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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1957年生于台湾台北。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现为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之重构》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多篇。
访谈时间：2019年8月2日
问：黄老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翻译史研究公众号的采访。首先想请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从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缘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近代思想史研究课题的？
答：我在1975年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台师大）历史系读本科，1979年去中学担任实习教师，1980年毕业，1981到1982年在当兵。1983年的时候，我进入台师大的研究所读硕士，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思想史比较感兴趣。1983年到1985年间，我在台师大读硕士班的时候，开始研究清代的经世思想，那个是我所做的第一个有关思想史的研究，后来写了一本硕士论文。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做思想史的话，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当时选这个题目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台湾的学术界大概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掀起一股研究思想史的潮流。当时有三位老师在台湾大力提倡思想史的研究，一位是余英时，一位是张灏，一位是林毓生，其中张灏老师特别宣扬做经世思想的研究，我大概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从事思想史。
△黄克武教授受访中
问：听您刚才说，您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您从过军，留过学，请问这些阅历对于您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在台湾，每个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我在部队的两年主要在锻炼身体，其他没什么事儿，很多时间其实都在看书。
真正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影响的，是我在台师大的时候碰到的几位老师，对我影响甚大。从早期的陆宝千先生，到张朋园先生、张玉法先生、李国祁先生、王尔敏先生，我都上过他们的课。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是当时在台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墨子刻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他刚好到台湾来客座，我就上了他的课。墨子刻教授对我从事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也曾非常仔细地帮我修改我在他的课堂上写的一些作业，教我怎么写文章，我觉得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始。后来我又跟他与李国祁教授（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写了一篇有关《皇朝经世文编》的硕士论文，他会和我两个人一起读文本，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皇朝经世文编》是清朝中叶的一个作品，文字不太好读，里面有很多典故，还有很多现在不常用的表达方式。他提醒我注意阅读文本时应考虑到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我跟老师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帮助最大。
△台湾师范大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问：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几个转折突破点。
答：我最早是做19世纪初期的思想史，就是魏源、贺长麟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然后我就从19世纪初期往下面做。所以我主要是从魏源的经世思想开始，延续到研究梁启超的思想，然后再到研究严复的思想，再研究胡适的思想，直至研究20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等等。所以大致上来说，我就是从19世纪的初期一直往下做到20世纪的初期，大概19世纪到20世纪的100多年间，是我主要的研究范围。你说的转折大概是环绕几个重要人物的思想来看。
问：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思想史课题的研究呢？
答：从硕士论文写《皇朝经世文编》到博士论文写严复，梁启超与严复的思想大概是我研究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觉得严复是跨足思想史跟翻译史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他是一个翻译大家。所以我从严复开始所做的一些研究，对我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从博士论文开始研究严复的自由思想，分析他的《群己权界论》，然后再扩展到他的社会思想，特别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这些。目前我主要在做跟严复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与《天演论》相关的近代的思想转变。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翻译史研究的？关注翻译问题对您的思想史研究有何推动作用？
答：我在1990到1994年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找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就从梁启超开始，后来我写学习报告的时候做了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份研究也成为了我的第一份出版著作，不过那个并没有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梁启超思想跟翻译之间的关联。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才注意梁启超如何透过明治日本的学术资源译介新观念。
真正要说注意到翻译史研究的话，应该是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当时我要处理严复的自由思想，我以他的《群己权界论》为中心，《群己权界论》一方面是一个翻译文本，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翻译的时候，严复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些改动，这个取向使我的研究与翻译史产生关联。我也从严复研究开始注意到翻译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所以像我在博士论文里面就处理了文本对比，例如严复怎么样从一个英文的文本转移到一个中文的文本，本来是John Stuart Mill的 On Liberty，经过严复的翻译，变成了《群己权界论》。
当时我跟我的老师的做法就是，我先研究这两个文本：一个是On Liberty英文本，另外一个是《群己权界论》的中文本，然后我把这两个对照起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两本书全部打了一遍，这个大概是我最早所做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很强，同时也有许多差异，所以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就是处理On Liberty和《群己权界论》的译文对照。我想这个大概是我研究翻译史的源头。
问：在您看来，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对翻译史研究是否有借鉴作用？
答：因为严复本身是一个翻译家，也是一个思想家，所以透过严复的研究，我可以把翻译跟思想结合在一起。很多翻译家不一定是思想家，可能是做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或者其他各种学科的翻译等，但在这些翻译之中，其实也都有思想的面向，只是不如严复跟思想之间的关系密切罢了。
所以我想严复是把翻译史跟思想史做更进一步结合的很好的纽带，也就是说，我在看翻译作品的时候，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翻译。他的翻译也是另外一种创作，而且他的创作具有很深的思想性。
所以为什么我会把翻译史跟思想史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从研究严复这个题目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翻译问题都有思想的面向，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翻译文本不只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思想的问题。所以翻译史研究如果能够加上思想史的面向，我觉得会看到一些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问：我们在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史研究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答：我觉得还是牵涉到思想史的基本功，也就是说认识到翻译文本是放在一个思想脉络里面出现的，我常常讲，翻译一方面有文本（text），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思想跟文化的脉络（context），而这个文本放在思想文化的脉络之中才容易掌握其意义。过去的翻译史多半是强调文本，也就是注意到文本的翻译，可是怎么样把文本的翻译跟思想文化脉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你问我怎么样从事翻译的思想史研究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建立起一种对于思想史，尤其是近代思想演变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的基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本的思想面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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