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幽默有多种。有时，是在叙述中偶出妙语，例如：“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有绝对的好坏……”（《到了济南》）有时，则在谈论严肃意见的当口儿，不动声色将笔峰一拐，转为调侃：“发稿即发稿费，决不拖欠，落选之稿及早退回，并附函详细说明文字的缺点，如作者不服而在别的刊物上发牢骚，则由编辑部极客气的极详细的答辩，登载国内各大报纸。作者还不服，而且易讨论为叫骂，则由编辑部雇用国术名家，前去比武，文章必有武备，以免骂上没完也。”（《理想的文学月刊》）再有的时候，也肯于拿自己插科打诨一通，以喻讽世间的某些人和事：“看着别人写，个儿是个儿，笔力是笔力，真馋得慌。尤其堵得慌的是看着人家往张先生或李先生那里送纸，还得作揖，说好话，甚至请吃饭。没人理我。我给人家作揖，人家还把纸藏起去。写好了扇子，白送给人家，人家道完谢，去另换扇面。气死人不偿命，简直的是！”（《写字》）生活中带着幽默色彩的事物，对老舍来说，真是无处不在，俯拾皆是。
从古到今，中国的作家文学传统中，虽然说不上绝对没有幽默的一席之地，但也确是不大盛产幽默。老舍偏偏生在了一个凄风苦雨遍布域中的年代，周边的幽默作家便更是难觅。鲁迅当时所持的看法，大约能代表一批严肃作家的认识：“‘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 鲁迅：《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4卷第45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幽默，在许多人眼里，被看成了是与高尚、神圣艺术冰炭不可同炉的东西。老舍初涉文坛，曾经自发地崭露了他的幽默天性，在受到读者们重视的同时，也捱了不少来自严肃文人方面的批评。一时间，他自己也有点不知如何措手足。写《大明湖》和《猫城记》，他就曾着力“改邪归正”，主动放弃幽默，结果呢，同时丢掉了个性和优势。他不得不把幽默——这件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艺术法宝，重新找回来。为了能够不再受到不应有的干扰，他开始自觉地研究幽默之于文学的关系问题，并且终于建立起来能够赢得自信的比较完整的幽默观。
在写于1934年的《老舍幽默诗文集·序》中，他略带夸张地记录了所听来的对于幽默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有的人说“幽默就是讽刺”，“该禁止”；有的人则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学的致命伤”；有的人说“幽默就是开心”，“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有的人又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有的人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有的人还说“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量的表现”。在这篇序文里，老舍对如上说法，并未分别予以评价，可能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关切，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从1935年到1937年，陆续发表文艺论文、随笔、杂文《我怎样写〈离婚〉》、《我怎样写〈牛天赐传〉》、《又是一年芳草绿》、《谈幽默》、《“幽默”的危险》以及《当幽默变成油抹》等等，则是逐步明朗地向世人亮明了他的幽默观。
“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这是老舍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与实践，所得出的理直气壮的结论。他从“《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没招出什么‘打倒’来”的事实，认识到，具有正当爱憎、严肃主题的作品，不仅是可以包容幽默，甚至是可以因合理运用幽默而获得更大成功的。他由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入手，指出：“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谈幽默》）因为有了这份顿悟，他不再犹疑徘徊，公开声明：“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又是一年芳草绿》）
在为幽默正名的同时，老舍也对“什么是真正的幽默”，进行了研究。他既把“幽默”与“讽刺”、“机智”、“滑稽”等做了严格区分，又道出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创作体会：“幽默……据我看，它首先是一种心态”，“幽默的人……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和嘲弄。”“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好笑的心态。……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谈幽默》）“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像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为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幽默”的危险》）假如我们把老舍的这些话语与他的社会文化出身相联系，就不难想象，拥有这样的幽默心态，对他来说实非造作，这种心态让一些人感到“可爱”，而让另一些人感到“讨人嫌”，对他来讲，同样是没法避免的。
老舍来自社会底层，贫苦大众通常具备的乐天知命精神特征，在他的身上有着天然体现，加之旧时京城旗族（包括下层旗人们）喜欢追求超脱闲适的处世风度，也给过他不小的影响，到后来，又读到了狄更斯、塞万提斯、马克·吐温等西方幽默作家的作品，他已有的温厚、诙谐心态，便在西方艺术的滋养中间，得到了新的调理。所以，老舍才把幽默看成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愿轻易舍弃。
在《幽默变成了油抹》这篇小品里面，作家满带戏谑地写了一对年幼的小兄弟，错把父母所说的“幽默”当成了“油抹”的故事。看到父母每次读起《论语》杂志上的文章，总要开怀大笑，并连声赞叹“真幽默，哎呀，真幽默！”小哥俩不解，偷看那本杂志，又不懂上边的文字，为了找到“油抹”的感觉，他们把家中值20多块钱一盒的各色油彩，全都抹到了脸上，还美其名曰：“爸是假装油抹，咱们才是真油抹呢！”这则杂文意在说明，真正的幽默，不是任凭什么水平和智商的人都可以理解领会的，只有人生有过比较厚重经历、达到了相当思想修养层次之后的人们，才可能深入体味幽默的理趣与堂奥，不然，随便地去评判和指摘它，是终难避免把“幽默”错当成“油抹”这样可乐而又可悲的事情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