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反抗虚无：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主题》，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小引
面对“虚无”的“方法”
李怡
我曾经以“作为方法的民国”为题讨论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最近几年，“作为方法”的讨论连同这样的竹内好—沟口雄三式的表述都流行一时，这在客观上容易让我们误解：莫非又是一种学术术语的时髦？属于“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概念游戏？
但“方法”的确重要，尽管人们对它也可能误解重重。
在汉语传统中，“方”与“法”都是指行事的办法和技术，《康熙字典》释义：“又术也，法也。《易·系辞》：方以类聚。《疏》：方谓法术性行。《左传·昭二十九年》：官修其方。《注》：方，法术。”“法”字在汉语中多用来表示“法律”“刑法”等义，它的含义古今变化不大。后来由“法律”义引申出“标准”“方法”等义。这与拉丁语系method或way的来源含义大同小异——据说古希腊文中有“沿着”和“道路”的意思，表示人们活动所选择的正确途径或道路。在我们后来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更得到了反复的阐述：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而借助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理论表述，就是所谓的“方法论”。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关于世界之“观”是基础，是指导，方法之“论”则是这一基本观念的运用和落实。因而虽然它们紧密结合，但是究竟还是以“世界观”为依托，所以在“改造世界观”的社会主潮中，我们对于“世界观”的阐述和强调远远多于对“方法”的讨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思想主流中，“方法”常常被搁置在一边，满眼皆是“世界观”应当如何端正的问题。这到新时期之初，终于有了反弹，史称“1985方法论热”，一时间，文艺方法论迭出，西方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借鉴的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熵定律、测不准原理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方法”冲破了单一的庸俗社会学的“旧方法”，开辟了新的文学研究的空间。不过，在今天看来，却又因为没有进一步推动“世界观”的深入变革而常常流于批评概念的僵硬引入，以致令有的理论家颇感遗憾：“仅仅强调'方法论革命’，这主要是针对'感悟式印象式批评’和过去的'庸俗社会学’而来的，主要是针对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言的。'方法论革命’没有也不能够关注到'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
平心而论，这也怪不得1985，在那个刚刚“解冻”的年代，所有的探索都还在悄悄进行，关于世界和人的整体认知——更深的“观念”——尚是禁区处处，一切的新论都还在小心翼翼中展开，就包括对“反映论”的质疑都还在躲躲闪闪、欲言又止中进行，遑论其他？
1960年1月25日，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发表演讲《作为方法的亚洲》。数十年后，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思想的影响却日益扩大，2011年7月，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在三联书店出版。 此前，中文译本已经在台湾推出，题为《做为“方法”的中国》。而有的中国学者(如孙歌、李冬木、汪晖、陈光兴、葛兆光等)也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国》，并陆续加以介绍和评述。最近10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界，则可以说出现了一股“作为方法”的表述潮流，“作为方法的日本”“作为方法的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以及“作为方法的80年代”等等都在我们学术话语中流行开来，从1985年至1990年直到2011年，“方法”再次引人注目，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这里的变化当然是显著的。
虽然名为“方法”，但是竹内好、沟口雄三思考的起点却是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中国何以值得成为日本学者的“方法”总结？归根结底，是竹内好、沟口雄三这样的日本学者在反思他们自己的学术立场，中国恰好可以充当这种反省的参照和借镜。日本学人通过中国这样一个“他者”的来参照进行自我的批判，实现从“西方”话语突围，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竹内好所谓中国“回心型”近现代化历程，迥异于日本式的近代化“转向型”，比较中被审判的是日本文化自己。沟口雄三批评那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来反驳欧洲中心的观念，寻找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建立非欧洲区域的学术主体性，换句话说，无论是竹内好还是沟口雄三都试图借助“中国”独特性这一问题突破欧洲观念中心的束缚，重建自身的思想主体性。如果套用我们多年来习惯的说法，那就是竹内好—沟口雄三的“方法之论”既是“方法论”，又是“世界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机结合下的对世界与人的整体认知。
事实上，这也是“作为方法”之所以成为“思潮”的重要原因。在告别了1980年代浮躁的“方法热”之后，在历经了1990年代波诡云谲的“现代—后现代”翻转之后，中国学术也步入了一个反省自我、定义自我的时期，日本学人作为先行者的反省姿态当然格外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当代学术需要重新厘定的立场和观念实在很多，那么“作为方法”的思潮就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下去，并由“方法”的检讨深入到对一系列人与世界基本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域中，我坚持认为考察具体的国家社会形态是清理文学之根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民国作为方法”或“共和国作为方法”比来自日本的“中国作为方法”更为切实和有效。同时，“民国作为方法”与“共和国作为方法”本身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学术概念，它们都只是提醒我们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学术态度，至于在这样一个态度的前提下我们究竟可以获得哪些主要认知，又以何种角度进入文学史的阐述，则是一些需要具体处理、不断回答的问题，比如具体国家体制下形成的文学机制问题，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互动与冲突，适应于民国与共和国语境的文学阐述方法，以及具体历史环境中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选择等等，严格说来，继续沿用过去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抵近这些具体历史真相，抚摸这些历史的细节。
“民国作为方法”是对陈旧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及时髦无根的西方批评理论的整体突破，而突破之后的我们则需要更自觉更主动地沉入历史，进入事实，在具体的事实解读的基础上发现更多的“方法”，完成连续不断的观念与技术的突破。如此一来，“民国作为方法”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展开的未竞的工程。
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希望通过一套论丛的形式系统展示人文学者的主要研究，我也期待通过这样的结集，能够对自己近些年来的思考有所总结，不是为了指导别人，而是为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我的总结，我首先想起的就是“方法”的问题，如上所述，方法并不只是操作的技术，它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是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清理。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关于方法的概括归根到底又可以说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追问，所以又可以称作“自我作为方法”。
那么，在今天的自我追问当中，什么是绕不开的话题呢？我认为是虚无。
在心理学上，“虚无”在一种无法把捉的空洞状态，在思想史上，“虚无”却是丰富而复杂的存在，可能是为零，也可能是无限，可能是什么也没有，但也可能是人类认知的至高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今天，讨论思想史意义的“虚无”可能有点奢侈，至少应该同时进入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儒道两家，东西方思想的比较才可能帮助我们稍微一窥前往的门径。但是，作为心理状态的空洞感却可能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为我们无可回避的现实。这里的原因比较多样，有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感的断裂，有学术理念与学术环境的冲突，有人生的无奈与执着梦想的矛盾……当然，这种内与外的不和谐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对于凡俗的人生而言，也就是一种生活的调节问题，并不值得夸大其词，也无须纠缠不休。但对于一位以实现为志业的人来说，却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一位，既然我们选择了将思想作为人生的第一现实，那么关乎思想的问题就不那么轻而易举就被生活的烟云所荡涤出去，它会执拗地拽住你，缠绕你，刺激你，逼迫你作出解释，完成回答，更要命的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企图“逃避痛苦”，规避选择，另一方面，却又情不自禁地为思想本身所吸引，不断尝试着挑战虚无，圆满自我。
这或许就是每一位真诚的思想者的宿命。
在鲁迅眼中，虚无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真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所以，他实际上是穿透了虚无，抵达了绝望。对于鲁迅而言，已经没有必要与虚无相纠缠，他反抗的是更深刻的黑暗——绝望。
虚无与绝望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现实的世界上，盼望有所把捉又陡然失落，或自以为理所当然实际无可奈何，这才是虚无感，但虚无感的不断浮现却也说明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浸泡在现实的各自期待当中，较之于鲁迅，我们都更加牢固地被焊接在这一张制度化生存的网络上，以它为据，以它为食，以它为梦想，尽管它无情，它强硬，它狡黠。但是，只要我们还不能入鲁迅一般自由撰稿，独自谋生，那就，就注定了必须付出一生与之纠缠，与之往返。在这个时候，反抗虚无总比顺从虚无更值得我们去追求。
于是，我也愿意将这一本文集当作自己挑战虚无、反抗虚无的一种总结和记录。
在我的想象之中，每一个学术命题的提出就是一次祛除虚无的尝试，而每一次探入思想荒原的尝试都是生命的不屈的抗争。
回首这些年来思想历程，我愿意分享的几个主题包括：现代性、国与族、地方与文献。
“现代性”是我们无法拒绝却又并不心甘情愿的现实。
“国与族”的认同与疏离可能会纠结我们一生。
“地方”是我们最可能遗忘又最不该遗忘的土地与空间。
“文献”在事实上绝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僵硬和呆板，发现了文献的灵性我们才真的有可能跳出“虚无”的魔障。
如果仔细勘察，以上的主题之中或许就包含着若干反抗虚无的“方法”。
作者简介
李怡，1966 年6月生于重庆，1984 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 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鲁迅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出版过学术论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中国现代诗歌欣赏》《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05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
目录
面对“虚无”的“方法”
现代性
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中的“现代性”问题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探寻“与传统有关”的“现代化”
启蒙时代的“国学”与“新国学”
国与族
国家主义与民族情怀的龃龉
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
张力结构与闻一多的文化与文学选择
少数民族知识、地方性知识与知识等级问题
地方
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中国早期新诗探索的四川氛围与地方路径
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
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
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 问题与方法
百年中国新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
在民国史料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
近现代私人日记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
隔岸的观看
（感谢李怡教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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