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及其“思想鲁迅”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笔谈专辑（三）

王富仁先生

王富仁及其“思想鲁迅”

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笔谈专辑（三）

00 王富仁及其“思想鲁迅”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 李浴洋

01 学科整体发展视域下的王富仁学术研究 / 田建民

02 智者型作家和学者的遇合及启示 / 李继凯

03 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召唤”——读刘勇、李春雨著《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 / 谭桂林

《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

——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

刘勇、李春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版

03

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召唤”

——读刘勇、李春雨著

《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

谭桂林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在先师王富仁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勇、李春雨合著的《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一书，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对先生的众多弟子们的一种鼓励与召唤，也是在当下的学术界中举起了一面明亮的镜子。相对于当下由各种课题、项目、奖章和论文堆砌起来的所谓学术繁荣，王先生的学术实践和思想成就作为一面让人警省的镜子，不仅能够彰显出现代学术自身的真义与价值，而且能够从我们已经习惯的喧哗中照出沉寂无声，从学术选题的满目琳琅中看到荒芜凌乱，从体系构建的庞大中显出缺乏思想的学术是怎样的苍白无力。

这是一部研究型的学术传记。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鲁迅”的构建写起，一直到新世纪“新国学”的提倡，非常清晰而完整地展示了王富仁一生的学术之路。王先生的学术之路，是一条从荆棘丛林中踏勘出来的希望之路，它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这块古老而沉闷的土地上，不仅记录了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学界的思想风云，而且昭现着一位杰出学者的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说先生的学术之路深深刻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当然不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且也是对先生学术活动之独特意义的深刻揭示。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曾经经历过文化热、方法热、观念热等等各种学术思潮的转型，这些转型无疑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许多学术的弄潮儿往往是在西方某种文化观念和方法的启示下灵机忽动，呼朋唤友，结帮建圈，各领风骚三五年。惟有极少数的富有思想力的学者立足中国的本土，忠实于自己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的体验与感受，怀抱着强烈的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一次又一次地洞穿理论的迷雾，提出充满着现实关切的理论命题。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刘李合著的这本学术传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王先生是俄语专业出身，他对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有非常深入和细致的理解，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对一个比较文化的课题做出他人难以企及的专业性探索，但王先生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比较文化的专业领域内，而是把这种专业的优势也就是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和民族性的透彻了解运用到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上。他将鲁迅的小说高标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且明确地定位为“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他的“镜子说”不仅将鲁迅小说的本土意义（本土问题的聚焦、本土文化的批判、本土性格的解剖等等）提升到中国的现代化高度来定位，而且把鲁迅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艺术风格等等要素的分析，全部围绕着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最急迫的问题来进行。条条思路，个个环节，最后都是通向中国的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思想革命这一结论。所以，是“中国”的而非别国的，更非人类的，这一定位非常重要，它的潜在意义就在于揭示出鲁迅思想的本土性、实践性与永远的当下性。近年来有些学者批评王先生的鲁迅研究是区域性的，认为要从世界的、人类的视域来探索鲁迅的价值和意义。过去我一度也认同这个批评，觉得鲁迅的世界性意义应该深入挖掘。但是看看这些年来大众文化领域中甚至包括鲁迅研究本身出现的种种现象，才真正感觉到鲁迅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也真正体会到王先生把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定位为“中国”的这一学术话语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启蒙思想与家国情怀，真正体会到王先生对鲁迅意义的独到理解。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他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具有世界性与人类性，但当鲁迅的作品尚未像鲁迅自己所希望的“速朽”，当鲁迅所犀利批判过的事物不断地在现实中沉渣泛起，返尸还魂，这种时候侈谈什么世界意义与人类意识，恐怕鲁迅思想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反而会被虚化，甚至被遮蔽。

在启蒙先导的改革时代，《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为鲁迅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此后，王先生学术思考的每一次重大聚焦也都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紧迫问题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态势，一些怀抱启蒙立场的文化精英渐渐离去，是王先生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模式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逆向性”理论，谆谆告诫人们中国的文化启蒙还远未完成，人们将时时有可能重新回到“五四”的起点。90年代初，当文化精英们被市场经济冲击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时，是王先生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危机期间知识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可能条件，从而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应当追求什么的问题。这个时代里，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热情的人们开始做起了现代化的美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也在学界纷纷扬扬。王先生从分析中国现代主义人手，精辟地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因为中国现代主义是针对中国古典主义的概念，应当以中国现代人对现代化的欲望、思考与实践为基础，而不应将其纳入到西方现代主义体系中去。至于“新国学”理论的提出，正如刘、李之著所言，“国学之国，指的不仅仅是传统之中国，更应该包含现代之中国，发展之中国”。王先生这些观点的提出，曾经给中国当代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之产生绝不是偶然感兴，它们是一种思想观念，但是一种经过了严格学术化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的震撼力量，除了来之于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推论与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思维之外，无疑也来之于作者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深邃的洞察，以及作者对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经验的富有意义的发现、升华与坚守。

论述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当然必须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说起。刘、李之著详细分析了80年代的学术背景，分析了王先生进入80年代学术前沿的意义，并且用“突破性的贡献”来形容王先生在80年代的学术遗产，这无疑是很精当的。我尤其赞同刘、李之著对王先生的学术发展道路的展示与总结。王先生在构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鲁迅论之后，已经站在了鲁学的最前沿，但王先生的学术思考并没有止于此，而是在“思想鲁迅”的研究基础上，推而广之进入了更为开阔的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刘、李之著用“经典作家论”、多元文体论、文化现象论三个体系概括了王先生站上学术前沿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趋向的引领，我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精准的学术眼光，也体现出了作者知人论世的评价气度。王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思想鲁迅”提出时造成的那种社会轰动效应，但是就其影响力而言，或许比“思想鲁迅”或者“启蒙鲁迅”的构建更为深远，潜在无形但有一种持久化人的力量。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突破”的年代，充满着活力与激情的年代，但这个时代对改革开放的期望太强烈了，而李泽厚等对学术界的影响也过于强大，因而这个时代的学术特点就是学术共性比较突出，学术的话语比较趋同，这种特点对于破坏就的规范与传统而言，无疑是能够集聚起最强大的力量，造成最醒目的效果，但弊端也就是难免淹没学者自身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反而是最应关注的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当代学术自我调整的十年，一方面新的规范在树立，另一方面新的分化也在进行。那些富有个性的学者从过去的整体朦胧中更加鲜明地凸现出来，学术的规范化与个性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运作趋势，共同标志着中国当代学术的走向成熟。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中，王先生的学术动向可以说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在这十年中，当纯学问被当做自由精神的典范而成为学术正宗的时候，王先生依然在关注“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当新儒家重返大陆与国内后学相呼应成为煊赫一时的显学时，王先生依然在关注脚下的这篇热土，依然在为捍卫和弘扬五四精神和五四新文化理念而战斗。思想的力量，也就是刘、李之著在引论中所说的，灵魂深处喷涌出来的力量，自始至终高昂而毫不掩饰地灌注在王先生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探究的精神活动中。这就是王先生的学术个性，也是作者所总结的王先生的永不退场的个人魅力，甚至是令许多以纯粹学术相标榜的学者们也时常为之感佩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群类分化日益明显，但学术模式的趋同性也越来越显著。各个领域的学者们或重考据，或作实证，或爬梳整理，或旁征博引，模式看似眼花缭乱，其实思想之苍白空洞确是一样的。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模型，当然不可轩轾，也无分正野。不过，如果学术走向纯化与规范化的代价是激情的萎缩与思想的褪色，那却是令人忧虑也令人深思的事情。尤其是当所谓的规范化与学理化似乎正在从过去的“小摆设”逐渐沦落为权力与金钱的献媚者或帮闲者时，思想型学者的匮乏就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和警醒。我认为，思想和学术从来就不必然是相对立的，尖锐深刻的思想如果不被学术化，则容易成为一闪而逝的流星；而学术如果没有思想的照耀，那也只是一堆缺乏性情的知识积木。王先生的学术上的成就不仅在于他为鲁迅研究、现代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突破性的观点，而且在于他用自己的成功说明了思想与学术、激情与规范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两极，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在这方面，王先生的学术实践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也是一种前行的路标。王先生从不把自己定格为教授和学者，甚至也不把自己定格为知识分子，而是首先把自己定格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以此为出发点去思考现代中国人的事，去言说现代中国人的话，并且忠实于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在现代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感受。这种学术个性及其魅力，正如刘、李之著所言，乃是一种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召唤”，在王先生这样一种朴实无华而正大刚烈的表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现代学术行为的精义，以及王先生的学术遗产给新世纪中国学术建设所带来的深刻的启示意义。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3期）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王富仁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