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文库》书影
编者按
2023年5月，汪文学主编《安顺文库》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90册约5000万字，通过对安顺历史上遗存的著作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全面反映了安顺古近代学术成果和文献构成的基本状貌，使之前流失在外、散布各地的本土著作文献有了一个系统的整合。2023年6月，《安顺文库》首发仪式在安顺学院隆重举行。本文是钱理群教授与杜应国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在概述安顺文献的传承与保存的历史脉络并评述其文化与学术价值之外，更提出了将安顺的地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加以学科化的构想。本文初刊《名作欣赏》2023年第7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安顺文库》序
初闻编辑《安顺文库》之举，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疑虑。喜者自勿庸论，如此浩繁工程，居然有人来承头主理，提上议程，焉非幸事、盛事？！虑者，僻陋安顺，蕞尔一域，先贤著述本就有限，况复历经战乱，毁于兵火者，散落亡佚者不知凡几，侥幸留存的，也多分散于各类公私收藏，有的竟至音讯杳杳，欲搜寻卷帙，集腋成裘，谈何易哉！是以自不免多了层担心：“安顺文库”可成“库”乎？然不久见到初编的书目，却大吃一惊，喜出望外。盖因其搜罗到的前人著述远超想象，不惟数量可观，更有不少新发现，如易佩绅《安顺书牍摘抄》，潘淳《橡林遗草》，潘宪武《笠山诗集》，潘恂《海岳诗草》，任可澄《黔事零拾》，张元埙《还读斋笔记》、《还读斋诗稿》，陈懋荣《乡居文草》等等，皆鲜有所闻；全书计收作家、作品达数十人百余部之多。巨帙鸿编，洋洋大观，不亦快乎？其中，尤以从海内外收集到的姚大荣诸多手稿最显珍贵，如《敦煌石室发现之丛残艺文表微》《马阁老洗冤录》《惜道味斋词稿》《惜道味斋诗文存》《惜道味斋诗文汇稿》《宝拙斋诗存》《宝拙斋文存》《唐律讲义》等等。内中之《马阁老洗冤录》，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面世，奈因该书主要为晚明权臣马士英辩诬翻案，为士林所排拒，竟至成为不是禁书的禁书，罕见流传，以致连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都以未能一见该书而抱憾，遑论还是手稿！足可称奇人、奇缘、奇事。在安顺历史上，如此系统地搜集前人著述汇聚出版，尚属首次，其用力之巨，搜罗之广，所获之丰，史无前例。这是安顺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空前盛事！更是安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与发展的标志性建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贵州地处边徼，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后，六百多年间，一直是个积弱积贫的小省、穷省，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然而，比省小、省穷更可叹的，则是汉语教育与汉语写作的贫乏。明以前的贵州，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人及汉文化的影响几无踪痕[1]。直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征南之役，引发了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开发潮，随着大量驻屯官兵及其家眷的到来，为满足其子弟入学的需要，更为了所谓“以教化正风俗”，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明王朝开始在贵州各地广置卫学，推行科举制，将贵州无可阻碍地纳入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发展圈内，自是汉语的教育与写作方始渐次推展开来。因此其文化积淀、学术涵育都十分稀薄，以致明中叶以前，贵州的诗文著述，多见于因贬谪或仕宦而入黔的外籍人士，落籍本土的作者极为鲜见。如清人莫友芝所言：“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德）正（统），条衍于景（泰）成（化）以来，而桐豫于隆（庆）万（历）。”[2]可悲的是，即使到晚明，黔诗虽有兴隆之象，却罕为外间所知，正如孔尚任之言：“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3]黔阳即指贵州。寥寥数语，适可谓黔人黔作的尴尬写照！其实揆诸史实，至少在万历以后，黔人之诗已蔚然而兴，其可指数者如孙应鳌、越其杰、谢三秀、杨文骢、潘润、蒋劝善等等诸家，置诸当时诗坛，与那些名噪一时的大家巨子亦不遑多让，有的如谢三秀，跻身于诗界翘楚也毫无愧色。但由于贵州的边缘化地位以及学界、知识界根深蒂固的地缘歧视（贵州向被目为不入教化的蛮荒之地），勃然兴盛的贵州诗坛却被严重地忽略了，于是就只能落入孔尚任所说“有之而人不知……等于无耳”的窘境。
贵州如此，更无论安顺矣。倾有明一朝，安顺可知的诗文著述稀若星凤，所见者多为仕宦、羁旅之人的题咏。直至清乾（隆）嘉（庆）以后，安顺方“郁郁乎文哉”呈现出兴旺气象。即便如此，与贵阳、遵义两地相比，犹有瞠乎其后之感，一如光绪间安顺进士姚大荣在为同乡诗人封蕴卿诗集作序时所云：
“溯吾郡城之建，在明洪武辛酉、壬戌间，越今已五百余年。虽巍科显仕，代不乏人，而风雅寥落，著述寡闻；则较之贵阳、遵义等郡，有不逮焉。童山涸泽，不便舟车；故新书流播，罕及士之翘秀者。囿于见闻之陋，疲于事畜之艰，据八股为长城，对申公拥王号，达而在上者，植根既薄又悬，不暇唱渭城。以故五百年间，宏正四杰，嘉隆七子，秀水新城，覃溪仪征，坛坫最盛，渐被陬澨，而我郡无一人焉。遥相应和者，即在本省先达君采、龙友、桐野、恪斋拈题斗韵之日，扬觯角艺之时，亦无一人近焉。相左右者，'三杰’称贵州奇男，而不产我乡；'五凤’亦黔士白眉，而只光他邑。”[4]
说实话，时隔近百年之后再来读到这样的痛切陈词，仍不免让人心生惭惶而面有愧色。不过，细省之下，又觉姚氏之言似太过严苛，不无偏颇。即以内中所言之“五凤”论，比姚氏稍早即名动京师而获“北龙南凤”之誉的何威凤，何以不入姚氏法眼？更勿论康乾时期的理学名家陈法、著名诗人余上泗等辈，无论其文其诗，皆可称黔中表表，何以也“目无余子”？总之，从整体看，安顺纵不能与贵阳、遵义相比，也不至如姚氏所言，几乎一无所成，一无可取。显然，这里牵涉到一个对地方性的学术、文化该如何评价的问题，不可不为之一辩。
2023年6月，钱理群先生与杜应国先生在安顺
明代安顺是军屯要地，驻屯官兵从卫指挥使以下到普通士兵皆为世袭，由此形成严格的身份固化。所以，安顺虽早在洪武年间即已置学，但在世袭制的荫蔽和禁锢下，欲谋科举之途也殊非易事。百户（正六品）以上的军武之家，因有官职可袭，即使有后辈欲转谋科举之途，也往往要历经好几代人的努力，如潘克常家族、梅月家族、谭泮家族、陈法家族等，多在四五代之后方有中式之人。至于为数众多的军屯兵士，维持生活尚且不易，欲谋科举更是难上加难。是以安顺的汉语著述非常薄弱，迄今所见者多在明中期也即弘（治）正（德）以后，如潘瑞（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传著有《普定卫志》一卷）、汪大有（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著《普定卫志》，并有《宋元品藻》、《陶陶亭集》等著述）、娄广（生卒不详，传著有“景泰以下志稿”）等寥寥数人。逮至明末，始有较多个人著述出现，惜乎迭经战乱以及未付板刻等原因，大多已经亡佚，如黄宇、黄棠、黄运昌、蒋劝善、谭先召、赵维坦等人，旧志记载均有作品见之于著录，惟其原作多已失传，难觅踪迹。这也是此番《安顺文库》罕有明人著作的原因。
如果说，明代是安顺汉语写作的发轫期，那么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则可说是其发展期，而进入道（光）咸（丰）以后的近代社会则是其繁荣期。方今所见的许多著述，不论本文库已收未收的，大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大体而言，自梅建、谭瑞、陈法、余上泗诸辈而后，继有吴寅邦、戴粟珍、王恩诰、丁泽安、郭石农、封蕴卿、段云光、何威凤、任焕奎、刘韫良、杨珍林、姚大荣、黄元操、杨恩元、任可澄、孙铭勋等等，联翩而出，蔚然风行，成为边陲安顺人文兴盛的表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作品，构成了本辑《安顺文库》的主体。
问题是，从学术角度看，这些搜罗到的著述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它们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占有一席之地吗？由于多数作品都是初次问世，这里自不可能妄加议论，冒然作答。但如果转换视角，从评价角度、标准取舍等方面去看，窃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这些著述中的一部分，很早即已刊布并在当时的学术界获得好评，如已收入《四库全书》的梅建《重订马氏等音》、陈法《易笺》二书，其学术水平与学术价值自勿庸论。此外，陈法还刊行有诗文集多部，均在其生前身后广获好评，似也无须多言。刊于雍正间的谭瑞《霞庄诗集》，收诗七百余首，时人有评曰：“长短今古，各体俱佳，风流潇洒之概，忠厚淳朴之致，咸具于诗。”[5]藉此或可略窥其概。由常恩总纂，邹汉勋、吴寅邦总修的咸丰《安顺府志》，曾被梁启超列为全国名志之一，亦可见其水准之一斑。最值一说的是横跨清末和民国两个朝代的姚大荣，这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重量级学者，忽视的原因，主要是以往对他的著作知之甚少，见到的几部著录也多只知其名而未识其书。现经编辑团队穷搜罗掘，苦苦追寻，散处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姚氏论著，不论已刊未刊，印本稿本，终得汇聚一炉，堪称完璧。其著述之丰，数量之巨（数百万言），涵盖之广（经、史、子、集兼备），堪称安顺六百年来学术史之第一人。所可叹者，是其大量手稿未能梓行面世，故不为学界所知；而刊行不多的几本，如《马阁老洗冤录》因颇多物议而事实上被束之高阁，仅其生前印成的《惜道味斋集》得以流传。是书含文编二卷，诗一卷，黄裳《清代板刻一隅》有评曰：“此集所收多考订文。计《石鼓文足征记》，继俞理初后，举二十一证以明石鼓故事。《禊帖辩妄记》，揭十七妄。又《跋王子安（勃）腾王阁序后》，并撰《王子安年谱序》，分纪年、时事、出处、撰著诗文等四格，条列详明，最为力作。”[6]可见其学术水平不低。除此而外，比姚氏稍长而实处同时代的王恩诰、郭临江（石农）、何威凤（东阁）诸人，以及稍后的杨恩元（覃生）、任可澄等，无论其诗其文，皆可称一时之选，尤其郭、何二人，在安顺文化史上可称继往开来，处于领袖地位，于黔省，也是很有影响的学者诗人。郭著有《浓花野馆诗抄》、《黎峨吟草》、《围炉絮语》等，何作有《何东阁诗草》、《啖芋轩诗文稿》等，惜二人之作皆因亡佚（仅《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有部分辑录）而付阙如。惟新发现的《何东阁遗著二种》，向未见于著录，或可稍补缺憾。至于主要活动在民国时期的杨恩元、任可澄二位，其才其学，皆可称黔省翘楚，领袖群伦，足资众望。尤其任可澄，半生游移于政学两界，影响及于国中，未能专心治学，最后以主持集大成的《贵州通志》修纂问世而终结其学术生涯，实可嘉可叹。任氏饱读诗书，具大家之才，设若心无旁骛，潜心治学，必跻身国内第一流学者之列。
其次，更多人的著述，则是因为没有印行或印行有限而不为学界所知。此类著述，多年来散处于各类公私收藏中，即使是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本土学者也难得一见，因此自难容人置喙，更不敢妄议妄评。即便如此，作为安顺一地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智慧的结晶，这些著述至少在总体上反映了安顺学术、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偏居一隅的作者们与国内学术界的关联，他们对位处中心地区的学术主流、学术思潮有无接触或了解，以及有何回应等等，都是些颇值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需要提及的是，不少作者都曾有在外为官的经历，其眼界、学识，决非一般足不出乡、出县的冬烘先生可比。如明正德年间出任浙江按察佥事的汪大章，曾在绍兴得见一《渭南文集》传本，因发现漏讹甚多，乃嘱郡守梁乔搜罗善本重刻，因成五十二卷的《渭南文集》善本，内有大章序，略述其颠末，因此世称正德本或汪本。傅增湘《明正德本渭南文集跋》云：“此正德本为汪大章官浙江按察佥事时所刻，盖合诗文汇编以传者也……观其所言，似所据者殆合刻本、钞本而校辑以成是编也。全集五十二卷。”[7]可知大章之识见。再退而言之，这些长期鲜为人知的著述此番通过文库收录而披露于世，就为学术界的了解、评判提供了机会，这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
最后，还有一部分仅与安顺有关的著述，因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外界知之不多，却并不意味着无甚价值，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重加审视，自不难发现，恰恰是这类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品，实非一般的学术性著述可比，因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前已言及，安顺因地处边僻，历代记述难见其踪，而此类地方著述，不仅可补大历史叙事的不足，而且还为安顺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保存了一些真实的记录，为我们追寻远去的过往提供了宝贵的资讯，是安顺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成果。当年鲁迅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有感于“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尟孑遗。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8]，以裨后人了解故乡远逝的人物风情。大名鼎鼎人才辈出的绍兴尚须如此，何况僻壤之乡的安顺！检点文库所收诸书，属于此类作品的有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一百首》、刘韫良《牂柯苗族杂咏》、黄元操《贵州苗夷丛考》、常恩《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元年安顺府及黎平府禀稿》、易佩绅《安顺书牍摘抄》，以及释如纯《黔南会灯录》、张元埙《还读斋笔记》、陈懋荣《乡居文草》等等，都是非常难得的地方史资料，极具文献价值。
更难得的是，《安顺文库》除搜罗以上各类成型的著作之外，还将推出第二辑，收录各种有关安顺的零散资料，包括散处在各类史籍、笔记、游记、日记中的记述，以及安顺本土人士所写的各种散篇断章等等。如此，前述如王恩诰、郭石农、何威凤等诸人的零散之作，皆有机会收录，可补不少遗珠之憾。最重要的是，这些分散在各种文献及大量个人著述中的篇章，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都很难收寻，一般作者、读者更所知有限，倘能借此良机汇编成册，则不仅可免去查询之苦，为更多的作者、读者提供检索之便，更能在较宽广的视域上全面展示安顺的地域风貌和人文风采。仅据笔者所见，这部分文字数量同样可观，笔墨同样精彩。我们在编纂《安顺城记》“艺文志”时，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特意侧重录入了民国时期的许多文章，但限于篇幅，还有大量文字不能收入。此番如能广收博取，汇集一炉，其集大成之功，有益于乡邦，更有益于后人，功德无量矣。
2023年6月，出席《安顺文库》首发仪式的戴明贤（左一）、钱理群（左二）、袁本良（左三）与杜应国（右一）四位先生
总体而言，安顺的汉语写作，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都洋洋可观，不容小觑，更不可妄自菲薄。况复以汉语写作为代表的汉文化，还只是安顺文化的一部分，虽然不失为最重要的部分，但从地方文化的构成看，安顺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除了汉语写作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更具安顺特色的东西。
向论安顺文化者，多只注目于表现耀眼的汉语写作，并往往以之为标杆而纵论其高低，这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事实上，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各世居民族经过上千年的繁衍生息，都创造并传承了各自灿烂的民族文化，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纷繁的现象形态，铸就了安顺在汉文化之外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人文风情。虽然安顺的几大世居民族因为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的传承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语言方式转述和继承，因而多表现为古歌、传说、神话故事，以及仪式、谣谚等等。但正是在这类古歌、传说中，沉淀着珍贵的远古信息和一个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诞生以及人类起源的想象或猜测。近年整理出版的苗族古歌《亚鲁王》，被称为苗族的英雄史诗，一出版就震动了学术界。它那全靠口述却长达数万行的体量，它所内蕴的苗人先祖关于创世、关于生命、关于人类的起源和繁衍等等的描述和想象，以及那种万世一系、对先祖对故土家园的执念，那种超越此岸与彼岸、历史与现实、过去和未来的灵智，堪称恢弘而又奇诡，深邃而又玄奥。而正是这样一些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在我们所熟悉的汉文化之外，筑起了另一个维系其民族滋养生息的精神世界，缤纷、精彩而又宏富。但在以往的地方文化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似乎着力不够。尽管多年来，经过不少学者主要是地方民族学者的持续努力，我们在挖掘、整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碍于语言阻隔（如《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就包含有一个苗语转译汉语的环节），此项工作不能不主要依赖于本民族极为有限的少数学者，力量太过单薄，因此系统性地整理和深入的研究都明显不够，以至而今成为地方文化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一大短板。或许正是有鉴于此，此番《安顺文库》的编辑将民族古籍文献也纳入其中。据编辑部提供的方案，《安顺文库》拟出四辑，第一、二辑已如上述，主要是以汉语写作为主的地方著作及各种零散资料，第三辑为民间契约文书，第四辑为安顺地方民族文献资料。这是一个视野宏阔，意蕴遥深的方案。因为民族民间资料才是凸显安顺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标，其内蕴的深邃与丰厚，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后一块隐藏着各种意外与惊喜的“保留地”，有极大的开采价值和广阔的研究空间，是安顺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此设想，四大系统汇集一炉，基本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备，体裁丰富，内容充盈且结构合理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如此我们倡议多年也践行多年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庶几可见其端倪矣。在此基础上，如再经过科学的归纳、总结，分门别类，沿深、广度不断地开掘、推进、拓展，那么，安顺学的建构也就呼之欲出，顺理成章了。
此言“安顺学”，决非故作惊人语的浮夸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和学术支撑的。
首先，安顺学的提出，是基于安顺已有的知识体系特征，尝试将传统的地方史、地方志研究，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和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适时地将之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为地方性知识谱系的学科化建构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和富有成果的探索。
其次，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除了一些基础性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等之外，还有无数的分支学科，而安顺学就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分支学科之一，归属于地方学的范畴之列。所谓地方学，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门类的快速发展而催生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多以城市或地方命名，如长安学、北京学、洛阳学、泉州学、徽州学、南京学等等，学术界统名之曰“地方学”。“地方学是以一个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各类知识的总论，其核心要素是该地域的历史文化知识，其研究内容包括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类、经济学等多个领域。”[9]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地方学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据网上资料，2017年，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合会工作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会议决定，为了推进中国的地方学学科建设，从2018年开始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每年出版两辑），以汇集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成果，打造“中国地方学”特色品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五十多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可以说，安顺学的提出，时逢其会，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地方文化界、学术界同仁多年来持续努力的必然走向，必然归宿。
再次，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安顺的学问，安顺学的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安顺的自然、地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因此，从学科特征看，它具有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是由多学科交叉派生而出的一门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即地方学的分支之一。同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安顺学也应有其学科的独立性，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等方面，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界定。而这些，都是安顺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厘清、逐步完善。
最后，我们已有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累也为安顺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即将次第编辑出版的《安顺文库》各辑外，此前已经出版的《安顺城记》和大量有关地方文化的研究成果、文献整理，包括涉及屯堡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图像、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学术专著和非虚构写作等等，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学科的系统性研究，如再经过合理的组织和规范化的学科建设，分门别类，形成更富条理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学科架构，在加强学术性提升和理论性概括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更富涵盖性的专史专著，如安顺民族史、安顺经济史、安顺开发史、安顺军屯史、安顺人口史、安顺移民史、安顺工商史、安顺科举史、安顺艺术史、安顺地戏史等等，那么，安顺学的建构就会得到有力的支撑，翘首可期了。
2023年6月，《安顺文库》首发仪式在安顺学院隆重举行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转型和文明嬗变相叠加、相推移的千年未有之巨变：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智能时代已经降临。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互联网等等尖端科学技术的加持和交互作用下，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利用和改变将达到无远弗届、难以想象的地步。我们躬逢其盛，伫立于这个辉煌世纪的门口，昌言“安顺学”的建构，搜集、整理那些前人著述和历史散落的碎片，将有望在新技术的庇护下获得永久性的储存，为历史“备份”，为未来“备份”。立足今天，走向明天，使优秀的传统资源转化为现代建设的积极因素，为安顺一地的发展，为安顺文化的繁荣昌盛提供助力。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必备的学术资源和广阔的拓展空间，以裨我们的安顺学研究能以其成熟的学科姿态，在未来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中，与繁茂多姿的地方学研究一起，“扬觯角艺”，并显风采。果如此，一愿足矣，与有荣焉！
援笔至此，想到即将面世的二百多册煌煌巨制，想到安顺前贤们从一片荒芜的历史中走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淀，终于成此巨制鸿篇。而我们将要承前启后，担起历史的重责，为安顺学的建构再作努力，更上层楼，任重道远，前路可期。言念及此，不觉想起光绪间安顺进士黄桂鋆《入翰林留别安顺学界》的一段话，神思激荡，文采飞扬，对故乡诸贤深寄厚望，姑借作本文收束并与诸君共勉：
“吾邑诸君，隋珠在抱，卞玉频遗。天乎？人乎？时也！数也！然而风积贵厚，云兴无端。诸君储拔地之才，蓄摩天之翮；倘虑[10]得失，无与屈伸耳。仆心逐云飞，空恋鲈鱼之水；梦随风到，偏输鸿雁之归。尺素难宣，寸丹如积。更冀天涯之赠，藉舒日升之情。”
是为序。
2021年12月27日草就，12月30日改定
注释：
[1] 贵州历史上虽有两汉时期的三贤即舍人、盛览、尹珍求学、治学、教学的记载，但汉以后，这股如涓涓细流般注入黔地的汉学却断流、干涸，未见接续。
[2] 莫友芝《雪鸿堂诗搜逸·序》。
[3] 孔尚任《敝帚集·序》。
[4] 引自《安顺城记﹒艺文志》（第四册）第1595页。内中所言“三杰”、“五凤”，姚氏有附记云：“黔西李恭勤公世杰、松桃杨勤勇公芳、广顺刘天乙先生青，世称为'贵州三奇男’。见陈康裕《郎潜随笔》。清镇戴禾庄粟珍、黔西张子佩琚、独山莫子偲友芝、遵义郑子尹珍、黎伯庸兆勋，湖南贺耦耕中丞目为'黔中五凤’。”见同书第1596页。
[5] 沈翼机《霞庄诗集·序二》。
[6] 引自《黄裳集﹒古籍研究卷三﹒清代版刻一隅（汇编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8页。
[7] 转引自《安顺城记﹒名绅列传》（第六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1页。
[8]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9] 徐晓虎《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学》，引自2021年6月13日《人民网》之“人民科技”。
[10]“虑”，原稿作“耒”，疑误，据文意改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贵州省文史馆。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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