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幽默有多种。有时,是在叙述中偶出妙语,例如:“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有绝对的好坏……”(《到了济南》)有时,则在谈论严肃意见的当口儿,不动声色将笔峰一拐,转为调侃:“发稿即发稿费,决不拖欠,落选之稿及早退回,并附函详细说明文字的缺点,如作者不服而在别的刊物上发牢骚,则由编辑部极客气的极详细的答辩,登载国内各大报纸。作者还不服,而且易讨论为叫骂,则由编辑部雇用国术名家,前去比武,文章必有武备,以免骂上没完也。”(《理想的文学月刊》)再有的时候,也肯于拿自己插科打诨一通,以喻讽世间的某些人和事:“看着别人写,个儿是个儿,笔力是笔力,真馋得慌。尤其堵得慌的是看着人家往张先生或李先生那里送纸,还得作揖,说好话,甚至请吃饭。没人理我。我给人家作揖,人家还把纸藏起去。写好了扇子,白送给人家,人家道完谢,去另换扇面。气死人不偿命,简直的是!”(《写字》)生活中带着幽默色彩的事物,对老舍来说,真是无处不在,俯拾皆是。
从古到今,中国的作家文学传统中,虽然说不上绝对没有幽默的一席之地,但也确是不大盛产幽默。老舍偏偏生在了一个凄风苦雨遍布域中的年代,周边的幽默作家便更是难觅。鲁迅当时所持的看法,大约能代表一批严肃作家的认识:“‘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 鲁迅:《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4卷第45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幽默,在许多人眼里,被看成了是与高尚、神圣艺术冰炭不可同炉的东西。老舍初涉文坛,曾经自发地崭露了他的幽默天性,在受到读者们重视的同时,也捱了不少来自严肃文人方面的批评。一时间,他自己也有点不知如何措手足。写《大明湖》和《猫城记》,他就曾着力“改邪归正”,主动放弃幽默,结果呢,同时丢掉了个性和优势。他不得不把幽默——这件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艺术法宝,重新找回来。为了能够不再受到不应有的干扰,他开始自觉地研究幽默之于文学的关系问题,并且终于建立起来能够赢得自信的比较完整的幽默观。
在写于1934年的《老舍幽默诗文集·序》中,他略带夸张地记录了所听来的对于幽默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有的人说“幽默就是讽刺”,“该禁止”;有的人则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学的致命伤”;有的人说“幽默就是开心”,“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有的人又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有的人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有的人还说“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量的表现”。在这篇序文里,老舍对如上说法,并未分别予以评价,可能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关切,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从1935年到1937年,陆续发表文艺论文、随笔、杂文《我怎样写〈离婚〉》、《我怎样写〈牛天赐传〉》、《又是一年芳草绿》、《谈幽默》、《“幽默”的危险》以及《当幽默变成油抹》等等,则是逐步明朗地向世人亮明了他的幽默观。
“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这是老舍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与实践,所得出的理直气壮的结论。他从“《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没招出什么‘打倒’来”的事实,认识到,具有正当爱憎、严肃主题的作品,不仅是可以包容幽默,甚至是可以因合理运用幽默而获得更大成功的。他由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入手,指出:“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谈幽默》)因为有了这份顿悟,他不再犹疑徘徊,公开声明:“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又是一年芳草绿》)
在为幽默正名的同时,老舍也对“什么是真正的幽默”,进行了研究。他既把“幽默”与“讽刺”、“机智”、“滑稽”等做了严格区分,又道出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创作体会:“幽默……据我看,它首先是一种心态”,“幽默的人……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和嘲弄。”“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好笑的心态。……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谈幽默》)“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像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为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幽默”的危险》)假如我们把老舍的这些话语与他的社会文化出身相联系,就不难想象,拥有这样的幽默心态,对他来说实非造作,这种心态让一些人感到“可爱”,而让另一些人感到“讨人嫌”,对他来讲,同样是没法避免的。
老舍来自社会底层,贫苦大众通常具备的乐天知命精神特征,在他的身上有着天然体现,加之旧时京城旗族(包括下层旗人们)喜欢追求超脱闲适的处世风度,也给过他不小的影响,到后来,又读到了狄更斯、塞万提斯、马克·吐温等西方幽默作家的作品,他已有的温厚、诙谐心态,便在西方艺术的滋养中间,得到了新的调理。所以,老舍才把幽默看成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愿轻易舍弃。
在《幽默变成了油抹》这篇小品里面,作家满带戏谑地写了一对年幼的小兄弟,错把父母所说的“幽默”当成了“油抹”的故事。看到父母每次读起《论语》杂志上的文章,总要开怀大笑,并连声赞叹“真幽默,哎呀,真幽默!”小哥俩不解,偷看那本杂志,又不懂上边的文字,为了找到“油抹”的感觉,他们把家中值20多块钱一盒的各色油彩,全都抹到了脸上,还美其名曰:“爸是假装油抹,咱们才是真油抹呢!”这则杂文意在说明,真正的幽默,不是任凭什么水平和智商的人都可以理解领会的,只有人生有过比较厚重经历、达到了相当思想修养层次之后的人们,才可能深入体味幽默的理趣与堂奥,不然,随便地去评判和指摘它,是终难避免把“幽默”错当成“油抹”这样可乐而又可悲的事情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