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
茅盾文学奖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点评
文/刘大先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评论家)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鲜明的特色体现为“新时代文学”观念的强调,相应的,评审标准因此在三个方面显示出重点的导向:一、对新时代奋斗的现实关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二、对革命曲折历史进程的书写和革命精神的弘扬,三、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生活的展现和多样性艺术手法的创新。基于这种明确的导向,五部获奖作品各有着精彩的表现。
杨志军《雪山大地》写汉人干部融入草原,与藏族人民一起,从建立公社到兴办学校,从开创公司到生态重塑,既入乡随俗又移风易俗,因地制宜的同时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创业的尝试与挫折、牢狱之灾与重新复出的起伏之后,构建美好生活的初心始终如一,奋斗的激情与实践代代相传,迎来了旧貌换新颜的改变。六十年时光流转,青藏高原天翻地覆,在建设者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努力下,部落成长为城市,自然得以人化。小说以主叙述者的回忆为叙事视角,生活的质感謦咳可闻,状景描物如在目前,人物形象特征鲜明,习俗细节去除了风情化而独具地方特色,在文化与心理上实现了不落痕迹的转译,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汉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观念与共同走向富裕的时代主题,是平实清通的有我之文,从中涌现出提振精神的理想主义与质朴动人的温情之美。
乔叶《宝水》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紧贴当下,为时代赋形,聚焦于重大命题,却并未流入图解政策的表面化描摹,而是用外来者融入到地方内部的情节模式,由内而外,内外融合,形成了一种民众的自我表述,让乡土的转型与变化不仅有着外部的形式,同时具有了心理的内容,避免了主题写作常见的浮泛与空洞。小说虽然写到基层干部,但更多聚焦于群众,虽然也写到政策,但更多着眼于民众的行动,见微知著、以小博大,通过一个山村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的自然时序结构,完整地框架起风土景物与民俗人文,方言土语化合无迹,世事人情细致入微,在探索城乡互动的即时经验如何转化为文学形象的路途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语言。
刘亮程的《本巴》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抽取元素进行当代创编,但他并非简单地还原式重述,或者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是在叙述中将“作者”转化为“讲述者”,激活古老史诗的活力因子,让诗性智慧在理性时代重获生机。文本兼具卡尔维诺的灵巧气质和乔伊斯的象征品格,同时又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返璞归真,举重若轻。作品淡化了原史诗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但它所蕴含着的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显示出认识、弘扬、再造传统的当代路径,传统即创新,它并不是复古与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让传统的魅力与活力蕴藏在当代性之中。作为重新锻造出的可译性文本,它既是历史的童话,又是文化的寓言,既是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又是浩瀚共情的世界文学,写意指向于文化的展演,抒情抵达哲理的思辨,厚重的历史焕发出文学的轻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化时代“祛魅”之后的“复魅”,“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辩证交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的巨大潜能。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红色谍战题材,在叠床架屋的类似题材中不落窠臼。敌我难辨而情境危急,如何在危机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怎样在极端环境中绝处逢生,作者继承了现代派的叙事结构和语言,融入古典小说散点透视的视角与剥笋脱壳的节奏,横云断山,层峦叠翠,风格优雅而残酷,笔法克制而冷静,感情隐而不显,叙述不动声色,情节与语言相得益彰,营造出疑窦重重、步步惊心的氛围,最终羯鼓解秽、豁然开朗,形成了高辨识度的美学风格。小说在“怎么写”这一问题上开拓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技巧空间,电影运镜般的人物出场,舞台调度式的空间转换,虚构的故事与史实的裁剪张弛有度,细节的密实与观念的升华相得益彰,具有媒介融合色彩的文体特征,可谓新时代的革命英雄传奇。
东西《回响》以一桩凶杀案的侦破为经,牵涉到的相关嫌疑人、警察及其各自的社会关系为纬,熔悬疑推理、家庭伦理、情感纠葛、精神分析于一炉,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环环相扣,针脚绵密,在案件层面荒诞的因果链条中显示出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在生活的层面的情爱冲突中孕育救赎的可能与爱的希望。作为一种文本融合的尝试,《回响》用严密的情节设计、细腻的心理刻画、完整的叙事结构亲近读者,从而具备了高度的可传播性,叙述中不断闪现出来的精彩议论和绝妙修辞,则如同夜幕中的星辰,闪烁出机智的光辉。在艺术上颇值得称道的是,小说情节并没有走向刑侦类型常见的理性逻辑,推理的失效与真相的荒谬之间的反高潮,打破了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而最终正义的昭彰则体现出对于美善的追求。贯通在整个文本中隐秘的线索是情与欲的争斗,文字干净,腔调冷静,舒缓得度,气息绵长,内疚与爱的总结则达到了心理探索的层深处,呼应了“心灵的隐秘地带,是大千世界的回响”这一恒远的主题。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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