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阐释的边界问题时，张江教授提出：“文本是自在的，不能否认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意义；文本是开放的，不能否认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我们的结论是，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各自的立场都应该得到尊重，无须对具体文本阐释过程中各个方向有限的过度夸张加以过度责难。”这一观点十分辩证，很有见地。
文学阐释的边界之所以是确定的又是开放的，是因为无论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活动，都是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这些因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形成各种张力，构成对立的统一体。这种张力和对立统一，导致了文学阐释边界的既确定又开放。
导致阐释边界的确定与开放的主要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作品内在因素的分裂与矛盾
从外部看，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如果深入内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整体内的各种因素并不是排列整齐、目标一致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中各种因素既分裂又合作，既矛盾又统一，并在这些分裂合作与矛盾统一中形成一股合力，由此形成文学作品的整体面貌，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这些矛盾统一的因素很多，如内容与形式、动机与效果、高雅与通俗、意图与形象，等等。所谓意图，指作者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对所创作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所有感受与思想。作者的意图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所谓形象，指文学作品中形式化了的感性生活表现形式。作者的意图与形象是有矛盾的。这是因为，形象虽然是作者创造的，但它并不是作者意图的等同物，它有自己的内涵与生命。形象是生活的形式化，形象所建基于上的生活有自己的内涵和意义，形象有自己的结构和表现形式，这些都不是作者所能完全把握的。作者所能把握的，只是形象内涵的某些方面和部分，而且，有时作者的意图与他所创造的形象的内涵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谌容的《人到中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批评家从这个作品中挖掘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谌容后来曾经表示，她写这部作品时，只是想到中年人活得不容易，想表现中年人的“累”。然而作品中的生活与形象的内涵显然不止这些。造成陆文婷的“累”的医疗体制，产生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社会土壤，显然都不是“累”所能够概括的。《人到中年》的作者意图实际上只反映了小说形象内涵中较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形式和内容也是一样。二者之间完美配合、契合无间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有一定矛盾倒是常态。有些内容向上、思想深刻的作品，艺术形式可能有些不足；有些艺术形式精美的作品，思想内容可能乏善可陈；有些作品艺术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不大相称；有些作品内容没有找到恰当的艺术形式。同样，动机好的作品效果不一定好，效果好的作品动机也许有问题。作品过于高雅接受者寡，作品过于通俗格调不高。这些作品内在的矛盾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必然导致阐释的差异。不同的阐释者往往会侧重不同的因素，做出不同的阐释。而各种因素形成的合力又使阐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种作品自身因素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文学阐释的确定与开放的内在原因。
2、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矛盾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读者“读”出来的，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文学作品未经读者阅读，只是一种潜在的文本，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才能成为现实的文本，发挥其各种作用。但是，文学作品固然需经读者的阅读，其意义才能敞亮或者说呈现出来，但为什么在某个文本中能够读出来的意义在另一个文本中却读不出来？比如在《红楼梦》中能够轻易读出的“色空”观念，在《水浒传》中却较难读出，在《牡丹亭》中则很难读出；在林黛玉身上能够读出小心眼，在薛宝钗身上却只能读出城府深。原因在于作品有着自己的规定性，读者的阅读必然要受到这些规定性的制约，以这些规定性为基础。这样，才可能虽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毕竟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雷欧提斯，更不是奥菲利娅。
前面说过，文学作品的内部因素有可能互相矛盾，但这只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各种因素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一个统一体，作品有着自己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品的形象体系。这些形象自作品产生，就亘古不变，始终如一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读者阐释的基础。二是写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现象、事件、人物、场景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必然要对读者的阐释产生影响和限制，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 想闹革命而不能的故事。三是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现象、事件、人物、场景等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与指向性，这些规定性与指向性暗示与制约了读者阐释的方向与范围，如鲁迅的《一件小事》中的“我”与三轮车夫对待那个被三轮车刮倒的老女人的不同态度。四是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提示与线索，显示或暗示着文本的意义。这些提示与线索有的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有些是作品中的形象自身形成的，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那个总是在女主人公爱玛的命运处于关键时刻或者发生转折的时候出现的瞎子。自然，这些规定性也是既确定又不完全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构成了他们阅读和阐释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些规定性，看似随心所欲的读者阐释才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不会陷入毫无希望的相对主义。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内部因素也可能互相矛盾，不同的阐释者在阐释的过程中可能会侧重不同的因素，但这些所侧重的因素本身也有一定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同样会构成了这些阐释者阐释的基础。如一部内容与形式有矛盾的作品，有的阐释者可能侧重内容，有的阐释者可能侧重形式，不同的侧重导致他们对作品不同的阐释。但他们所侧重的内容和形式本身也必然对他们的阐释提供暗示，形成制约。
不过，作品本身的规定性虽然构成了文学阐释的基础，但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文学阐释仍然不可能发生。对于文学阐释来说，读者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读者，文学阐释便不可能进行；二是读者不是被动地参与文学阐释，而是积极地进行挖掘与发挥。比如对于鲁迅小说，有的学者侧重其叙事的时间性，而有的学者则侧重其非时间性，认为“鲁迅小说中大量充斥非时间性叙事。通过神话时间、心理时间和梦境时间的运用，旨在打破外在的自然时间，创造出一种属己的内在时间。”读者的阐释以个体为基础，而作为个体的读者是丰富多彩，流动变化的。不同的读者在阐释时都依据着不同的阐释体系。读者的阐释体系有简繁之分，但却没有有无之别。幼儿园的幼儿在看连环画时，会问哪是好人哪是坏蛋，这好人与坏蛋就是他的阐释体系。这些不同的读者、不同的阐释体系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的结果，就造成了阐释的开放性。这样，文本的规定性造成了阐释的确定性，而读者的能动性又造成了阐释的开放性。自然，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一些。由于文本因素的矛盾，文本规定性中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分歧性，因而由文本的规定性所形成的阐释的确定性中又含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读者采用的阐释体系，不管简单还是复杂，不管系统还是零散，都不是读者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来自社会，是社会的产物。因此，看似千变万化的读者阐释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不是完全的主观随意性。因此，由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的阐释的开放性中又有一定的确定性。因此，文本造成的确定性和读者形成的开放性都不是绝对的，都只是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言。而就主要方面来看，文本造成的确定性和读者造成的开放性又是无可置疑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文学阐释的确定与开放主要原因。
3、文学阐释时空的相对性
任何事物都在时空之中存在、运动和发展，文学阐释自然也是如此。
文学作品是在时空中变化的。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不仅是说，每一代都会创造出这一代的文学作品，也意味着，由于社会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化，每一代对于文学的看法也有不同，因而文学的内涵、范围、边界也在变化。在中国，文学这一术语最早泛指所有的文献。魏晋南北朝出现文笔之分，文学开始与应用类的文章分别开来。所谓有韵曰文，无韵曰笔，将文学与韵律联系起来。后萧绎将文与辞赋等表达感情讲究辞藻的文类联系起来，“笔”则侧重指章奏之类的应用文，更进一步明确了“文”的内涵。但这时的文还主要是指诗歌，也包括有韵律富文采的散文。宋元之后，特别是到了明清，小说、戏剧地位愈来愈重要，成为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近代之后，西方文学观念东渐，国人文学观念逐渐与西方接近，形成了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分为主的文学观。20世纪末，文学观念扩容、边界发生变化，新的文学类型如微小说、手机文学、摄影文学等不断出现。很明显，随着文学观念等的变化，文学的范围、边界随着发生变化，文学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一部作品，在某一时代可能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在另一时代则可能会排除出文学的范围。而某一时代没有出现的文学类型，在另一时代则可能大量地出现。
另一方面，读者也是在时空中流动的。鲁迅认为，“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读者。读者居住在不同的空间，并在时间中流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读者，往往分享着同样的思想、文化和阐释体系，生活在相同的社会，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文学阐释方面，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在对同一文学对象的阐释方面，差异与分歧则往往更大更多。
古希腊哲人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万物皆变，一切均流。但这流和变又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量的变化是不间断、永恒的，而质的变化则是分阶段、有界限的。时空的量变如流水，而时空的质变则有一定的规定性，只有当量变发生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导致质的变化。因此，从量的角度看，时空是不断变化的，但从质的角度看，在一定的范围内，时空又是稳定的。存在于时空中的文学、读者、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和一定的阐释体系当然也是如此。相同时空中的质的稳定性决定了阐释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从而形成阐释的确定性。而不同时空中质的变化性和同一时空中的量的变动性又决定了文学阐释变动性与断裂性，从而形成阐释的开放性。这是造成文学阐释边界的确定与开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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