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研究◎
作
者
简
介
张悦， 湖南凤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著有《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文人传统与新文学作家》等。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左翼作家被视为“京海之争”中的旁观者，鲁迅 “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的观点更是长期被看作对京海各有批判的经典论述。但是本论文通过梳理鲁迅、徐懋庸、胡风、姚雪垠等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言论，认为左翼作家不仅是这场论争的主要力量，“与其京派也，宁海派”的态度也折射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海派商业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与共振。
关键词
京海之争 沈从文 左翼
大部分文学史对“京海之争”的叙述，常常是这样一个模式：京派作家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海派，上海作家苏汶等人发文反驳，然后一旁观望的鲁迅等左翼作家以“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对京海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然而，如果据沈从文的《论海派》所说，海派与礼拜六派是“一样东西的 两样称呼”，那么为何在上海纷纷撰文的却是徐懋庸、鲁迅、森堡、姚雪垠、胡风等一众左翼作家？沈从文特意将杜衡、茅盾、叶绍钧、鲁迅几人排除在 “海派”之外，为何朱光潜晚年在谈到“京派”和“海派”论争时要说“‘海派’主要指‘左联’”？如果“京海之争”只是针对地域差异和文化风气，为何师陀会说：“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这些疑问都在说明，“京海之争”绝不仅仅是单纯京派与海派二者之间的对垒，海派所指的模糊，让这场论争成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里多方力量的对话。而在这其中，左翼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维。
一 “海派主要指左联”？
朱光潜曾在《我的自传》中说：“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1海派为何会指“左联”呢？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之中更多是一个局外者的角色，鲁迅的“官的帮忙”和“商的帮闲”著名论断更是将京海两派各打五十大板。朱光潜公然将海派指向左联，会不会是朱光潜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光潜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言论，早在《文学的趣味》 中他就提到：“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2京派的另一位代表性诗人卞之琳，似乎也有将海派归为左翼之嫌：“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3在卞之琳的表述里，“学院”里“保守的”自然指的是北方的京派，“文坛”上“进步的”也只能是上海的左翼文学。为何京派作家在提到“京海之争”时，都会将海派指向左翼作家呢？为了厘清这个问题，需重新对当年的这场论争进行梳理。
一般认为，“京海之争”是由沈从文1933年10月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者的态度》所引发。同年12月在上海的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 对沈从文的言论表示不满，沈从文紧接着发表《论“海派”》做出回应，在这一来一往中，“京海之争”正式拉开序幕。有意思的是，虽说我们常常将这场论争称为“京海之争”，但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京派与海派双方之间的论战，因为这场论争中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自居海派发表意见，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海派参加的京海之争”4。那么，在上海的发声者究竟是谁呢？按照时间的顺序笔者大致梳理了一下这场论争中上海方面的发声情况：苏汶《文人在上海》（1933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曹聚仁《京派与海派》（1934年1月17日《申报·自由谈》）、《续谈“海派”》（1934年1月26日《申报·自由谈》）、《北平与上海》（原载《笔端》，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版），徐懋庸 《商业竞买与名士才情》（1934年1月20日《申报·自由谈》），青农（阿英）《谁是“海派”》（1934年1月29日《申报·自由谈》），森堡《文人的生活苦》（1934年2月《现代》第4卷第4期），鲁迅《“京派”与“海派”》（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南人与北人》（1934年2月4日《申报·自由谈》）、《京派和海派》（1935年5月《太白》第2卷第4期），古明（徐梵澄）《南北文学 及其他》（1934年2月24日《申报·自由谈》）、《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1934年3月17日《申报·自由谈》），廖沫沙《文学和“天空”、“黑夜”》（1934 年3月3日《申报·自由谈》），祝秀侠《京派文人的丰采》（1934年5月1日《春光》1卷3号），韩侍桁《论海派文学想象》（1934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小文章》），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1935年5月1日《文学》4卷5号），姚雪垠 《京派与魔道》（1935年7月1日《芒种》第8期）。
从以上梳理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上海方面发声者确实是左翼作家居多。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京海之争”叙述模式形成的过程，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大部分的论述都认为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挑起了“京海之争”，但细读这篇文章，其实沈从文重点并不是在讲京海两派的区别，而是在批评一种玩票白相文学者的创作态度。也有学者认为苏汶的《文人在上海》才是“京海之争”的实际触发点5，诚然，苏汶在《文人在上海》确实提到“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尤其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但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根据这句话来推断这里“北方的同行”就是特指沈从文，苏汶的《文人在上海》就是针对《文学者的态度》而写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些 牵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看低海派、批判海派文化并非沈从文一人的独见，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对海派的歧视是带着一些“历史性的恶意”6。这种恶意不仅来自北方的同行（周作人早在1926年就曾发表《上海气》批判上海文化），也来自上海的同行，鲁迅曾先后发表《革命咖啡店》《书籍与财色》《“商定”文豪》等文章批判上海文坛的乱象。所以我们很难推断苏汶的这篇文章一定是针对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所写。那这场论争是否是由沈从文《论“海派”》对苏汶的回应而正式引爆的呢？《论“海派”》一文确实是针对苏汶的《文人在上海》所写，但沈从文开篇即表态“我同意那篇文章”，而且为了避免上海文人有所误解，沈从文进一步明确了“海派”的所指：“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自己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人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7并且强调苏汶、茅盾、叶绍钧、鲁迅绝对不可能是海派。沈从文这番对海派的补充解释，并不旨在激化北京与上海两地的争端，相反在于通过明确海派的所指，来避免上海文人的误解。
那么正式将京海两派放入一个对立框架的，究竟是谁呢？笔者认为正是“旁观”的左翼作家。曹聚仁1934年1月17日发表的《京派与海派》：“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8最先将京海两派放在一个对垒台上的，正是曹聚仁的这篇文章。此后徐懋庸《商业竞买与名士才情》，鲁迅的《“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等，基本上沿用的都是这个模式，鲁迅的《“京派”与“海派”》的开头一段更是直接建构了关于“京海之争”叙述的最早模式：“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9当下文学史关于“京海之争”发端的叙述基本上沿袭的都是鲁迅的这个说法。而鲁迅对于“‘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的评 说也几乎成为当下提及“京海之争”必定出现的经典论断。而对于沈从文来言，或许一开始他所指的海派并非直指左翼，但左翼文人对京派的攻击，也引起了沈从文的回击。他在《关于“海派”》中说：“正值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的此时，什么人从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我很想明白这问题从另一观点上所看到的结论我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皆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的时节，故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 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10
当下关于“海派”的定义和外延已经逐渐扩展，从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到张爱玲等作家都渐渐被纳入海派的范畴，在这样的语境中，“海派就是左 联”的说法自然不可能成立。但是，如果回到“京海之争”的历史语境，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时的左翼文人确实承担了“京海之争”中上海方面的主要力 量，并且对于这场论争的发展、定性和评说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左翼为何“与其京派也宁海”？
如果说前些年“革命文学”论争对左翼文学运动的主体建构还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京海之争”论争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场不痛不痒的文人笔战而已。参战的左翼文人既没有借此大谈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也没有伺机大肆批判同在上海的“海派”，以巩固左翼自身力量。或许也正是因为此，当下文学史中谈起“京海之争”，很少会将左翼文人的态度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谈起左翼文学参与的论争，也很少会将“京海之争”纳入其中。如此一来，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态度往往也被一起忽略掉了。
曹聚仁虽然没有加入左联，自称“乌鸦主义”，但1930年代他与左翼文人的个人交往、办刊活动等方面密切的交集，曹聚仁的态度也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曹聚仁在《京派与海派》中，洋洋洒洒以三个“无以异也”的长句排比，论证了京派和海派只不过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已。随后就在《续谈海派》中提出，京派海派表面上都披着“道德”“清高”“精神生活”的外衣，但照妖镜一照，都会露出狐狸精的尾巴。“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11话里话外都流露出“褒海贬京”的味道。随后曹聚仁更是直接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与其京派也宁海”。徐懋庸在《商业竞买与名士才情》中也存在对海派“明贬暗褒”的倾向：“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12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虽然写下了著名的“‘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13，紧接着这句后面的那句话却常常不被重视：“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 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14是“难于掩饰”的海派，还是“忘其所以”的京派，鲁迅此处的褒贬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事实上，从徐懋庸的《商业竞买与名士才情》，鲁迅的《“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到胡风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左翼作家看似以“旁观者清” 的局外人身份对京派和海派各有抨击，但本意却是在京海对立的二元语境中对京派声讨。
左翼文人这样的行为和态度，究竟是为何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回到“京海之争”发生的时间原点。1933年至1934年，对于京海两地文坛来说都是极其关键的时间点。拿京派来说，夏志清称：“一九三四年，可以说是北京的文学复兴时期。”151930年代初期的北京文坛，徐志摩意外去世，胡适早已钻进故纸堆，周作人更是退回书斋做“文抄公”。沉寂太久的北方文坛，期待着一种全新的力量，沈从文和《大公报》的出现无疑承担了这个角色。因此有学者认为，沈从文是为了振兴京派的影响力，才有意挑起了“京海之争”。16无论沈从文是有意还是无意，从实际情况来看1934年后的京派，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大公报》 与后来的《文学杂志》为阵地，沈从文、卞之琳、萧乾、何其芳、师陀、朱光潜等人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方面迎来了一个作品的高峰。
同样，对于左翼文学来说，1933年至1934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由于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以及组织内部的各种矛盾，当时的左联已经基本处于解散状态，徐懋庸后来曾这样回忆道：“‘左联’在一九三四年后，组织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外地的支部，除日本东京的那个（任白戈在搞）外，都失去联系，上海的各学校的小组，也很多失去联系，许多盟员不知下落，盟费收不起来，机关刊物也很久没有出。”17此时爆发的“徐何创作事件”更是给予了各方抨击左翼的有利借口。组织逐渐涣散、机关刊物更是被封锁，想要在上海这个都市生存下去，商业化不仅不是左翼作家抨击的对象，反而是重振力量的重要抓手。在“京海之争”的唇枪舌剑中，我们不难发现《申报·自由谈》是左翼文人的主要阵地。虽然《申报·自由谈》在1932年被黎烈文接手进行改革，但这份报纸仍然是上海主流文化媒介。面对这样一份报纸，左翼作家在供 稿时不得不所有顾虑。茅盾就曾谈到自己的苦闷：“写完《徐志摩论》，我就反复思考，写点什么给《申报·自由谈》？抨击文坛的怪现象，倒有题目，譬如写写《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一类的文章。上海的文坛，‘一二八’战争后，曾热闹了一阵战争文学，但是到了下半年，武侠、神怪、色情的小说、电影又泛滥起来，什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影片，在上海的小市民中风靡一时。这种文艺实际上是‘鸳鸯蝴蝶派’的变种，我也曾著文抨击过。但是 《自由谈》不是文艺副刊，不宜多谈文艺；而且黎烈文才接过‘鸳鸯蝴蝶派’长期盘踞的《自由谈》，我就在上面放炮攻击他们，也会使黎烈文为难，《申报》的老板也会不高兴。”18茅盾这番话这表面上看是因为怕黎烈文为难，更重要的是因为，商业机制实际上也是同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吴福辉先生曾将上海称为“政治型的工商社会”19，1933年的左翼作家不得不主动适应甚至是利用这种“工商社会”。因此，我们才得以看到1933年后，一个并不直接从属于左联组织的左翼文坛：萧红、萧军、张天翼、艾芜、 沙汀等青年作家才得以崛起。甚至可以说，左翼文学在向上海商业机制的适应过程中，聚集出了如此多的优秀的作家，留下了如此多的优秀的作品。
三 写作态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在“京海之争”中，有一个人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师陀。师陀在文学史上的流派属性一直比较模糊，师陀作品中对人性美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使他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与京派趋同，但是题材上对现实的关注和思想上的倾向又和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自己的流派属性，师陀曾这样表示：“在文学上，我反对遵从任何流派（我所以要说出来，原因大概是我说这种话的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20这样一个游移在京派与左翼之间的作家，他对于这场论争的看法和态度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早在“京海之争”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师陀就发表了《京派与海派》，有意思的是，这篇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却并没有站边京派的意思，反而批判沈从文的文章“极端愤慨的”，“主观成分很大”。对于京海两派的论争，师陀并没有明显的偏向，认为“自然‘京派’并不因此就可贵，以‘物廉价美’作号召而控告反抗者的杂志亦不曾多卖一本”21。然而，师陀事后再谈起这场论争时的态度却十分值得我们回味：“‘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22“与其‘京’也宁‘海’，足见争论一开始就和政治联系起来了。”23
诚然，京派与左翼在政治态度上确实有所分歧，但在“京海之争”中政治问题并非双方探讨的主要问题。到了1936年的“差不多”论争，京派才比较直接地亮出“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师陀为什么会说京海两派骨子里是政治问题呢？
如果说鲁迅将京派定位为“官的帮忙”，确实有将京派与权贵势力挂钩的意思，其他左翼作家似乎也并不将南北文学的差异仅仅视为地域问题，比如 说古明认为南北文学的差异，关键在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物产富裕的差异：北方“森林即被用光，河流也渐改道，沃壤也变为荒原”，“生活更要困窘起来，文化更要衰落”。24这番言论引起了左翼文人廖沫沙的不满，他随即在《文学和“天空”、“暗夜”》中针对古明的言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文化南移“更是人为的，与自然环境无关……南北文化的消长，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治中心的南迁。政治中心为什么南迁？是因为南方与北方社会 前进的速率不同，北方还在封建的老爷大人牢固的统治下，而南方却已在中外阔人、买办、流氓的手中”25。胡风也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中对京派远离 现实、远离群众提出了批判。森堡更是直接提出了文人在京海两难中的第三种选择——成为大众的一员：“第三条路，我以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众分离开来，反之，却无时无刻不使自己成为大众中间的一员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为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所以才能够明确地认清，估定所谓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26从鲁迅到胡风再到森堡，左翼文人确实在 “京海之争”中注入了左翼式的话语逻辑。
但师陀是否指的这个意思呢？我们不妨回到师陀这句话的原始语境。这句话其实是针对杨义的提问：“对于三十年代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您有何看 法？……其实京海之争，是不能机械地做政治性判断的，许多争论出在艺术风格的追求上。”27对此，师陀完整的回答是，“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任务，不在追随流派，而在反映他所熟悉的社会和人。唯其这样，才能称为创作。当然也可以追随流派，但不应排斥其他流派。我不记得朱光潜、刘西渭曾讲过我属于‘京派’，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冯至、吴组缃等，全不属于‘京派’。‘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28
笔者认为师陀这句话可以解读出两层意思：一方面，师陀反驳了杨义认为“京海之争”只是出在艺术风格的差异上，而认为根本在于政治问题。事实上，京海对艺术风格的不同追求、写作态度的差异，实际上在根本上反映的是政治的态度。一个作品、一个作家艺术的追求总是与政治性联系在一起的。“京海之争”后京派作家的政治态度逐渐明朗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可以追随流派，但不应排斥其他流派”，这实际上是师陀对于文学流派的 一种深层次认识。不同的社团也好、流派也罢，都并非截然分明的，且不说各自在文学活动、创作题材、文学观点、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都有交集，同一 个作家、同一个流派在不同语境下对相同的对象都会有差异较大的态度，尤其是在论争当中。拿左翼作家来说，在单独面对“海派”时，鲁迅的批判态度比沈从文更为激烈。鲁迅即写过《文人无行》《“商定”文豪》等，对此进行尖锐揭露和讽刺。而当他们面对“京派”对“海派”乃至整个上海文化的指控时，表达得更多的却是对“京派”的不满。沈从文也是如此，沈从文在刚离开上海的时候，就给王际真写信说：“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29在谈到丁玲时，沈从文也毫不吝啬地对上海这种商业机制给予了肯 定：“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政府的法律，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因为现在有人 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书店中人使她生活下来，当时社会的统治者正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当时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的。”30
同一个作家换一个城市空间、换一种文化身份、换一个论争对象，他的观点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便是文学论争的奇妙之处，尤其对于“京海之争”来说，既是两种文学观念的博弈，也是两种空间文化心态的对峙。沈从文与鲁迅，都经历过京海两个文化空间的转徙，都在京海文化中各自感受过满足与挫败，作为个体作家的他们，对京海两地的感情与态度自然是异常复杂。但当论争发生，京海各占一方时，身在上海的鲁迅与身在北方的沈从文又不自觉会对“本方”产生一种空间体认，从而在与对方的对峙中强化对本方的认同与主体建构。因此， 我们今天再看“京海之争”，不仅是地域风气、写作态度的差异，甚至也不仅是 政治态度的分歧，还必须考虑到这是两个空间心理机制的较量，这样或许会为我们理解左翼作家为何要加入“京海之争”，为何“宁海而勿京”提供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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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2 朱光潜：《文学的趣味》，《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3 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读书》1983年第10期。
4 5 吴述桥：《论“第三种人”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及影响》，《文艺争鸣》2011年 第11 期。
6 7 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1934年1月10日。
8 曹聚仁：《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7日。
9 13 14 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4日。
10 沈从文：《关于海派》，《大公报》1934年2月21日。
11 曹聚仁：《续谈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6日。
12 徐懋庸：《商业竞买与名士才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0日。
15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16 刘涛、黄德志：《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媒介策略——以“京海之争”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7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196页。
18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
19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
20 师陀：《〈马兰〉成书后录》，《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21 师陀：《京派与海派》，《大公报》1934年2月10日。
22 28 师陀：《致杨义》，《师陀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3 师陀：《两次去北平》，《师陀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24 古明：《南北文学及其他》，《申报·自由谈》1924年2月24日。
25 廖沫沙：《文学和“天空”、“黑夜”》，《申报·自由谈》1934年3月3日。
26 森堡: 《文人的生活苦》，《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
27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29 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2002年版，第143页。
30 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出版社1934年版，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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