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7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史。如果把这一知识谱系比作一座大厦，文学史的编撰是大厦的地基，文学的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是大厦的四个支柱，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这种方法论上的博弈是大厦引光照亮的窗户，而史料整理工作与史料学的建立则是大厦构架起来的砖砖瓦瓦。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摘自《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现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而存在的，它与现代文学同步发生，并且及时深切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过，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具有学科史特征的学术活动，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真正起步的。70年来，在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战略的引导与支持下，现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体系的创立、问题意识的拓进、话语方式的形成、研究方法的丰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谱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使得现代文学从一种文学史现象升格为一个文学史学科，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教育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壹
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转型在学术上的表现，首先是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蓦然兴起。史的写作，一方面是新型大学文学教育的课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新生的共和国在建立新学术体制和知识系谱的一种当务之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与周扬则分别作有关国统区进步文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专题总结报告。这三个报告为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定下了评估标准与编写原则。第一，在新文学的发生学描述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几乎每一本文学史上都充分展开了对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等社会形态方面的表述，并将其用作新文学运动展开与发展的物质背景。第二，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描述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得到了坚定与明确的贯彻。阶级观念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被用来对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事件进行定性，而且被引进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阐析。第三，在新文学的发展动力的描述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指导性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贯穿进了整个文学史的编写中。人民本位、群众本位得到了强调。现代文学史撰写中这三个基本原则的确立，无疑显示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经基本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文学史编写在叙史体例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文体分叙模式，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基本沿袭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讲授纲要，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类为叙史之经，以各门类艺术的不同创作倾向、流派或风格为叙史之纬。第二种是文体加评传模式，以丁易和刘绶松的两部现代文学史专著为代表，在编写体例上有所新创，设置作家专章专节，按照文学史现象的重要与否来安排章节比例，在对文学流派倾向的介绍中也都有一位代表性作家作为重点。这两种叙史体例建构起了现代文学史著述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的格局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形态，以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为标志，综合性现代文学史著述在吸取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史也层出不穷，异彩纷呈，断代史、文体史、区域史、类别史，等等，都在各自领域中出版了重要成果。新世纪以来，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等著作，把图像阅读方式引入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的尝试，增加了文学史自身的现场感。70年来现代文学史著述的发展，包含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一是著史目的从教材编撰向学术研究的转型，一是史家视角从面向点的迁移。从教材型向学术型的回归，从面向点的转移，这两种发展趋势的本质意义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学术精神与个人智慧的强化，既体现着现代文学史著述观念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也代表着现代文学史知识谱系的基本定型。
贰
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主要标志是文学言说方式的改变，其中既包括在话语方式上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也包括在话语内涵上文学新概念的产生与运用。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从对这些新概念的演绎、引申和规范开始的，并在每个时代的新演绎、新规范的博弈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不断整合每一时代最为前沿的人文思想成果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知识谱系。在这一知识谱系中，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是四个基柱，70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话题大致都围绕这四个基柱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为基础和迫切的工作，就是对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进行发掘与阐析。这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进行史料总结和理论概括，第二个层面是对左翼作家作品的革命性进行阐析，第三个层面则是对民主作家的进步性进行发掘。80年代中期，革命性的内涵开始从政治意义向文化意义延伸。王富仁《〈呐喊〉〈彷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作为标志性成果，将鲁迅研究从单一性的政治革命思路回归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关于革命抒情和革命叙事中的一些传统话题，其价值和意义也都得到新的阐发。尤其是延安文学研究，在文化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视域下，已经超越了战争时代权宜之计的认知，成为革命文学发生发展合理而且合乎文学规律的必然途径。
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是在改革开放的总体语境中形成的，是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现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1982年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发表以来，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首先，现代性与“现代派”之间的理论辨识得到推进，现代性包含“现代派”但不等于现代派成为学术界共识。其次，现代性视角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在现代性文学史观指导下，许多远离时代政治但从不同角度表达着对现代人性和现代文明思考的作家作品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革命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与统一，也成为延安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标志性拓展。再次，现代性理论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强烈当代性的学问。现代文学不仅在文学史的时间下限上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必须总是面对和回应当下中国文化创造与发展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民族性话题历史悠久，1949年前有关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形式源泉的选择上，民间形式中心说在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引导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的古典形式是文学民族性的主要源泉成为共识。王瑶从史的发展观点立论，开创了现代文学民族性研究的先河。唐弢强调现代文学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描绘和“人们对待生活的具有历史内涵的精神状态”的刻划，“画出现代中国人的魂灵”，乃是现代文学民族化的根本特征，从民族生活刻划与民族精神表现的角度定义了民族化的内涵。90年代陈思和提出“民间形态”观念，新世纪初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理论，都是沿着唐弢的思路、在唐弢的理论高度上对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的一种新的拓进。陈思和“民间形态”理论倡导从作品的形式与观念中发掘民间文化、民间智慧的遗存，在通行的古典文学之外为现代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提供一条走向深层和底层的路径。王富仁“新国学”理念针对国学热中对现代文学的有意误读以及90年代以来社会上弥漫着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望情绪，指出现代文学天然地就是现代中国的国学。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从本土性立场与现实性应对的融合中阐释了现代文学民族性与国人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赋予现代文学民族性以鲜活的生命气息。
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80年代中期，新生代学者集体奉献出《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世界”不仅成为现代文学的关联物，而且成了现代文学的目的地。90年代以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学界，引起了研究者对影响研究中暗含的西方话语强势的警觉。陈思和提出了现代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探讨中国文学怎样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何种位置，探讨现代文学再生了什么样的世界性因素，对于丰富世界文学谱系的内涵作出了什么样的新贡献。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为和西方文学同处一个世界谱系中的具有自我主体性并具有自己的结构功能的文学。“世界性”问题的提出，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强势的遮蔽，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
叁
7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或发展或停滞，或丰富或狭窄，都与方法的倡导和使用密切相关。50年代之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了指导地位，现代文学研究史出现了第一个辉煌期。但随着极“左”思潮的干扰，人文科学一度走向简单、粗暴、机械，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本身也遭到扭曲与摧残。8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解放虽然是观念先行，但方法问题很快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成就无疑都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大胆变革，有的成果本身即是方法变革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方法变革第一个表现就是从分别到整体的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既是时间概念，更是方法概念。淡化学科界限、扩大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和强调现代文学进程性是这个文学史命题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这个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确立了由分别到整体的研究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受现代科学分门别类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以精分细别为原则，但精分细别发展到极端，文学史的丰富性就会遭到删削，文学自身的生命力也会遭到压抑以致干枯而僵滞。整体意识的确立，打破了学科界限，弥合了论、史、文学批评的割裂，更重要的是促使现代文学的研究回到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与科学精神上来。一方面，整体性研究勾连起过去被意识形态隔离或者割裂开来的各种文学场域，重组了现代文学的历史空间与生态资源；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 一种方法，启示和加强了研究者在重构文学史话题、重新阐释和照亮文学史料方面的主体性的发挥。
方法变革第二个重要成果是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的转型。转型的理论自觉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汪晖主张回到鲁迅的精神世界内部，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内在性与鲁迅作品文本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文学世界》突破了决定论与反映论的传统分析模式，通过对鲁迅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洞察，对鲁迅精神世界自我分裂的感觉方式的分析，展现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悖论与鲁迅文本世界中的矛盾的同构性。孙玉石提出重建现代解诗学的主张，不仅深入阐发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诗人的解诗学观点，而且重释鲁迅《野草》，为现代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钱理群提出的“文本细读”主张及其实践，对现代文学学术方法运用上的自觉反思也有其显著的启示意义。一些中青年学者或者继承现代解诗学的传统，吸取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方法，或者坚守文本细读的学术习得，孜孜不倦地在文本的句子、结构中流连体悟，也做出了很多扎实的研究成果。
方法变革第三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从一元独尊到多维发展的转型。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倒文言，只宗白话，导致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不理想。这篇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反思。反思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从一元到多维的发展。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得到极大范围的拓展，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提升，其内容表达上的现代意识得到了发掘。旧体诗同新诗一样，成为现代诗歌大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宗教文学以整体的面目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作家、民主作家、进步作家的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与拓进，而且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也硕果累出，即使那些当年与新文学运动对立的保守派如吴宓、章士钊等，与左翼文学抗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等，其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也得到了合理的评价与定位。
肆
1989年，樊骏发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回顾了1949年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走过的曲折历程。樊骏把史料工作视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详细地论述了史料鉴别与整理的方法与原则，阐析了史料整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表达了对史料整理工作的紧迫感。70年过去了，史料工作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和科技条件不断地发生变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鉴别整理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主要任务。
史料工作作为基础，在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在规范、完善和发展着自身的建设。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史料工作中的史学意识的强化。这种史学意识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建构，从现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搜集、整理和考察史料，它的目的在于总结和探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历程。二是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建构。研究史的出现是一门学科形成规模、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学科在知识谱系建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身的必然要求。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相关成果来看，专题史成果比较丰富，而总体性的研究史还比较鲜见。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意识强化的第三个层次是史料学的建立。新世纪以来，史料学的建立超越了经验论阶段而进入理论性阶段。史料学的理论建构不仅勾连起了国学传统，而且获得了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的知识支援。
总而言之，共和国7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史。如果把这一知识谱系比作一座大厦，文学史的编撰是大厦的地基，文学的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是大厦的四个支柱，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这种方法论上的博弈是大厦引光照亮的窗户，而史料整理工作与史料学的建立则是大厦构架起来的砖砖瓦瓦。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的成就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知识大厦的丰满、富丽与宏大。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是在与时代精神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与完成的，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都在大厦的堂壁刻上了自己的烙印，纵横交错，斑驳陆离。可以预想的是，只要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以强劲的主体意识积极地与时代对话，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就永远走在丰富、成熟与定型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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