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劳动模范”……都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徐文的“缘何论”的深刻意义在于对老舍“赶任务”的心理描述及“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准确到位。徐仲佳是新世纪老舍研究领域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在老舍后期创作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老舍在文学场“小阳春”中的习性表现》重点考察老舍“百花年代”（1956—1957）的表现。该文认为在此期间，老舍“一方面积极反思'赶任务’的生产方式，为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鼓呼；另一方面借助政治场域的符号，力图恢复在之前文学场域中的幽默、讽刺资本，创作出了讽刺剧《西望长安》和其代表作《茶馆》”；同时指出，即使在“小阳春”期间，老舍的创作“习性”也受到“一体化文学场”的限制。论者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对老舍后期创作的研判有力道也有意味。《茶馆》的确是老舍后期创作的“特例”，其“横空出世”模糊了“道路”的清晰度，研究文章多，将其纳入“道路”顺向的研读者稀。

与徐文所说创作“受限”相近，李光庆、段洪丽《从〈茶馆〉看老舍1950年以后的文学创作》认为，该剧主题与老舍1950年以后其他作品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但同时篦梳作品悲观情绪与前期创作的关系，它“延续和发展了老舍自1937年以来对国家、民族这类宏大主题的关注，表现为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继续向左翼文学靠拢，并走向成熟”。要言之，《茶馆》反映了1950年以后老舍“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矛盾性，以及他对这一矛盾的反抗和突破”。对悲观情绪“来路”的寻踪与“反抗和突破”的阐释，既显示出对重要信息的锐敏捕捉能力，也表现出开阔的认知视野——往昔谈作品的悲观情绪，要么批判和贬低如《茶馆》发表当时读者的某些看法；要么轻描淡写忽略不提，而论者追根溯源，在幽深的历史隧道中寻找“来路”，可谓提起一条情绪线，牵动漫长创作路，难得。

在老舍后期创作研究中，以下两篇文章颇值得注意。席扬比较分析老舍与赵树理、曹禺“十七年”期间的创作，认为他们身上蕴含着既有历史与“新时代”之间丰富复杂的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与“现实”、“审美惯性”与“功能皈依”、“激进超越”与“留恋传统”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着传统'士人’身份的现代延异因素，也是对自我与权力主体之间对等信任的诉求”。“紧张关系”是耐人寻味的解读。张海元等《从话语范型看建国后老舍的创作及思想转变》用福柯的理论分析老舍创作道路，认为老舍创作经历了从启蒙话语范型向革命知识型转变的过程。此文认为，从与革命话语范型关系的角度看，老舍后期创作经历了“认同、反抗、疏离三个阶段”，具体而言，即“1950—1957年是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的自觉认同阶段，1958—1962年为反抗阶段，1963—1966年为疏离阶段”。阶段划分时间和特点概括或许可以商榷，但角度和方法却新人耳目。

四、结 语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是一个有相当长度、变化多端的过程。时代风雨的多变巨变时刻影响着他生活和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心理内涵，进而成为老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新世纪语境中的道路研究有不少创获，促进了老舍研究深入，并显示出学术文化建设更变的信息。道路研究侧重纵向考察，重视“时间”而箅梳阶段性变化，提线选点考察“写作场”更迭对老舍创作道路的影响，理论方法有新意。“写作场”包罗万象，贯通内外，“全程”研究注意到包括城市、家庭、社会思潮、人际关系在内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很多方面，试图全面考察道路选择和蜿蜒坎坷的致因机制，有发现也受到选题大事项杂的限制。道路前期是老舍成就辉煌、个性张显的黄金时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作为创作道路上的“双峰”已引起广泛注意，其间的“凹槽”因影响到道路后期的选向，而得到较多关注，学术界聚焦时空节点，透视内外交感，“重庆写作”“转型”“回返”抓住道路变更的“要塞”做文章，有不少值得欣喜的阐释。从其后的发展变化看，“凹槽”期间的选向恰是老舍疏离家庭学校场域、走向社会革命舞台的“预演”——预演期间的很多变项，使他几乎无缝衔接地融进20世纪50年代。道路后期曾是荆棘丛生的领域，学术界打破禁律，直面尖锐话题，有许多逼近真相的阐释，而论述的锐气更显示出老舍研究的深度和学术文化建设的自觉。但从发展趋势看，锐进的气势没有得到很好延续，未来能否赓续也值得怀疑。考察四十年老舍创作道路研究，欣喜于曾经的勇敢探索和无拘束阐述的创获，复为学术勇气的式微深感忧虑。至于道路研究中出现的选题重复、观点陈旧和论述平庸，虽然值得注意，但与之相比并不特别重要。后者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无可避免，而刻意躲闪、锐气式微才是学术文化健康发展的大忌。

原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全文注释请参阅纸质版期刊）   

初  审：王蕾

复  审：晏洁

终  审：杨威

本刊不收取任何费用，优稿优酬。

恳请海内外专家赐稿。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公众号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网址：

 http://hsxb.hain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